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种摄像机和照相机的灯光一起射向他的时候，当他浑身披挂着灯光加眼光的时候，当他在光圈中闪耀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着他成功后面的悲苦。你的微笑不是甜的，是苦的。了是不是？
我问他。
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璨、变幻的人生。要活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他透心透肺地笑的时候，喷红着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他小时候，娘用一月二十一元的工资喂养他和三个弟妹。一张床上挤着十条腿。他上小学后，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算术了：我家顿顿喝稀粥。一天吃三顿粥，连着吃七天，就是吃了二十一顿粥。对吧！娘？
筝乱飞呢？他父亲原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任事，1955年坐牢，1975年政府特赦时获释，备受关照，到处参观访问。有关方面打招呼，哪个也不准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然而老杨的儿子杨玉琪从小就知道自己比不上别的孩子，只有学习能比别人强。1954年他七岁的时候，苏联国家元首伏洛希罗夫访问中国，我国少年儿童送礼物给苏联小朋友。孩子们的画一层层送上去，最后入选的是一幅松树画。江苏泰州全市少年儿童开大会，把这幅画像锦旗般的挂起来。因为画的作者是泰州小朋友杨玉琪。到1956年梅兰芳返故乡泰州访问，全市小朋友夹道欢迎。小玉琪在第一排，朦胧中觉得梅兰芳这样才是个人物。他小手拍得也不感觉痛。他只感觉着一种并不清晰的顿悟，一种浑沌初开的庄严伟大感。
就是想纸
这是他平生最富有的一天了。他真是太富有了！八角钱可以买八十张一分一张的纸！他一路狂奔。他简直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纸！过了很久他发现娘那件结婚时穿的蓝上衣，逢年过节都要穿一下的，怎么老不见娘穿了？问娘。她说她把那件衣服卖了八角钱。
凌云堂
1960年他在泰州画像店里看到几幅很好的画。一打听，是请一位叫冯天培的老先生画的，挂这里撑门面。杨玉琪找到冯先生家。冯先生说你这孩子胆子不小，没人介绍自己来了。杨玉琪说他太想找老师了，什么也不管了。冯先生看杨玉琪画夹里的画，不错不错，他说。他进里屋拿出两本十六开的风景画，讲画的基础知识。两本画册七八十幅画。杨玉琪从来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画册。
他真不知他捧着的是什么样的至宝！居然冯先生让他带回家慢慢看。他捧着画册走出门来，怀着一种神圣感！他有老师了！从现在开始，上路了。这两本画册就是他前边的路。他要把这两本画全印到他脑子里。他也想表现一下自己，让冯先生知道他实在是真正要学画的。他要给冯先生一种信任感。这一周里，他几乎夜夜不睡。一周后他上冯先生家还画册。借的时候是二册，还的时候是四册——他用铅笔把每一幅画都临摹下来了。每一幅画下也标着页码，只不过没有装订。
冯天培那孤寂的心从此向杨玉琪打开了。他家那一间屋用齐屋顶高的框子隔成里外间。柜子门都朝里间。外间只一张方桌两把椅子。里间除了床全是到顶的柜。柜里是冯天培积攒一生的画册、印谱乃至单篇的画页。每和杨玉琪谈起不管哪个朝代、哪种风格的那个画家，他搬只凳子进里屋。杨玉琪估计里屋除了柜子和床，顶多放只马桶。他听见冯先生爬上凳子摸黑沙沙沙地一会儿就拿出一本《张书旃画集》或是张善、张大干兄弟画的山君真相。从来没有拿错过。沙沙沙的声音像老鼠，然而这声音从那黑暗而神秘而无奇不有而无比绚烂的屋子传来，对杨玉琪是太具诱惑力太令人神往令人陶醉令人按捺不住了。
冯天培，清癯、黄白如骷髅的脸，枯枝般的手指，皮里的骨骼一节一节可以看得出。走路如幽灵飘忽，了无声响。说话声音黯哑如气声，稍一激动就气急。瘦而不驼，体轻而精神有分量。从不咄咄逼人，但超然之气、傲然之气如仙风道骨！解放前在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在南京最大的商场挂牌刻金石图章，斋号叫凌云堂。刻的章如艺术品。解放后回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辞职不干了。虽然他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在工作，月薪二十多元，妻子的月薪也是二十多元。冯先生写就篆书“凌云堂”三个字装在家中的镜框里。他收集了几百种蝴蝶开始画百蝶图，又编了好几本《凌云堂集印》。自己集来印章，自己为印，自己装订，自己看。先生用他那枯枝般的手捧着那沉甸甸的集印，说他想有所作为。只是想，而没有可能。像他这样的人哪有出书的权利？于是杨玉琪明白一个人一旦立志追求，再难再难也要终生不渝。后来人们说冯先生是饿死的、瘦死的、闷死的。杨玉琪明白先生忧郁而死也不是因为心死，而是因为凌云之志不得实现，虽然他从未听到过先生任何一句怀才不遇一类的埋怨，虽然他知道先生至死心也没死。
当时的杨玉琪从来没有想到先生会死。总以为先生会一直这么教他下去。1963年的一天他听说冯先生去世了。他拔脚就往先生家跑。先生家里成了灵堂。先生头朝南脚冲北地躺着。苍天塌陷了，躺倒了。杨玉琪扑通跪下，大哭着磕着。叩击大地，叩问大地！有谁在说，昨夜冯先生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借给玉琪的画册，不准家人向他去要，留给他作个纪念。玉琪大哭着磕头。
落榜
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因为“出身”，小学毕业后只能入民办初中。初中毕业后不能入高中。到1963年他决心要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说你这种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他退休的姑夫把手表借给了他，说有块表考试好掌握时间。他到上海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的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已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考的考生中只能录取二十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恳求老师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上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下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以为凡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