近几年来，短篇小说成就突出，佳篇丽什如过江之鲫，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但是，人们在检视和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也常常在思索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作品，主题尖锐，题材大胆新颖，刚发表时，收到了轰动一时的效果，可是，时移事迁，随着“问题”消解，寿命便告终了，再读便觉陈旧和索然了？是这呰作品思想不新、现实性不强，或者没有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吗？问题似乎主要不在这里。那么，究竟为什么？而相比之下，许多古今中外的短篇名作，尽管它反映的生活已成为历史陈迹，尽管它的主题也不及当今的作品更富于现实意义，可是它是那样经久耐磨，每一展读，总感到有一股内在的、永恒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它们的艺术生命力又何以永不衰竭呢？
诚然，大浪淘沙，每一时代能够传世的作品是极稀少的。我们无意要求今天的小说，每一篇只有达到名著的水平方能问世；何况，有些作品也未必没有永久的价值。但是，在这种关于艺术生命力的比较中，难道不能悟出一点艺术规律，使之成为每个作者刻意追求的目标吗？只要深入思索一番，便会发现，那些短篇名著扣动我们心弦的，主要的不是它的事件或社会问题本身，而是人，是一个个活在那些作品里的，令人颤栗、感奋、垂泪、扼腕的灵魂；那一个个既独特又带着普遍性的人物的命运和悲欢！所谓灵魂，并不神秘和玄虚，它指的是既有普遍性又是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性，指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充满喜怒哀乐的心灵变幻。我们提起阿Q、孔乙己、祥林嫂、林老板、老通宝……以及建国后一些优秀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会联想到他们的命运际遇，会与他们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从中品味出生活哲理和历史教训。即使象孙犁的《荷花淀》那样更接近于散文的小说，里面没有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作者所抒写的淀上儿女的人情之美，灵魂之美，民族感情之美，也依然使人荡气回肠。这就昭示了我们：在艺术中，包括被鲁迅称为“一雕阑”、“一画础”的短篇小说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是人，是艺术家揭示出来的美的或丑的灵魂。
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最近评选出来的二十五篇获奖小说来看，我们的许多作者，已经由“写政策”、“写概念”、“写问题”的路上比较彻底地挣脱出来，折入“写人的命运”、“写人情”、“写灵魂”的正确轨道。从艺术规律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转变。恩格斯在评价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指出，文学转向写普通人的命运和悲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在经历了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之后，终于回归到艺术规律上来，这不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热情称赞的吗？
获奖小说大都在总结沉痛历史教训的同时，提出或者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是怎样“总结”、怎样“提出”或者怎样“回答”的呢？是透过探索、揭示一个个打着历史烙印的灵魂，从而“隐现”和“暗示”出历史的教训呢，还是把思考的成果，通过人物这个“工具”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些优秀小说，是通过揭示灵魂的奥秘，去揭示历史的奥秘的。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以“造屋”为关目，几乎概括了农村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幻三十年盖不起“三间屋”，就是在“四人帮”粉碎后，造屋的理想一时也难以实现，李顺大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浮沉。这其间的历史教训是足够沉痛的了。这篇小说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事件本身吗？是隐蔽的政治上忽左忽右的力量如何支配着他的砖瓦和木料吗？如果是这样，一份翔实的农村调查报告就足以达到目的了。敁然，是李顺大这个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灵魂感动了我们的心！当读到妹妹顺珍为盖屋的理想牺牲青春的时候，当听到李顺大被政治风云折磨得麻木而唱出酸苦的《希奇歌》的时候，当最后，为了运砖，他不得不“贿赂”，而深夜扪心，灵魂不得安宁，痛骂自己：“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中国农民坚韧、忍让、忠厚的品质而感动呢？丰富深刻的历史教训已自然地包含在其中了。
然而，要揭示出人的灵魂的奥秘，创造出有生命的性格，是很难的。所谓“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心尤其难也”。要写人，最重要的途径是要真实深刻地描绘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与人物交融渗透在一起。短篇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当然不能要求它包容社会上各种重大的本质的方面，以至大而无当，造成人物与环境的脱节。作者应该象精巧的工艺师选择雕塑人物的材料一样，选择最适宜于揭示人物灵魂的特定环境、角度和侧面。《我们家的炊事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篇小说写一位老工程师如何报国无门，被迫陚闲，内心痛苦不堪，三中全会以后，有了用武之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知道，要写一个人如何的遭殴打，受迫害是容易的，要写出他灵魂深处的痛苦却是很难的。而这篇小说的作者偏有这样的本领。他写的是一个七口之家的日常琐事，落墨最多的义是做饭、论菜之类。这个家很平静，没有什么哪怕稍微激烈的冲突。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作者深刻地塑造了工程师韩冠芳的灵魂，生动地表现了他正直、迂阔，外冷而内热的献身精神，有些怪僻古板的个性。做饭，是件极普通的事，可是当它与吃惯现成饭的高级知识分子韩冠芳联系起来，就有挖掘不尽的内容了。他的沦为家庭炊事员就足以耐人寻味，他的照菜谱却做不出菜，更令人失笑。他的“忽然对做饭产生了那么巨大的热情”，又叫人奇怪。在平静得几乎窒息的空气里，我们仿佛感受到他的情绪的变化，苦闷的深沉。而作者常有他的“点睛”妙笔。例如韩冠芳“切苦瓜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气恼了，把菜刀‘哐当’扔到案板上，两根苦瓜叽哩轱辘滚到地下，他捡也不捡，眯缝起眼睛，从墙上的小窗，瞭望远处的天空，许久一动不动。”“一会儿，他忽然长叹一声，低头拿起菜刀，用刀背轻轻敲击着案板，象吟诵古诗似的，拉着长声，自言自语：‘小人哉——韩冠芳啊！’”这一细节浸透了苍凉、凄楚的人生感叹，是揭示灵魂奥秘的精彩之笔。他手切苦瓜，其实自己正品尝着人生的苦瓜。他岂愿老死厨下，终其一生？他这发自内心的冰凉的惨叫，声音微弱，但却惊心动魄！通篇不言政治斗争，只谈炊事，但言在此而义在彼，作者从生活的反常中，寻求着人物个性的反常。他要工作，却只能与瓜菜为伍；他有热情，却只能封闭在心中；他要献身，却只能拴在炉灶之间。在表面的平静下，蕴藏着多么深刻的矛盾冲突！这篇小说环境和人物达到了奇妙的矛盾统一，作者给自己的内容找到了合适的形式。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在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时，最好避免正面攻坚，适宜选择巧妙的角度，或者侧面的侧面，来刻画人物。但这是可以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之规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一篇采取了“硬对硬”，“正面攻坚”的优秀之作。乔光朴形象之所以如刀削斧砍一般的棱角分明，个性突出，就因为作者把他放到了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去冶炼，去铸造。有如钢刀在石上磨，越磨越锋利。这也是作者从乔光朴这个特定英雄形象出发，所采用的手法。《乔厂长上任记》与《我们家的炊事员》，内容殊异，手法各别，一刚一柔，一正一侧，一个如奇崛的高峰，一个如难测的深潭；但它们都成功地把人物交融在环境之中，揭示了人物的灵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