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的小饭店开业十几天，每天的营业额都在三四百元上下，去掉房租水电的开销，连给厨师水案开支的钱都不够，更别说赚钱了。这时就有朋友给他出主意，让他在门前烤肉串。说是现在天还不算太冷，晚上出来溜达的人也不少，烤肉串不但利大而且还招人，说不定能把饭店的生意也带动起来。
张星采纳了这个建议，焊了炉子，买了木炭和竹签，还请了一位会烤串的师傅高松。高松二十四五岁，生得膀大腰圆，外表上看似乎很厉害，其实脾气好得没法说，是那种你打他一下他不但不生气还会冲你笑的人。高松曾蹲过两年大狱。张星弄不明白像高松这样的老实人怎么还能进监狱，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因为交通肇事。
烤肉串确实利大，可麻烦也不少。
张星这次租的房子楼上住着居民，楼下的声音稍大了点儿，晚上关门的时间稍晚了点儿，就会有楼上的居民伸出头来骂。张星烤上肉串的第三天，就有两个住在楼上的老太太下来把张星臭骂了一顿，说是张星烤肉串冒出的烟呛到了她们，让她们不敢开窗户。这次张星忍了，任凭两个老太太骂得多难听，他都一声没吭。对年老的妇女，张星一直都心存敬意，总觉得她们与自己死去的母亲有什么关联。何况这次确实是他不对，露天烧烤严重污染环境，一直都是执法部门重点清理整顿的对象。白天执法队员们隔一阵儿就来溜上一回，他们根本不敢把炉子摆出来。只有到了晚上，只有等到执法队员们都下班以后他们才敢出来经营。而这时楼上的居民也都回家了，一开窗户闻到的是一股烟味，心里自然不满，自然就要下楼来找他们算账。
两个老太太骂累了，又见张星一声没吭，高松一个劲儿地在旁解释，说张星一个月下来连房租钱都赚不出来。气儿也就慢慢地消了，觉得他们也确实不容易，每天起早贪黑不说，还赚不来多少钱，最后两个老太太给张星出主意，让他在屋里安排烟道，这样楼上闻不到味儿，他们白天也可以经营。
对安排烟道的事儿，张星不是没想过，可安排烟道少说也要四五千块钱，而拆时则一分不值。现在饭店能不能赚钱还很难说，张星不想投入太多的本钱。
如果单单是老太太下来骂上几句也没什么，张星能忍。偏偏楼上不光住着老太太，还有年轻人。年轻人一般都火气旺盛，吃不得一点亏，受不了一丁点的委屈。就有两个年轻人闻着楼下飘上来的焦糊味心里作呕，听着楼下食客们吆吆喝喝的声音心里来气儿，可他们又都很理智，知道晚上出来渴酒的人不好惹，就把心里的火气压着，等楼下的食客们走了再下来找才板算账。这时他们的火气就像拧紧的阀门，只要一打开，气儿就往外呼呼地喷。
张星和高松谁也没有注意到从楼上下来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只顾着清理散落在地上的家什，已经十一点多了，他们也要关门闭店了。
那两个年轻人走到烤串的炉子跟前，不由分说抬脚就踹，炉子倒了，木炭蹦跳着向正哈腰收拾东西的张星的高松滚过去，两人没有防备，那些个火红的正燃烧着的木炭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腿上、脚上。幸好晚上天有些凉，张星和高松都穿上了外套，身上才没有被烫伤，不过手脚却没有那么幸运，被烫起了一溜儿大泡，身上的衣服也烧出了好几个大窟窿小眼儿。之后，张星和那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高松去拉，结果被人一拳打倒，又踹上一脚……
过路的人帮着打了110，警察来了之后把他们都带到派出所，问明情况做了笔录之后让张星和高松去医院看伤。
高松比张星伤得重，一只脚几乎不敢落地。医生建议他留院观察，可高松说什么也不肯。他说还是给老板省俩钱儿吧，本来现在饭店就赔，这住院再花钱，他还不得跳黄河去呀！张星无意中听到了高松和医生的对话，心里很是感动，觉得高松这个人可交。
从医院回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张星和高松爬上用桌子临时搭起来的床铺上眯了一会儿也就到了开门营业的时间。床没有了，张星就把高松安排在吧台里面躺着，说饭店再怎么忙都不要起来，这两天也不用烤串了，等把伤养好了再说。
高松不是本地人，除了饭店他也确实没有地方可去。
到了傍晚，高松就再也躺不住了，非要起来烤串不可，谁劝也不听。他说我这点小伤不用养，挺一阵儿就好了，这串咱还得烤，不能停，一停好不容易拉的那点主都都走没了。张星不依，说楼上的住户要是再来砸怎么办？高松说不会，昨天他们刚砸完，把咱们都给烫伤了，他们心里正有愧，以后差不多就不能再找咱们的麻烦了，咱们这也叫因祸得福。
高松说得一点没错，以后的十几天楼上的居民再没有下来找过麻烦。而且通过派出所的调解那两个踹炉子的小伙子还赔了高松七八百元的医药费。
事情好像是很圆满地解决了。
自从踹炉子的事情发生以后，高松再烤串时一直不忘提醒来吃串的人小声一点儿，说楼上住着居民，不要吵醒了人家。大多数人听了高松的提醒都自然而然的把声音压低了，可也有例外，有些人你越是叫他小声一点他越是要把声音提高，好像故意跟你过不去，故意要找你的茬。遇到这样的人，高松也就不再提醒了，也不敢提醒了。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高松的旁边突然围上来七八个人，他们都是一起的，吆吆喝喝的互相开着不着边儿的玩笑。这些人显然已经在别的地方喝过酒了，一个个脸上红扑扑的，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
这些人吵吵嚷嚷地让高松烤五十元的羊肉串，二十元的鱿鱼，开始说是要打包带走，后来又说就在这里吃。高松请他们进到店里，他们又不肯，说我们就愿意在露天地里喝酒，就着风喝酒，好受！
见人家这么说，高松也就没有再勉强，回头喊张星过来摆好了桌子和椅子。
这伙人不但要了肉串和白酒，还要张星把屋里的女服务员叫出来给他们斟酒。张星尽管心里不满，可也没有马上反驳，而是回去犹犹豫豫地和女服务员说了，叫她看着办。女服务员一听，笑着说这有什么呀，我给他们倒去，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他们吃了我。说完女服务员就痛痛快快地出去了。
女服务员长得不怎么好看，身材也不苗条。这伙人一看，马上摆手，说免了免了，去把你们这里最好看的给我叫出来。女服务员说，我们这里只有我一个女的。这伙人一听，就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还是我们自己侍候自己吧。
这七八个人显然都是酒场上的高手，他们不光喝酒吃串，还猜拳行令，声音高不说而且还怪声怪气。黑夜里声音传得特别远。
见这伙人喝得没完没了，声音又大得出奇，高松就忍不住走过去提醒他们小声一点，说现在楼上的住户都已经睡觉了，把人家吵醒了不好。谁知这伙人立刻翻了脸，说我们声儿大怎么了，吵吵怎么了，我们这是在消费，你挣我们钱了，应该受着。高松一见他们的架式就知道这伙人不好惹，也就不再吱声儿，回到炉子旁边把东西归拢到一起，打算往饭店里搬。谁知这伙人却不依不饶，追着高松骂，说我们这还没喝完呢，你他妈的干吗收拾东西，怕我们给不起钱还是怎么的……
张星听到骂声从里面跑出来时，这伙人已经将高松摁在了地上，一个人正抓着高松的头发把他的头一下一下往马路牙子上撞。张星冲过云想拉开那个人，谁知几个人又向他冲了过来，张星可不想白白挨打，顺手操起地上的一把椅子照着一个人的脑袋就砸。那个人被砸蒙了，晃了几下又转了半圈才倒下去。这伙人一见张星打了他们同伙，一个个像疯了一样扑上来。张星也顾不得许多了，抡起椅子就迎了上去……
高松那边看见老板因为他已经和人家干起来了，自然也不能干等着挨打，于是也跳起来和那伙人混战在了一起。高松是不怒则已，一怒惊人，只一脚就把其中一个人的胳膊给踢骨折了，直疼得那个人嗷嗷乱叫……
如果不是楼上的居民报了110，如果不是警察们及时赶到，如果不是出警的公安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双方隔开，这一次非出人命不可。
张云是第二天才知道弟弟出事的。他赶过去时，才知道弟弟这几个月所经历的一切变故。那是张星酒店里留守的服务员告诉他的。这时张星已经被刑事拘留。
张云找了他在看守所工作的同学帮忙也没有见到张星一面。不过那同学因为没有能力让张云和弟弟见上一面，很是过意不去，下午就替张星带出话儿来，说张星说他对不起哥哥，赔了母亲和妹妹用命换来的钱，自己走到这步谁也不怨，只求哥哥别在外面托人了，也别往他身上花钱了，人家爱怎么判就怎么判，他认了。
那同学学完了话儿，对张云说：“有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咱大忙帮不了，小忙保证没问题，我都告诉那些把大角（在监舍里称霸的人）的了，谁也不许再欺负你弟弟。”
张云一听这话就知道弟弟在里面肯定又挨打了。
“我弟弟他在里面是不是又挨打了？”张云急急地问。
“没有，我们这儿管得可严了，不过你弟弟来的时候身上就有伤。”
“这我知道，我是说他在这里又挨打没有？你可别不跟我说实话。”张云的口气已经软了下来，已经有些像是在哀求了。同学看看他，什么也没说，只把眼睛看向别处。见同学不说话，张云又说：“打得重不重，你告诉我啊！”
“你看你，急什么？不过也就是受点皮外伤，养一阵儿就好了，一会我给你弟弟在里面订两只鸡，让他请请那几个把大角的。哎哎，这个不用你掏钱，算我请客。”
尽管张云答应接受同学的两只鸡，但还是给张星扔下了八百块钱，他让同学把这钱都存入张星的账上，每天给弟弟额外订两份饭，一份饭二十五元，这钱怎么也够弟弟吃十几天的。
张云和同学分手时已是傍晚。尽管同学一再安慰他，说张星没事，被打得也不重，花点钱，找找人，弄好了十几天就能出来。张云当时也一再地回答我知道，这我知道。可和同学分手以后，他的心情依然很糟糕，他甚至想找个没人儿的地方大哭一场，可是他走了两条街，一直走到路灯全都亮起来的时候也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他这才意识到他这是在城市里，而不是在他工作的小镇，更不是在他生活过的村庄。
城市里的人真是太多了，城市里的灯也真是太亮了，在城市灯光的照耀下，张云的心里依然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不知弟弟会怎么样？不知明天会怎么样……
一辆公交车从张云的面前驶过去，张云看清了车身上的牛奶广告和257字样。257！这是他心里很熟悉的一个数字，他想起何之水曾和他说过，坐257路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她们学院门口。对！去找何之水！这个念头一动，张云的心里便觉出了暖，便觉得有一丝光亮透了进来。
不知不觉，张云就跑了起来，追着那辆257跑起来。路上的许多人都惊异地看着他，有人冲他挥手，说不用跑，五分钟一趟车。张云不听，继续跑，继续追，有人就笑起来，说他心眼儿有问题或是大脑有毛病。
张云差不多追了有半条街，才追上这辆到站的257，并在关门的最后一刻上了这辆车。
“到竞技学院还有几站？”张云上了车就问。
“反了，反了。下去！下去！”司机不耐烦地摆着手，重新打开了车门。张云跳下车，又急急地往马路对面跑。他只想快些见到何之水。
张云到省竞技学院门前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钟了，在车上张云就开始不停地给何之水打电话，可惜何之水的手机一直是关机。
九点钟的时候，许大雷的电话打了进来，问他晚上还回不回去，问他的弟弟怎么样了，问有没有什么让他帮忙的。张云说我晚上住我同学这儿，我弟弟挺好，没啥大事，就不用你费心了。说完张云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自从父亲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后，张云就一直住在派出所里，再也没有回过家。而许大雷自从妻子走了以后就一直在派出所里住着。两个老小光棍成了派出所里的常住人口，不知不觉就变得像一家人了。不时地，许大雷就要跑出去和马凤珍约会偷情，这一切自然逃不过张云的眼睛。每次许大雷夜里从外面回来都忍不住冲张云讨好似的笑笑，这时张云也往往会嘿嘿地回敬他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笑，许大雷知道张云笑什么，虽然不好意思，但他也不忘给自己找借口，他说：嘿！男人嘛，这个你得理解。
虽然许大雷自己不检点，可对张云看得却很紧，如果哪一天张云回来晚了又事先没有打招呼，许大雷就会在九点钟左右把电话打进来，问清张云没有回去的原因，像家长一样，弄得张云很反感，但碍于他是所长，张云又不好说什么。而一旦两人同处一室，除了工作以外又都没什么话可唠了。
九点半钟，张云终于打通了何之水的手机，听到手机里传来的欢快的彩铃声，张云的心里这才踏实起来。
“喂！是谁这么晚了还找我？”何之水在电话里不满地问。
“是我，张云。你舅的同事，我现在就在你们学院的门前，你能出来一下吗？我想见你……”说不清为什么，张云眼里突然就涌出了泪水，声音也哽咽起来，仿佛一个孤苦无依的人终于见到了亲人。
何之水向大门跑来的时候，张云正眼巴巴地守在门外。这是张云第一次主动约见何之水，而且是在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