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记迟子建
1987年春，我刚从中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备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而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学创作进修班也正好开学。这期进修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七十余人，阵容相当强大。来自北疆大兴安岭的青年女作家迟子建也在这个班里。她以前虽然已有《北极村童话》等一批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仍显得很腼腆，不大想意抛头露面，这跟那些惟恐人们不注意她们，总想出点风头，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虚荣心很强的青年女作家很不一样。记得开学好久了，她才同一位来自洛阳的同宿舍的女学员郭萍起来我的办公室里小坐闲聊，于是我才算认识了她，得知她毕业于加格达奇师范学校，来鲁迅文学院进修前就在她的母校任教。她那些年来是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的，写她在北国的生活感受，也写她青春的梦想。可能一开始写作，她并没有打算当作家，但写着写着却成了作家，而且是著名作家，这可能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记得那一次我同她及郭萍还一起特地到鲁迅文学院校门口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张相片至今仍珍藏着，偶尔拿出来一看，瞥见迟子建那种清纯与朴素，就会回忆起那次短暂而美好的第一次见面，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于1987年7月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转到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迟子建亦在其中。她到西安后不怎么写信但当年10月，我有机会到西安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设点面授，子建得知此消息，当天即赶到我下榻的一个小招待所来看望我，适逢我外出，还留下便函，希望我能去西北大学见见她和她的同学们。当我从外面回到招待所见到子建留下的便函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因为当天天色已晚，在西安人生地不熟，不便去西北大学看望他们，但翌日清展，我推掉别的约会，赶到了西北大学。迟子建和她的同学们见到我，自然也喜出望外。记得那天在西北大学待了整整一犬，同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原鲁院二期进绦的学生们一个个聊了聊学习近况。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了迟子建。记得不仅同她一起在西北大学的学生食堂里吃了一顿午饭，还看了她的几箱小说近作的初稿。这次较长时间的闲聊，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迟子建，更多地发现她内在的淳朴与真情，在鲁迅文学院工作的12年中，听过我的课，可以称为我的学生的大约逾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是我总是这么认为，桃李不仅有甜的，也有酸的和苦涩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当今的文学青年，大多姓讲功利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接近你，总是想利用你办点什么事，一旦目的达到了，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形同路人。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总是对所有接近我的学生说：“可以过河拆桥。因为，我搭的桥已经帮你们过了河。还留着干什么？但是希望不要把拆下的桥板和砖头瓦块扔过来砸我，这就万幸了。”这绝不是一句戏言。十几年中。我有过不少的教训。依我的经验来说，那些过河拆桥又把桥板扔过来砸我者大都是当年求我帮助时好话讲了一大堆的人，即信誓旦旦者。我同迟子建认识、交往，成为师生的十几年来，她从来无求于我，我也未曾帮她推荐过稿子，写过评论，或者挑头举办什么作品研讨会。但她总是真情如初，是满天下桃李中的佼佼者，是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慰的学生。
惟其如此，当1988年秋我们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时，我发信请迟子建回到北京来上这个研究生班。当然，从西北大学同迟子建一起回来读研究生班的有王刚、王宏甲、何首乌等等，而迟子建则是我写倍请回来的。这倒不完全出于我对迟子》的好感，而是因为她在创作中已进一步显示出她的才华和潜能。在1988年秋到1991年初，迟子建在这个研究生班里总共学习了两年半时间。因为我是这个班的导师，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要管的，当然间迟子建有了更多的交往》但回忆起来，她需要我帮助或我能提供帮助的事寥寥。记得有时她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或需要等一个从国外打来的长途电话时，曾向我借过办公室的钥匙，为的是周末我不上班时可以借用一下我的办公室。有的时候，我到她同海男合住的宿舍转一转时，她总是很快拿出水果刀为我削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因为她知道我爱吃水果，尤其爱吃苹果（当然，由于几年前得了糖尿病，这种爱好也被取消了）。一边吃着她削的苹果，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阵，这大概就是那两年半中同迟子建交流的最平常的方式。此外，就进读她刚发表的小说，从短篇读到中篇，再读到长篇。读她的小说时，我完全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论者，这种阅读的角色和姿态往往可以得到更多审美的愉悦。
1991年年初，迟子建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但不是回到加格达奇师范，也不是问到她的故里塔河，而是回到了哈尔滨，先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随后就成了专业作家，且一欲而就，成为一级作家。近十年来，我们一直没备断了联系，偶尔通通电话，有时还可以在某种场合见到她。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读她的作品，同她进行一种层次更深的交流。近十年中，有两次见面却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一次是在1991年的初冬。那时候，我无沦是在家里或在单位里，处境均不佳，心情不好。迟子建不知到什么地方出差路过北京，住在镲院附近的一家宾馆里。大概从她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我的处境，于是打电话约我到她下榻的宾馆小聚，并坚持要单独请我吃一顿饭。在那种境况下，有一位并没有得到过我什么帮助的学生用这么一种方式表示她对我的一种关心和慰藉，实在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至于这次见面谈的什么，大都已经忘却了，可是子建那份师生的情意却使我一直难以忘却。
到了1996年夏天，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笔会上，我和迟子建都是被邀请者，因此有一段时间的相处。这次见到的迟子建，好像成熟多了，她不仅保持着原有的那份淳朴，而且多了几分泼辣，同我聊天时常常夹枪带棒的。当时，她正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封面同一家出版社打着官司，说起这场官司来又带聍某种激动之情。也正是在庐山上，她得到这场官司胜诉的喜讯。本来我们是要她出点血请大家吃顿饭以庆贺她打赢那场宫司的，但因为东道主顿顿备有佳看招待我们，也就免了她这顿饭了。
从庐山笔会回到北京后，我在《啄木鸟》杂志上读到她一箱较长的散文，题目记不起来了，写的是她的家世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这篇文章的文字很重，情感也很浓，读后很是被感染，记得还打过电话同迟子建交谈过我的读后感。总之，是这篇文章使我更加深入了解迟子建，了解她犹如北闻冰锊般的性格。在这前后，又读到她的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新作，诸如中篇小说《日落碗窑》，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以及新近发于《青年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为它们更能显示出她的创作个性，写得更从容，史自然。因为她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文坛上不少人把迟了逹称为苒世的萧红。对此迟子建并不以为然。有时在电话中提及此事，她表示不愿意同连年北疆才女萧红联系在一起，因为迟子建就是迟子建，她同萧红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是支持她这一看法的。仅此一事，也可以矜出迟子建为人的本色和认真，她不再爱攀附死去或活着的名人，她想意平平常常地生活着，写她愿意写的小说。
迟子建三十大几因此她的婚姻也成了她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去年（1998年）国庆节过后传来了消息，迟子建回塔河结婚了。这一消息后来在电话中得到她的证实。从1987年走出大兴安岭到1998年又回到大兴安岭，她好像在生活道路走了一个圈，其实，1998年回到大兴安岭，同12年前她离开大兴安岭到北京求学，虽然是一个来回，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想，迟子建是大兴安岭的女儿，她是属于北国的，回到她的故里，将从生活中汲取更多的养料，使其长成为参天的大树。
记忆深处的邓刚
我同邓刚的交往不多，但有几件事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忘却。
1987年夏天，我已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了一个学期，邓刚也已从鲁迅文学院第8期作家班毕业回到了大连，我同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以及时任《文艺报》主编的谢永旺一行十多人应解放军出版社的遨请，到大连附近的旅顺参加沈阳军区创作室李占恒的《中尉的婚事》作品研讨会，并作避暑性休息。记得那次在旅顺待了近旬也时常到大连去参观旅游，多次见到邓刚和那时还在大连的达理夫妇(即马大京和胨愉庆），他们也曾到旅顿来参加研讨和聚会。记得那是我同邓刚的第一次谋面。在这之前，我虽然已读过他那些轰动文坛的作品，诸如中篇小说《迷人的海》、《龙兵过》，短篇小说《阵痛》、《芦花虾》等等，也耳闻过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在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一些轶闻趣事。但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见面，让我得以认识一个充满豪爽之气，重情义而又幽默调侃的邓刚，一个既粗犷又精细的邓刚，一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作家为了给我们表演他当年当“海碰子”时潜海作业捞海参、鲍鱼的本事，有一次在海滨看海时，他还实地表演了一次，戴上了他潜海作业时的水镜以及脚蹼、手蹼，全副武装地下海潜水、让我们看到他当年干“海碰子”营生时的样子。这次现场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加深了我们对邓刚的认识。
1987年夏天之后，就很少再见到邓刚。当然，他的作品还是不断读到的，诸如长篇小说《白海参》和《曲里拐弯》，又听说他到大连公安局担任副局长体验牛活，准备写出让人刮目的公安题材的作品；后来又听说他下海出国，到俄罗斯和南作经商发了财，如此等等，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也似信非信。
年秋天，在湖南，我们又有了一次聚首的机会。那是当时由湘泉集团和湖南作协举办的第二届“湘泉之友”的笔会，我和邓刚均应邀参加了，又有了旬日的欢聚。记得邓刚还是那么健谈和幽默，问起他这些年来的经历，他又讲了不少在俄罗斯和非洲的见闻，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令人感动的是，邓刚一直把我尊为老师，执弟子之礼。其实他在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我尚末调到筲迅文学院工作，而当我年年初到鲁迅文学院工作时，他又早已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了。我与他之间实际上并非师生的关系，可是他硬要执弟子之礼，就很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记得那次笔会结束之后，我和邓刚一行一起乘火车离开张家界间北京，我同我的妻子准备在途中的南阳下车，作短暂的停留。车到南阳时，邓刚、还有同行的冯苓植等坚持下车送我们，一直送到出站口交给来接我的学生王遂河等才放心返回车上继续旅行。这一细节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邓刚，热情，豪爽，正直，幽默，重情义，重然诺，敢闯荡。过了若干年后，大概也就是去年（2003年）或前年吧，接到哈尔滨的阿成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的十频道正在播放“一个人和一个城市”这么一个专题短片，关于哈尔滨的是阿成在那儿侃，关于大连的就是邓刚在那儿侃了。由这么两位朋友在那儿侃两座东北最美最现代化的两座城市，我当然有兴趣收看了。于是又在荧屏上见到了邓刚，他还是那样的侃家，侃得神乎其神，尤其又把他结婚前为了办一桌像样的荽席下海捞海参、鲍龟的经历说得那么神，真让我们全家人又乐了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