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人出发
在一些小说的“内容提要”和一些评介作品的文章里，时常会看到一种通用的套语。大抵总是这样说的：这个作品，以某个时期为背景，通过了多么引人入胜的情节，表现了多么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从而歌颂了党的哪一条路线和政策的胜利云云。这类说法，沿袭已久，人们不以为非。可是，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不应该单独由它的情节直接提供出来的；而通过情节去直接印证某一种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也决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然而，这种套语又确实没有错。因为它倒是如实地反映了过去许多作品的面貌。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和情节提炼的过程中，受到了庸俗社会学的粗暴干涉。本来，作者想依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去提炼情节，创造人物；可是，一拿起笔来，“路线”、“政策”、“主题”（不是指生活“暗示”给作家的主题，而是某种现成的政治结论），便纷至沓来，纠缠着作者的笔，强扭着他的构思，改变着他的生动的情节。本来，作者想沿着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幻化出千变万化的情节；可是，另一个声音在责问作者：你的情节发展符合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吗？于是，他只能割弃独特的东西，俯就共同的东西；他只能走“一种题材一个故事”的狭路；他只能写标准的生产过程，战斗过程，政治运动过程，唯独写不出人物心灵的历程。这样产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人与情节的分离。人，是有名有姓无血无肉的傀儡；情节，是某种理念驱遣傀儡运行的过程。在这样的作品里，尽可以有大同小异的故事，却不可能有精妙的艺术情节，尽可以有热闹喧嚷的场面，却总是看不清楚人的真实面目、心灵和性格。这里的人物之间，也在争执、流泪、愤慨，但他们的冲突只不过是思想观点的交锋，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性格冲突。当然，这不是以往作品的全部情况；造承情节的雷同化的原因也并非只此一端，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国文学创作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
令人高兴的是，三年多来，现实主义精神正在迅速复苏。文学逐渐回到了“人学”的轨道，创作中的情节因素也开始回到了合乎艺术规律的位置。就以今年获奖的一批短篇小说而论，作家提炼情节的功力，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不论是以情节的起伏迭宕，摇曳多姿见长的《彩云归》、《内奸》、《罗浮山血泪祭》等，还是以情节的平实含蕴、自然流转为特色的《谁生活的更美好》、《我们家的炊事员》、《话说陶然亭》等，抑或以情节的强烈对比为主要手段的《重逢》、《记忆》、《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它们在情节的处理上，都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感情世界的揭示。在这些作品里，情节和性格是那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情节随着性格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性格的改变而改变。这里，情节确如高尔基所说的，是人物性格成长和构成的历史。
比如，在《彩云归》里，正因为国民党军医黄维芝是个不撐阿谀逢迎，胁肩谄笑，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又满怀故土之思，才有“鸿门宴”泄密，入赋闲，力拒声色，屡遭暗算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情节。冏样，在《小镇上的将军》里，由于老将军具存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他才能在“小镇”的特殊环境里，必然地做出怒斥小兵，愤折茶木手杖，买纱祭总理，直到含恨以殁等一系列强有力的行动。正是：“如果有鲜明有力的性格，那么性格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高尔基语）。反过来说，象在《记忆》里，由于宣传部长秦慕平有过错误处理方丽茹的行动，后来他自己又因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包鞋而惨遭迫害的经历等情节，才使他从极左情绪中猛醒，喊出了“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一定要有”的震人心弦的呼声。同样，在《道逢》里，市委副书记朱春信与小将叶辉共同参与武斗的情节，又引发出了审讯室里戏剧性的重逢的情节，从而有力地刻画了朱春信正直却又软弱的性格，良心与现实的悲剧冲突。在这些作品里，生动的、典型化的情节，是围绕着性格的刻画产生的，而由于赋予人物以有生命的个性，情节也就能够与人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些成功的作品再一次昭示我们：再也不能从对社会本质的抽象认识出发处理情节了，情节的提炼必须而且只能从人出发。我们不否认思想的光束对整个创作的统摄和深化力量，没有思想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然而，思想只能寓于性格及其冲突之中，思想只能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现象内部联系的具体把握之中。让我们以各个人物性格为轴心，“旋转”出千变万化的情节，再让千变万化的情节的“辐条”，通向并深化各个人物的性格吧。这，也许就是人与情节的辩证关系。
二、藕断丝连
描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中，以紧密衔接的情节刻画人物，是我国短篇小说的传统形式，群众喜闻乐见，值得称道。但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日趋复杂，又不断突破着旧有的情节结构方式。鲁迅的小说，照他自己说的，就是“中国风”与“西洋风”的溶合，非常有力地表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物。所以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当代生活与鲁迅的时代又有不同，生活的变化愈来愈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更加复杂，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也更加微妙丰富，这就要求小说创作中的情节结构发生变革。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创造新形式的闯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不失为短篇情节上的一次有益的创新和试验。
你看，这篇小说，画面穿插交错，时序颠来倒去，令人眼花缭乱。时而淮海战役前后的农村，时而大跃进年月的农村；时而是老寿目送子弟兵的眼泪，时而浮夸风又引起了他沉重的叹息；时而老甘命令一夜之间伐尽梨园，时而老寿一连撂倒了五棵心爱的枣树，老甘含泪从身后抱住了他……这真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在“变戏法”呢？
是的，作者确实在“变戏法”。据闻，茹志鹃在生活中听人感叹道：“如今的革命，真有点象是变戏法”。一句话触动了作者的生活体验，她想到了从解放前夕到大跃进年代的人事沧桑，吟味出极左路线如何一步步把干群关系推上了对立的地步。这里面包含着多深的历史教训！象老寿和老甘这样的人物又经历了怎样曲折的思想历程呵！可是，如此长阔的生活，如此变化多端的人事，该用怎样的情节结构方式才能表现呢？作者终于从“变我法”找到了契机，大胆釆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以跳跃的节奏，玨相独立的情节断片，组成作品，给内容找到了最合身的形式。
然而，这实在又是一个并没有剪辑错的故事。每个画面中是独立的、又是非常典型的情节，而各个画面之间又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象老寿这个人物，由于对党和革命满怀挚爱和信任，才能在战争年月奉献一切，在浮夸风的狂潮中犯颜直谏，直到受到打击，顿然衰老。串联各个画面的是人物性格的固有逻辑，是性格之间的必然冲突。这才是藕断而丝连，形散而神聚。
我们为这样的探索叫好。为了更深刻地反映当代生活，我们还应该鼓励情节结构上的更大突破。王蒙同志新近发表的小说《风筝飘带》（载《北京文艺》五月号），就更为独特新奇了，出现了意识流手法与中国现实生活的巧妙融汇。试验的成败得失，尽可以争论，但这种探索精神，实在是应该称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