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请我上西菜馆，她吃得很老道了，尤爱生菜沙拉。她突然笑起来，说现在外人常常把她当成阔太太。说着她往扶手椅里一靠，头往后一仰，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飒洒开来。一装简练别致的黑衣套裙更衬出肌肤的丰腻润滑。可我知道她谈不上阔更不是太太。她新置的近两米高的大镜子都是她一个人钉上墙的。
一个上海女性，有很艰苦很奋斗的内核，又有彳艮摩登很派头的外形，这是积几十年艰苦岁月和开放年代才能配制而成的。谁能有这么一位太太也是福分。我说我托姑姑帮你物色一个人。她说你把电话告诉我我来给她说。
一条小毛巾
火车停在穆棱县的八面通镇。八面通，多有意思的地名。车站上铺满了本地特色的地块，还有马车和驴车。马鞭上系着红布条，马臀上系着铃铛，板车上铺着大花床单，高级一些的还支上一个带花边的彩条布顶。人吆马叫，驴马市似地闹腾。驴车、马车载上旅客四通八达地散开了。出租车！我喊。马车“司机”赤膊套着件敞开的西服。他一甩马鞭，马车响着铃铛朝我驶来。我坐上花床单，享受那马蹄得得响和铃儿响丁当的敲击乐。住进招待所，才知道我专程来访的人物被泥泞困在两百里外的原始森林。我便有一种困守孤岛之感。招待所外边的土路，好似被雨水犁过、被马车深翻过，鲜有下脚处。我本能地提起裙子，免得那不可能不溅起的泥浆在我的裙子上留下太多的纪念。终于那辆陷在原始森林里的车开回来了，给我载来了我等待的人。
他远远地向我走来。我远远地向他迎去。他大步跨着。我小跑着。他的大长腿加上他那至少四十四码的大脚，就这么迈着都比我小跑强。他双手高举过头顶向我抱拳致意。我笑養向他挥手。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本来是可以看清的。是他的气势、他的胸怀、他的豁亮、他的坦诚，使我顾不及去看他是什么样儿的，只是感到一种信赖、一种相投、一种面对海纳百川的惊叹、一种站在他跟前自己一下变小了的奇妙感。值了。我心里说。尽管我几乎对他一无所知，尽管我飞机火车马车地寻访到此地，值卞。我寻访到的是大海，是清澈透明的大海。
几天下来我一一直被他这种海的气质笼罩着，感染着，一直没有看清他的脸。快分手时才想到怎么连他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于是才发现他剑眉挺拔，高鼻耸直，五官无一点分布不当。宽阔的前额上，有一道凹陷的又宽又长牛虻式的大疤痕。这是他二十二岁野营拉练时让倒下的电线杆砸的。一下砸来把他的嘴都砸张开了。他坐在地上张着嘴缓过劲儿来，又跟着队伍走了。没喊痛，没看病，照样拉练。两年后摸到头顶上有一个坑，才知道颅骨给砸凹陷了。
我所以一直没注意他的形象，或许还因为他被裹在太过时的衣服里了。然而他又是追求完美的。他伤口上贴的膏药，也要剪得圆圆的，尽可能地美观。不过他的五官或是他的衣着，于他实在都无关重要，使人感佩慑服的，只是他的气势。他说话时每用简洁有力的手势打着加强号。他的大长胳臂横着一伸，起重机似的；一根食指重重地立起，大惊叹号似的；五个手指笔直地竖起，档板似的；五个手指一捏再猛地一散，爆炸似的。
然而人说他最大的缺点是感情脆弱，易动感情，容易上当。他夏日上时，一手拎包，一手提一块小毛巾。毛巾本来不小，但落到他手里就小得不相称。大家知道他是为了擦汗。而我知道也是为了擦泪。譬如他不敢再看电影《牧马人》与《高山下的花环》。否则一条毛巾不够擦泪的。后来我要走了，他送我上火车。他在车窗外。我在车窗里。他不再看我。我不再看他。他最好别看我免得他难过。我也最好别看他免得被他的毛巾感染。他把脸扭向一边。我把脸缩进车厢里边。他的毛巾太小。我的语言太拙。他尽力不让我看到他的脸但他明明杵在车窗前。我挥挥手要他离去但他是挥不去的，如同广袤的黑土地是挥不去的。离去的只能是我自己。火车载着我启动了，我一下跃到车窗前。他一下冲着我，举着他那滴泪的巾。
愿人人挺起胸膛
本来可以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在香港的人海里，我怎么就会认识他呢？
而且，一下子我也没看清他的脸。因为遮盖他五官的东西太多：皱纹、白发、眼睑。然而真实的他，穿透横的纹竖的纹突现出来，他才像一个木雕那样具有厚度和力度。不，不是木雕，任何雕刻总归人工。眼前这一位是自然生成，无法仿造，只此一个，朴拙浑然。见惯了屏幕上的风流倜傥，觉得俗了。而这拙，比黑陶比石刻更耐琢磨，蕴含着返朴而超拔的生之权利和生之力量。
生活，给他刻上、堆上、染上过多的印记。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印记，如果他的面部如他厂里生产的纸那样光洁平整，那么他又如何能拥有这样深沉的魅力呢？
他有多大？好像说他多大都行。说五十来岁，看他超前承载的皱纹也像；说四十来岁，看他对人的恭敬诚厚也像。他1992年底在香港《东方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国际学术会的讲台上，以他惯常的诚挚讲话。而这样的诚挚是真正可以“发功”的。听者是轻易不会被煽动被点燃的理性的学者和硬性的老板。他们竟如一个个火苗那样燃烧起来，热狂起来。他自己实在没有想到。会后他说，他不过是众多受难者中的一个，离成功更远。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林光如。
林光如的父亲，解放前在广东梅县振兴民族工业，资助进步书刊，盖图书馆，办中学。50年代披冤投河自尽。父亲以一死宣告人的尊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从此小林光如承继父亲冤屈，更加低人一等，更加敏悟到，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尊的，为什么不是？
1963年，林光如也投入水中。不过不是河水，是海水，不是自尽，是要在人生的大海中寻找生存机会。当他一人无着无落地走上香港街头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1988年7月他返回大陆时，《天津日报》报道：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之邀，以林光如为团长的香港青年企业家代表团一行十五人，6日上午来本市参观访问。以及市委、市府的接待，代表团的了解投资环境等等。中国大陆终于开始重经济、重发展、重成功、重卓越了。
六七十年代从大陆去香港的人，如果把他们写一部书，也是一种奇观。一种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奇观，一种中国人的耐力和潜力的奇观。
林光如到香港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一无所有。不过，苦难和不公为他积蓄的承受力和爆发力，是他的原油地他的发动机他的火箭助推器。他找到一家印刷厂当校对工，晚上九点半至十一点时去读英语，回来后再接着校对。他在梅县小学毕业后不让上中学，因为“出身不好”。他十五岁只身从广东到江西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如今他虽然没有正规上学的机会，不过他选择了校对工这就没有离开文字，而且每天晚上还能挤时间去学英语。二十多年后，1990年，他每月要去他在新加坡开的印刷公司，年年要去他在美国的业务部，他的一口英语，还亏得他当校对工那时每晚两小时的苦读。
1988年，获得香港第一届青年工业家奖的星光印刷集团董事长林光如，每星期天六点走出家门，赶往澳门的东亚大学读工商管理。傍晚下了课赶不上船，常常到午夜十一二点才回到港岛家。东亚大学的教授奇怪这个年龄最大的学生为什么要赶来读书，旁人奇怪这位大老板怎么像小学生一样兢兢业业奔来赶去。林光如对我说他第一天走进东亚大学教室的时候非常激动，他觉得他终于上了大学了。他说要不是那三年他读工商管理，现在就惨了，现在公司国际化就会有很大障碍。他说他很幸运。他的眼泪涌动着，我一下感受到他1988年第一次走进东亚大学的那份激动。
1993年3月；他在河南农村看到一条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他4月在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办展览，包括他公司印制的各种包装盒，各种儿童书。他太想把这条标语写在他的展位最突出的地方，可惜这次来不及了。下次一定要写上，他说，下次！
80年代初，香港印刷业不景气，林光如引进了全港第一台四色电子油墨柯式机。1988年又引进香港首套电脑镭射数码分色系统。二手机市场活跃，林光如是不考虑旧机的。第一流的机器，有第一流的竞争力。他说产品的品质，不是检查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他在新加坡投资兴建的星光印刷（远东）私营有限公司，成为新加坡最好的印刷包装业所在地。他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客户，都得到最佳服务。我看到他的一台粘合机，一天生产一百万个精美的纸盒。
林光如1972年辞掉印刷工自己办公司时，虽然只有五千港元，但他的志向在潜意识里已经倔强地抬起头来：要么不做，要做便要做得最好。而当他获得1986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奖，获得1988年香港第一届青年工业家奖，获得1990年香港第一届创业家荣誉奖之后，当星光集团在第一届香港印刷大奖评选中，一气夺走了七项奖座之后，在1992年的星光二十周年展上，作为星光总裁的林光如，对员工们说：凡事没有侥幸。
诚挚而尊严。
林光如是在一个人与人互不信任、自己备受歧视与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当他终于赢得做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时候，他尤其看重每个员工的尊严，尤其看不得人与人在一起时的倾轧。譬如大陆员工与香港员工在一起时的不自信欠自尊。他1992年12月又投资约二亿港元在深圳再建一个厂，再多一个人性管理的空间。他要让农村来的员工与香港过来的员工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享受一样的培训一样的康乐设施，一样有机会提升到公司的中高层。他要给大陆员工很高的工薪，让所有的员工都觉得从事印刷业是令人自豪的，愿人人都挺起胸膛做人，成为完整的人。他 经常请各方面的人士给公司员工讲课，包括美容、仪表、歌唱、播音。星光为沙田工业学院设置星光包装设计奖学金，独家资助香港十本好书活动、（九二好书直选》及反吸烟的印刷品。星光独独不承制利润很高的香烟包装。林光如说，如果香烟是在今天才出现的，那么一定会被视为毒品。
4月2日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到北京了。当晚我们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长长的餐桌，我和他坐在左端，他带来的员工们是二十几岁的姑娘。棉毛衫外套伴极平常的两用衫，短发，一无化妆，一个鼻头翘翘的，一个大眼睛长得宽宽的，一个笑起来嘴好像不是向左右漾开，而是向上下漾开。一个个这样的纯真、朴实，立即使我感受到星光营造的筑围。
林光如似乎是那种工作欲很大而食欲不很大的劳碌命。我们这边吃不完的菜，被姑娘们源源地要去。她们还在要泡菜，还在要面条。林光如说话间不知哪儿偏差了，姑娘们说他“欠文化”。感觉中，林光如像一个节俭的父亲，姑娘们像一群被宠爱的孩子。果然林光如叫她们孩子们。
她们呢？她们背后叫他林校长。那个翘鼻头姑娘正对一位先生说“你——”，就被林光如打断了：“怎么叫你？要称先生。”又听大家在说星光把去年评出的杰出员工，送到美国一所世界最好的印刷管理学院留学去了。
“校长”审视着席上的杯碟，说谁的盘里还有剩下的泡菜没吃净。孩子们习愤了不准剩菜。只有一个“坏孩子”的盘里明白地剩着牛肉片。
我是这些好孩子里的“坏孩子”。那个笑起来嘴向上下漾开的好孩子，是星光公司今年评出的杰出员工，这次奖励她来京度假的。她在港每天要来回三个半小时地赶到公司上班，还天天在顾客脤务部加班到晚十点半。顾客服务部因为她生意也越做越大。林光如看不得这孩子这么奔波，干脆让她住在他家。早晨去公司上班，他的车里坐着他妻子，还有这孩子。我问她有男朋友了吗？旁人笑道：男朋友找她就麻烦了，她天天加班，一礼拜只有休息天不加班，那天还要回家见妈妈。
林光如唱《把根留住》，唱英语欹《爱情故事》。他说他在发神经病，然而他的嗓音这样浊重浑厚，好像得加上冰块，加进柠撩片才能稀释，才能被消化吸收。这份厚重实在是他人生的浓缩。
星光集团3月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林光如觉得这是星光对社会的一份承担。人称星光为印刷王国，林光如说一间企业的平均寿命为三十年，其中最灿烂的时刻，一般只有五年。不前进就要失败。他说他5月还要来京，而且不仅仅是来北京。我明白，不久这市那市或是先后几个市，会出现星光集团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中国将要加入关贸，产品面对海外名牌的竞争更激烈。如何提高产品包装的质量和印刷业员工的素质，林光如又感到一种涌涌的使命感。他想，如果有几家厂，每家厂有多少员工，如果让大陆员工享受香港员工的月薪，如果有很多挺起胸膛做人的印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