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辈还从来不曾想到自己也可以坐出租车的。常常下了公共汽车要走很长的路，再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再走长长的胡同。如果街上有一个人，一边走路，一边只顾低头读他手边的大书，走多久读多久，这个人一定是梦溪。梦溪走路必读的书，一定是钱钟书先生的书，或者是《谈艺录》，或者是《管锥编》。
钱先生的书，每一种他读几遍了，每一种他总要买几本，甚至买多本，有时送给他喜欢的人。他把大稿纸对折起来，让纯自露在外面，订成几个大本。大概觉得在纯白上记录读钱先生的随想，可以像先生似的不受知识形式的拘束。
多少文字的笔记，放了多少年了，梦溪也没有成文成书。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想，总是觉得没有读够吧。对我是常常说起钱先生的，如同说起至亲至敬的长者前辈。有时未免为世道人心而慨叹，但他随即就会引来钱先生的话，为自己解嘲解惑。而我，实在是，只读过（围城）。在我读过的小说里，只有《围城》可以一页一页分开来读。我是在一次辛苦的采访期间读的。太累，累得坐下来不想吃饭。打开《围城》，边读书，边匆匆吞下到了时间不能不吃的饭。一次就读几页，甚至被打断就读一两页。一般的小说，这么断断续续地读，是没法读下去的。然而《围城》，随便抽出一两页，读来都有兴味。
完全是因为梦溪的缘故，钱先生好像老是生活在我们家里，我对先生有一份不会有二的敬爱。大约是1988年，梦溪要办《中国文化》，第一次给钱先生写了封信。没想到很快收到钱先生的回信，诚恳、幽默、有趣，一如读《围城》。难以想像的是，信里竟然有“文章知己，患难亲人”八个字，我立刻感应到，钱先生知道梦溪和我的一切。
梦溪没有回信，因为不敢让先生再复信给我们。只是到了又有什么事的时候，才给先生寄去一信。先生必定几乎是一天不耽搁地写来回信。每逢新年，我们总要寄一张贺卡，也照例会收到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卡。我们的卡，常常很卡通很童话，或者就是我剪贴一些可爱的大苹果什么的。钱先生显然很喜欢，常在卡上写一些有趣的话。我直感地觉得，钱先生最不被世人所知的，是他的一份天真。一次，我买到一个丑娃娃贺卡，身上印的几块补丁，像用手补上去的一样。钱先生收到后，来信夸奖我的女红，以为是我手工补上去的。又说他的卡很一般，不能和海龙王斗宝。
钱先生在我和梦溪的心里保留得这样完美，以至于我们都不敢去看望他。有一次，大概是《中国文化》出来了，想让钱先生早一点看到，我和梦溪拿着杂志到了他家那幢楼前。我说，我有一种到了麦加的感觉。这句话如今写下来，可能一些很年轻的人会嘲笑我，说只应该崇拜自己。我很惶然，很弱小，很落伍，我知道我常常觉得这个人那个人很了不起，夸张地讲，我写过多少人我的自我就失去过多少回。钱先生是我真正崇拜的人，我就有了麦加感。
我们走上二楼，轻轻叩门，心里希望可别是钱先生或杨先生开门。当然事先商量过的，如果是他们开门，我们也是交了就走，不说明我们是谁。还好，是一位妇女。我们把《中国文化》交了就往楼下走，好像小孩子偷偷按人家门铃，看有人出来转身就逃。
有一天，我心里突然好难受，我对梦溪说，我觉得钱先生想我们了，我们应该去看钱先生。我至今不明白我怎么会有这种难于承受的感觉。第二天上午照例下楼取报。信筒里，竟放着一封钱先生的信。不是回信，是一封先生自己写来的信，昨天写的。我读完信坐在椅子里，坐了好久。梦溪从外面回来，我说，你看，钱先生的信，昨天我感应到了。那一次没去看钱先生和杨先生，就更不会去“麦加”了。
今天早晨梦溪来电话，口齿不清地说谁谁过世了。他说不清我也听不清。他正在哈佛大学，我在多伦多。不过每个电话都是清清楚楚的。我问谁？谁？你说谁？
我心里难过，坐在桌前，拿起笔，并没有想写什么，只是像做心电图似的，录下心里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