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怪才
这是一个发奋成才的年代，这是一个立志享受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这是一个积习深重的年代；这是一个求才若渴的年代，这是一个瓦相扯皮的年代；这是一个鼓励成名的年代，这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年代。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排斥义彼此掺和，彼此抗争又彼此依附，形成社会的特定的结构。
特定？谁说特定？往往束缚人才更增加成才的欲求，压制活力反而形成更大的爆炸力。这种爆破有时是令人愕然的，甚至是叫人莫名其妙的。1981年，在美国的一个图书馆里走进了一个六十七岁的中国人。突然，在图书馆这静静的知识海洋里，这个中国人忘乎所以地大叫了一声“好！”还快活地鼓起掌来。这实在无异于在寂静的海底爆破了一枚水雷。不过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地不合时宜，也许天才往往带有疯狂的色彩？他狂喜地用目光捕捉着那么多减价出售的英文书。他的心颤栗着，激跳着，恨不得一下跳进这书堆里，去感受，去获取！这是世界人民的智慧啊，把它们拿来吧，拿来吧，买它四五百本书，运回祖国。
回国？一个安分守己的、循规蹈矩的人，在中国是很容易生存，很容易获得友爱和安宁的。但是像林俊卿这种充满活力的、不安定的性格，是否不太合乎国情？否则他怎么从1965年起就被冷落了？这次来美国探亲，美国的朋友们在费城的一个医药中心给他搞到了房子，让他开嗓音保健所。北美保险公司东亚经济总裁积极赞助他：“他是咽音练声体系的专家……在美国，林大夫这样的人才是寻求不到的。他将造福美国社会……”国音乐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更是大力宣传他：“……我相信他的成就必定伟大，因为一个医学科学家同时具有第一流的音乐天赋是稀有的巧合。林大夫的不平凡的经验将对美国声乐界极有利。”
林俊卿到底是干什么的？“林先生，”1946年，一位美国朋友在上海对他说，“你有三种本事：画画、歌唱和行医。我给你支付去美国的路费，介绍你到好莱坞去画画，工资很高。你唱歌和行医的钱归你自己。只要把画画赚的钱给我就行了。”
林俊卿的画是很卖钱的。40年代宋庆龄为儿童募捐，林俊卿当场画了二十多张漫画，每张卖出几十美元呢！
这么说，他是个怪才？
他1940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成为医学博士。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当时在上海的意大利着名的音乐指挥梅伯器和男高音歌唱家莫那维他发现了：“林先生，你很有音乐才能！我们来中国，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天生的意大利声音，你一定跟我们学唱歌！”林俊卿开始向他们学习意大利传统的“咽音”练声法。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他这个内科大夫在行医之余，就跟外科大夫出诊、打针，当他们手术时的助手。几年后，上海的英文报纸惊呼：
“林大夫这样的嗓音，在我们美国是要用大标题做广告的，这是世界少有的。”他不应该剥夺世界人民欣赏其稀有天才的权利。
他演唱后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点应对他有所启发吧？
这里所谓的有所启发，就是希望林俊卿放弃行医，改行歌唱。改行？一个医学博士干吗改行？当时他治好了一个路过中国一病不起的荷兰糖王。“糖王”拥抱着他：“当我的干儿子吧！”
跟我到印尼去！我送你一个医院，就像给你一块糖那么容易！在那儿，火车开半天还是我的属地。
可是那样的话，火车开半天也见不到祖国的土地了！不不，类似的事有过几次了，他哪儿也不去！把自己的事业维系在别人的权势上？抛开自己的意志去追随别人？不，他要的是充分地展现作为一个人的力量和才能，展现他同时具有的医学和声乐的才能！1953年，他被邀参加中国艺术团到苏联、波兰、德国、罗马尼亚等国演唱。在罗马尼亚的一次演出中，因为要拍电影，规定一律不能“再来一个”。但是林俊卿演唱《费加罗咏叹调》后，观众欢呼着，一次次地把帽子扔向空中。林俊卿已经谢幕四次了，五次了，六次了，剧场里的欢呼声还是像一阵阵旋风似的把帽子卷向空中。飞舞的帽子像飞舞的信片。莱比锡音乐学院还给艺术团送来一封信，说林俊卿的演唱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他的嗓子这么好，应该让他搞嗓音研究工作。
林俊卿，周总理希望你集中力量搞嗓音研究。
总理的一句话，就使林俊卿这个执着的医学博士决定改行搞声乐了。原来林俊卿也并不执着！不，他改行恰恰是因为执着，因为执着地想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才能尽献给祖国。而搞嗓音研究，他有着多么广阔的天地啊！文化部给他输送学生，让他成立上海声乐研究所。总理给他批了一笔钱，让他买仪器，录音机，向国外订购各种参考书……一个人想干点事，国家给你创造各种条件，这只有在中国才行啊！
可惜啊，也正是在中国，往往太多平均主义而太少英雄主义。什么？太少英雄主义？难道我们各个时期的战斗英雄还少吗？
可是，为什么要把英雄主义理解得这么狭窄呢？当你在人们的讥讽中搞一项试验，在人们的反对中搞一项研究时，不也同样需要英雄主义吗？
林俊卿的练声法，是把整个人体作为乐器，用咽部形成管道共鸣，发出金属般响亮的声音，不用麦克风都能演唱。这种咽音练声法在麦克风盛行的现代音乐界，实在是一支异军了。
“别听林俊卿那一套，他那是怪诞，是杂耍，那算什么音乐！”
这太不公平了！我林俊卿已经六十七岁了，这次在美国搞独唱会时，大家都站起来向我鼓掌！我自己的嗓音就是我研究的证明！我的练声法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每个人都会有失败，为什么对我就这么苛求呢？我锋芒太露？我不懂礼节？我得罪了一些人？但我们是在搞学问啊！
学问是应该可以和平共处的。难道有了电子琴就不要手风琴了？有了录音机就不要电唱机了？都是为了提高音乐水平么！不要以为承认了这家就否定了那家啊！
“林俊卿的说法太极端！”其实，任何事业在开始时也难免有些极端。再说一个人要是一味公允，人云亦云，那就永远只能是无所作为的第二流的角色；一个国家如果缺少闯劲，缺少活力，那就很少发展的可能，生存的可能。回国去！“你留在美国吧，你六十七岁还能唱得这么好，我们给你一个乐队，给你灌唱片！”“意大利的传统发声法你发挥得这么好，真意想不到，给我们写书吧！”
你们国内有些人崇洋思想太重，只相信外国的人才，把外国人过分地提高了！
就是这样么！宁愿相信别人而不相信自己！自己的成果非要外国人肯定了才能得到承认！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要提高中国的声乐水平！我跑费城大学图书馆，戴维斯大学图书馆……每到一城，我都像学生似的一头钻进图书馆，其他地方哪儿也不认识。赴个宴会什么的，都得由朋友领着去。当年我在协和医学院上大学时，也这样。上学几年了，还不知道北京哪儿有电影院。为了学好英语，直学得把中文都忘了。50年代写书时，我只会用英文写，写完后自己再译成中文。但语气、语法都不对头，只好请傅雷给我从头至尾改一遍。搞事业，就得有一股钻劲，有一股疯劲！一股能舍弃一切的疯劲！不过，这次我在美国抄录了这么多资料，回国以后能让我发挥作用吧？怎么不能？现在是1981年，祖国不是正在渴求变革吗？快打开窗户吧！把互相制约、互相抵消的空气透出去，让互相竞赛、互相促进的空气吹进来！我相信我不会再像过去的。几年那样被冷落了。人有信仰是多么快活的事啊！《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句话：“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而强者，只能在和各种艰难困苦的博击中生存。回国去！
“林先生，你一定要回国，这台录音机请你收下。”“谢谢。可是对不起，录音机我没法带。我抄录了这么多资料，这就够我拿的了。”“这些资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哪里！我买了好几百本书，我让图书馆给我分批寄到祖国。”“你在美国有这么多亲戚、朋友，你就什么东西都不带回去？你这个怪才真有点怪！”
怪什么？有什么好怪的？如果要追求物质的享受，那追得上吗？人是欲望最高的动物。蚯蚓吃一辈子泥土，对它来说，天堂就是一块沃土。蚂蚁以筑巢储粮为乐，对它来说，巢居安全、食源丰富便别无他求了。而人，随着眼界的开阔，欲望不断增长，对物质的欲求是水涨船高的。不，给我以知足，给我以超脱吧！不要当物质的奴隶，而要当精神的上帝——把自己创造成为更有才能、更有活力的人！世上是有上帝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中国啊，多一些活力，多一些上帝吧！
后路和前途有人忙死，有人闲死。有人多才，有人多心。有人只想变革，有人只想守业。有人拚死前进，有人奋力制止。力量和气量互相拉扯，才气和意气一起消耗。再加上过去政策的不稳定，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林先生，不要回国了吧！再来第二次文化革命怎么办？”
“第一，不会再有文化革命了。第二，万一还有文化革命，那么国家也就亡了，我和国家一起灭亡！”
“你爱人在‘文化革命’中死了，你现在孤身一人，这儿又给你提供了研究的条件，你还回什么国？人家会笑你的。”
“人家笑我，我也笑他！”
有什么好笑的？你觉得近乎可笑的，我偏觉得近乎庄严；你们习惯成自然的，我还觉得可笑呢？美国有些事也真可笑。子女自顾自地过日子了，老人无事可干，无人说话，坐在街上晒太阳。“Hello！Hello！”他们笑着是招呼我？要是我停下来和他们攀谈两句，显然会使他们非常满意的。可我和他们素不相识，嘿，可笑。但是也真可悲！竞争带来淘汰，富足带来空虚。各个社会都有难以克服的弊病啊！像这样的老人，即使每天都能吃牛排又有什么意思呢？当然，这里科学是先进。洛杉矶附近有个地下储存室。有十二个癌症患者知道目前的医学无法挽救他们的生命时，就支付巨额美元，要求把他们冷冻起来，等科学发达到可以医治癌症时，再把他们解冻，起死回生。现在这十二个冷冻人就躺在像巨型热水瓶胆的密封容器内。
冷冻人！我难道不也是给冷冻了十几年？我们一方面缺乏人才，一方面又冷藏人才。洛杉矶那个储存室算得了什么？我们那些年盖成了一所冷藏人才的超级储存室。1965年声乐研究所就停办了，我只好回到本行——医学。可是医院也不愿要我——我的点子太多。“你这个手指得开刀。”外科大夫们对病人说。“不用开刀，”我这个内科大夫走了过去，“我有办法！”
在一个因循守旧的社会，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我这个医学博士给分到了一家基层的地段医院，1976年就让退休了。其实，退休不退休都无所谓了，我这个嗓音研究者早已被冷藏了起来，不，连这还不如。冷藏是为了以后还要用的。而我，是被冷落！
冷落，冷落，我的学生们可没有冷落我。“啊，林先生！真没想到能在美国再见到你！请你一定到我家里住两个月吧！”汪涟欢呼着。50年代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因为使用嗓音过多，以致完全失声。人家喊她：“汪涟！”她也发不出一点声来。后来她到我们声乐研究所治疗、练声，嗓音完全恢复，现在还能歌唱。多好的学生！
“林大夫，搞咽音练声在中国是个创举，而且只有你一人教，你一下子收了百十来个学生，如果练不好怎么办？”1958年，我刚办声乐研究所时，朋友们谁不为我捏——把汗？“你说的是如果练不好怎么办？我想的是怎么把学生们的嗓子练好！”
“你有这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