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毫不留情地将这个强盛的王朝从繁荣的巅峰推了下来。连绵的战火摧毁了黄河上下千百年的文明积淀，大唐盛世如同泥沙随着浊浪而去。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写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的悲怆诗篇，描绘出千里江山一片荒凉的哀状。
严重的战乱促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自从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大批北方移民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因气候适宜，少受兵燹之灾，而成为支撑李唐王朝的钱粮柱石。较为安定富足的江南，也自然成为大批北方士绅避难的首选之地。
官宦之后刘绪世住洛阳，于天宝末年方举进士，毫无疑问是生不逢时的。他自幼习惯了中原腹地繁华富足的生活，早年立下的志向曾经是奉儒守官，光耀门第，延续盛世。孰料转瞬之间，刘绪便不得不收拾家产，在兵燹时起、纷乱不宁中，带领家人随着族众一同踏上逃避战乱的南迁之路。他恐怕没有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将再也回不到祖居之地；但他更没有料到，迁居江南，令他这样一位大唐帝国上下二百年历史中多如牛毛的普通地方官员，能在浩瀚的史书上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名字。
大唐王朝虽然风流逝去，但天下大乱之时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故而，这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来到南方之后，刘绪善于理财的本领正为江南税赋转运大计之急需，加之，他行事端正，品行高洁，自然被镇守江南的节度观察使所器重，屡被辟为幕府，掌管钱粮盐铁转运之事，渐而实授官职，名位益重。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绪在嘉兴任盐铁转运副使之职，诸多事务皆料理有序，颇得上下心意。使他耿耿于怀的心事莫过于：自他迁居江南近二十年，竟未得一子半女！也许，上天有感，“感其勤而赏其功”，这一年，刘绪终迎弄璋之喜。因其为人慈善有义，为官政绩卓著，又素有文名，多为江南才士称赞，而今中年得子，喜讯不胫而走。亲朋闻之，无不雀跃，贺喜之宾络绎于途。
李栖筠曾于大历初年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刘绪曾经为其从事。二人既有上官下僚之分，更有惺惺相惜之情。闻听刘绪得子，追忆数年前共事之情，李栖筠不无感慨，奈何远在他任，只好修书一封以示庆贺。贺喜之词不必细察，书中却言道，刘绪多年来署理地方税赋，监督河漕转运，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使钱粮源源不断供给朝廷，可谓功高无量。得此男丁，岂非上天感其勤而赏其功？
刘绪接书拜读，至此一段，不由长笑，以为与自己心思相合。刘绪之妻卢氏出身范阳望族，亦习诗书，读李栖筠贺信，同感得子不易，更望此子承继门楣，光耀宗祠，当下便与刘绪商量：“世人常言，财者若水，治财如同治水，宜开源节流，因势利导。贤哉我夫，治盐铁转运经年，兴利除弊，不曾有分毫差池，正是功当其赏，方得此子。”见刘绪听得仔细，卢氏接道，“更是令我惊奇的是，生此子前夕，偶有一梦，梦中见圣人大禹赐子。《禹贡》曾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说舜帝赐予大禹一块玄圭，以表彰其治水之功。今我子可谓天赐之玄圭也！”
“三声定一世”，唐代特别重视孩子初生之时及孩童时期。以为人的身世来源昭示着未来命运。故而，刘绪大喜：“夫人言之甚佳！《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循之古礼，此子即为大禹所赐，当与‘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相合。我儿乃承我功德，应天而生，必为人间美玉，行君子之道，成将相之才！”
卢氏建议：“何如趁此嘉意，为我儿取下美名？”
刘绪正有此意，不假思索，为小儿定名“禹锡”，寓意功德圆满，更期待来日秉圭入相，青史流芳。
得子禹锡之后，刘绪夫妇再未添丁。虽是独子，刘家却未对禹锡假以娇纵。其家教甚严，家风正统，条理分明。诗书礼仪，经史子集，当习尽习，无有遗漏。禹锡不负父母之望，自开蒙后便刻苦有加，不稍懈怠。至建中二年（781）时，禹锡年方幼学，已能咏诗赋事，常令家中往来宾客赞叹不已。更令人称道之处，是禹锡好学求进之心。凡与刘绪往来者，只要学有所长，禹锡必会手执竹纸不离左右，呼师唤长，时时求教，字字载录。久而久之，禹锡好学尊师之事，多传于市井。人家有顽劣之子，尝哂之曰：“何若禹锡？”而赞人之子好学，必美之曰：“若禹锡也！”
刘绪于公务之暇，好与文人雅士交游。禹锡稍大，每行必携之同往。令禹锡见识大家风采，一则免其坐井观天，二则使其兼采众长。是年刘绪履官吴兴，下车伊始，便思往年曾与江南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二人有书札往来，念及两僧诗文清丽，各具神韵，气象万变，却不曾当面切磋，常叹可惜。待安顿停当，刘绪便携禹锡同登山门，拜望皎然与灵澈。
僧人皎然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人，为晋代大家谢灵运之十世孙，人皆尊称昼公。观皎然之诗作，吟咏山水，酬答唱赠，怡然清逸，确有谢灵运之风骨，江南诗人从其学诗之辈众矣。僧人灵澈辈份较皎然稍晚，常与皎然探讨请教诗歌创作技法，以师长礼待之。由于二僧同在一处，吴兴何山妙喜寺一时堪称江南诗坛圣地，文人墨客皆往妙喜寺听皎然、灵澈论诗，并以此为荣。
刘禹锡虽是年幼，亦曾闻得二位诗僧之名。今随父前去拜望，正是少年心愿。父子二人且行且游，方入何山，便见山径边竹亭中有三人围坐饮茶。两人为僧，僧衣素简，恬然自得。一人吟诵，一人笔录。另一人道士穿戴，面目清净，专心烹茶。时值夏初，山中暑气已盛。刘绪父子一路而来，正觉口渴，此时茶香飘至，直令人口中生涎，精神一振。
父子二人径往竹亭，来在亭前。两位僧人见来客气定神闲，一长一幼皆非凡品，不待二人开口，便热情相邀，共品芳茗。
刘绪施礼相谢，在烹茶者对面落座。细观两位僧人，一人年纪稍长，一人春秋鼎盛，二人面目慈祥，庄而可亲，必是释门高僧。烹茶者，仙风翕然，烹茶之术精纯稔熟，不似常见茶农之粗俗鄙陋。再看石台上，铺开着笔墨纸砚，两位僧人正在议论诗文。刘绪心头一热，莫非偶遇皎然、灵澈于此竹亭？又闻皎然深谙茶道，陆羽得其传授引导而著成《茶经》，闻名于世。陆羽者，莫非对面烹茶之人？
正思忖间，禹锡见两位僧人面前有诗数篇，便向二僧施礼：“请教二位上人，可否令小儿观上人诗作，或启蒙昧？”
二位僧人正是皎然与灵澈。前日得刘绪来书相约，又逢皎然之友陆羽来访，即于约定之日亲迎下山，在竹亭中备茶以待。见刘绪恍然有所悟，二僧会心一笑，相互便已明白身份。见禹锡稚气未脱而求知甚炽，澈上人心中欢喜，便以诗稿数张示之。
禹锡得上人赐诗，如获甘饴，细细品读一番后，又轻声诵道：“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寒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
澈上人欲试禹锡学问，笑问：“小童可知诗中意味？”
禹锡闭目凝神，仿佛正站在东海之滨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海风，陶然而答：“此诗乃述天台山华顶缥缈云霓之景致，仿佛天上仙山一般，与太白学士‘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之诗意相类。”
灵澈与皎然闻言大笑，澈上人诵声佛号，对刘绪夸道：“阿弥陀佛，小童聪慧，果然为谢家之宝树！”
禹锡亦笑：“我知上人为谁了！”遂提笔工工整整地在灵澈诗下写了一首诗：
揽幽山门外，莺鸾翔碧空。父子逢上人，缘结竹亭中。
众人见诗，虽音韵尚不齐整，但诗意已然明朗，十岁幼童，无复苛求。见两位高僧颔首微笑，刘禹锡恭恭敬敬地跪拜：“小童禹锡，常闻人言江南诗僧谢昼公与澈上人为一代文宗，师从者必有所成，今奉家严前来求见，请上人提携晚辈，不吝赐教！”
如此孩童，谁人不喜？灵澈、皎然、陆羽与刘绪见过礼，相互述说敬仰，待饮完茶，五人同往山中妙喜寺中而去。
途中，皎然随手采药，刘禹锡皆能分类放于药囊，引起皎然注目：“自古以来，儒医相通。莫非禹锡潜研医道？”
刘绪应道：“禹锡为童儿时，体弱多病。保姆抱之，入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待禹锡开蒙，每遇同龄伙伴武健可爱时，屡为自己羸弱之躯而羞愧，遂有学医志愿。”
刘禹锡点头：“小子幼时多病，饱受病痛之苦。尤不忍视慈母因我患病而煎熬，故而，在攻读四书五经时，留心医药典籍。诸如《本草》《素问》《药对》《小品方》等书，皆前人医病之宝典，不可不读。”见皎然赞许，刘禹锡接道，“若平素不知验方，一旦患病，便将自己交到医师手里。医师亦有良医与庸医之分，若病中所遇庸医，岂不悲乎？”
刘绪略带顺意：“禹锡自幼读些医书，学切脉‘以探表候’，对经络、穴位、药理、医道潜心探究。其母以为禹锡独子，医术可以保身长生。”
刘禹锡高声接道：“小子不为长生之道，而求人间医术，以期小以忠孝，大济苍生！”
“禹锡已略知法理。”皎然闻言，面带悦色，“我佛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弘法之要，医苍生之心；医学之要，医苍生之体。灵肉归一，乃佛法之大成。刘家世代守官，皆以孔孟之言入世济世，泽慧斯民，彪炳后昆。有禹锡如此，必可‘以天下为己任’。”
一路之上，灵澈、皎然与刘绪遇峰即诵，逢水便歌，偶尔谈论草木医术。刘禹锡手执笔砚，恭录诗文，并再三吟诵玩味，受益匪浅。三日过去，待到父子二人登程返回时，禹锡已持有数十篇诗文，也记下十数个药方。
离别之时，灵澈不忘对刘绪嘱道：“令郎才情卓越，尊师重道，某与昼公皆谓‘孺子可教’，今后刘郎可常令禹锡来寺中，得某等调教，来日令郎或为百代宗师，亦未可量！”
刘绪久蓄此意，既蒙澈上人主动要求，更是求之不得，遂命禹锡行拜师之礼，与两位诗僧结下师徒之缘。其后数年，禹锡凡得空皆往妙喜寺拜望皎然、灵澈。每当皎然和灵澈写诗，他便双手捧着笔砚，恭敬陪侍，一起吟咏。
刘禹锡早年以皎然、灵澈为师，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皎然有《诗式》论诗，主张苦思锻炼，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同时，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之境界，“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以为意境来自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灵澈虽无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所言，灵澈“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言灵澈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从中所见，灵澈重视在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追求自然，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刘禹锡以高僧为师，心中信佛，必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后，刘禹锡有诗“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刘禹锡曾写道：“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以为：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如此作诗，便能内涵丰富，意境深远。
如果说刘绪对刘禹锡训教严格，奠定了他坚实的才学基础；禹锡在吴越一带所经历的“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馐，布袍芒屐，倒骑水牛”的少年生活，促成了他日后清新、豪迈的诗歌风格；那么，刘禹锡得名师指点，才更使其诗文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禹锡师从皎然、灵澈之后，学问愈加扎实，才名更胜以往，于江南文人士子之间传为佳话。未几，这段美谈便传至淮南。淮南水陆运环卫掾曹权德舆与刘禹锡之舅卢徴为姻亲，闻知卢徴家有贤少年如此，权德舆喜不自胜，定要亲自去见识一番。人甫登途，书信已至，刘绪见权德舆书，忙命府中扫洒一新，以待贵客。
权德舆此时虽官位不高，但其士林地位业已显赫。权家世代为官，其父权皋因在安禄山幕府中识破叛逆图谋，冒险携家逃离，其忠义之举，受世人称颂。权德舆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十五岁时已有文集数百篇，不及弱冠便已名满江左，其文章多为当世名儒所褒奖。因权德舆的台阁体文章著称于时，淮南黜陟使韩洄久闻其名，辟为从事，自此出仕为官。至此时，他正在淮南杜佑幕府中任职。又有传言，称德宗皇帝已闻权德舆之名，有意召他入京为官，真可谓前途光明。
因此，权德舆专为一试禹锡学问来访，刘绪既惊且喜。刘绪亦为江南士林名儒，因卢徴故，与权德舆有亲戚之情，又因同在江南执掌水陆转运之职，而有同僚之谊，二人之间颇有酬赠。权德舆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刘绪自知学问文章不及德舆，且自己中年才得一子，不得不做父母之谋。此番权德舆来访，正可有所托付。
刘禹锡闻权德舆之名，乃从其舅卢徴处所得。卢徴言，权德舆之文章风雅倜傥，行文守正不靡，意旨恢弘，意象广博，有当今文坛中已极其罕闻的盛唐气象。据说，王侯将相或一方豪绅物故，家人若请得权德舆为之亲撰墓志铭或文纪，则被人赞赏：尽孝已极矣！有卢徴美言在前，少年刘禹锡更日夜盼望当面受教，以遂志愿。
不数日，权德舆与卢徴同至刘绪府中。三人寒暄之语不必赘言，待各自坐定，权德舆直奔主题：“某闻巷议，言令郎禹锡天资聪慧，幼学有成，近来师从皎然、澈上人学诗，知来者可期。今某虽不才，愿以薄技一试禹锡，请见之。”
刘绪心中欢喜，口中连称“过奖”，令家人唤禹锡来前厅说话。禹锡在内宅已等待多时，得父亲召唤，又令家人复整了衣冠佩饰，鼓足精神去往前厅。这一日，禹锡不着锦缎而着棉布，束两支羊角小辫，腰上缀着一支玉觿，左手拇指上戴着一枚精巧的玉扳指。玉觿光滑温润，想是久用常用之物，可见禹锡常作解绳之戏，必是敏于思而擅于行；扳指虽为装饰所用，然仍可见刘绪经历变乱，亦有使禹锡习取骑射以备报国之念。再观禹锡精神，无半分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小子神清气朗，目涵乾坤，一股英气始萌于眉宇之间，风流气派已初具格局，若无诗书经义汲养润泽，焉能至此？只此一面，权德舆对往日耳闻之事便已有三分相信。
禹锡入堂来，先拜父亲刘绪，又拜舅父卢徴，再拜权德舆，三拜完毕，便站在刘绪一旁。刘绪见禹锡今日妆服恭谨，比往日更胜一筹，儒雅气象竟不似束丱小儿，却隐有宿儒之稳重，为人父者，心中自然欣慰非常。又观权德舆，见他神情喜悦，眼含赞许，便道：“载之（权德舆字载之）贤弟，吾子禹锡薄有天资，向承家教，谬有虚名。怎奈愚兄才识浅陋，唯恐有误子孙。今蒙贤弟不弃，莅临敝府，令吾子闻教于当面，倘若小子肯虚心向贤，侥幸学得贤弟之万一，则一生受用不尽矣！”
权德舆答之以礼：“兄言之过谦！近年尝闻某地有某童子可谓神童，德舆乃好事者，往往亲试之，皆不中意。欣闻令郎拜入妙喜寺澈上人门下，某与澈上人亦有往还，知其门槛颇高，入室不易，得其青睐者必为当世良材，特来相参。今日一见之下，果然状貌非凡，有腾达之象！”
刘绪自然心中得意，又问禹锡：“我儿近日所读何书？若有疑问，可向权掾曹当面请教！”
禹锡答道：“近日方读完《毛诗》，现正读《尚书》。”
“《毛诗》《尚书》已非启蒙之书，而直达古圣先贤之意，如你这般年纪，可能读懂否？”
“家父治学严谨，素以儒学，小子奉侍，得其教导，《诗》《书》虽有艰难舛剥之处，必不为所阻！”
禹锡此言一出，引得刘绪、权德舆与卢徴三人大笑不止。权德舆与刘绪道：“兄长家风森然，为人称道，今日一见，果不其然！令郎以孝道为先，德才兼备，倘使天下有才之人皆得若此，则大道可行矣！”
权德舆亦以孝道所闻，于此更对禹锡另眼相看。但他此行毕竟以试禹锡学问为主，无论外表仪容，还是奉守孝道，只是在外表，学问深浅，仍需一试。此时，刘绪已命人取来《毛诗》，交给禹锡。德舆命道：“禹锡贤侄，你自将《毛诗》打开，任翻一页，选一首读来。”
禹锡信手翻来，念道：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原来是《小星》，”权德舆接着问，“贤侄可解此诗涵义？”
禹锡成竹在胸，语不稍滞：“此诗是一位小吏在披星戴月的劳碌之中所发出的哀怨之辞。诗中言，他自己就像一颗光芒微弱的小星，在浩浩夜空中不为人知，但他日夜都在为官家奔走忙碌，无法留恋温暖的被窝。他叹息自己的命运真是与那些达官贵人们不同，命不一样，活得也就不一样啊！”
权德舆微微点头，“贤侄所言，甚合诗意。却不知贤侄对此诗有何见解？”
禹锡合上书，叹惋道：“小子观此诗，所感者有二。其一，小吏乃朝廷之基础，若无小吏日夜奔忙，则民情弗上达于天听，圣意弗闻知于百姓。吏善则人谓朝廷善，吏毒则人谓朝廷毒，其任也重矣，当荣之以冠服、禄之以食货，治之以圣人之道。由此观诗中小吏，怨情已孳，恐天下已不稳矣；其二，《诗》皆作于先秦，彼时无科举正途，无察考奖擢之法，为小吏者，晋身无门，劳累无度，恣怨横生，岂无渎职之为乎？由此观之，圣朝大开科举之门，功名爵位悉凭学问而自取之，使民情大悦，四海归心，非盛世胸怀孰可为邪？方今天下战乱初弭，正应守律典以正科名，明察考以辨贤愚，则我圣朝中兴再造，亦可期也！”
刘禹锡一番议论，绝对出于权德舆的预料。若于常人，莫说总角小儿，即使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先生，讲《毛诗》不过照本宣科，亦难作出如此古今相参的见解。权德舆自忖如禹锡这般大时，竟无此般视野和胸襟，心中慨叹此子前途必定无可限量。
刘绪和卢徴大概也是第一次听到禹锡因一首诗而阐发议论，二人的惊讶比权德舆不少分毫。尤其刘绪，一向只知道儿子读书用功，学诗努力，却从不知道禹锡对时政朝局亦有留心，更不知禹锡能就一首古诗而论及当朝政策。细一思索，便也了然，定是禹锡平时从与自己交游宾朋之处非但习得诗文技巧，更有意倾听了他们聊天时所提及的朝局变动，或是从自己的公文邸报中了解时事要闻，再以所学进行思考，因而能得心应手，随问随答。再思禹锡所论，正合自己平日所见。吏者，在官员面前是奴仆，在百姓面前是官员，事务庞杂却命如草芥，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常会发生分裂和错觉，恶吏、酷吏十有七八，仅就江南一带，二十年来虽未经安氏逆贼侵扰，但由恶吏引发的农民起义呈此起彼伏之状，邸报之中时有所闻，治吏之策，常有所思。刘绪只是无奈官职卑微，知转运而不知征敛，无力有所为而已。
“异乎其伦！异乎其伦！”权德舆不由得起身赞叹，向刘绪长作一揖，“汉时石公素以谨慎，起自微末而至上卿，月薪两千石。其有四子，皆受严教，品行善良，孝敬父母，不逾规矩，后皆为上大夫。父子五人月薪恰为一万石，传为美谈。今观之，刘公家有万石之训，教子有方，令郎真甘罗再世，有宰相器也！如此学问，只待一纪，必中高策！天下多子多孙者众矣，然何如此一子邪？”
刘绪闻权德舆如此盛赞，方从惊讶之中回过神来。禹锡在权德舆和卢徴面前大放异彩，真令刘绪大喜过望，当下吩咐仆人备下筵宴，款待嘉宾。酒酣之际，刘绪忽然又有些许疑惑：《毛诗》数百篇，为何禹锡偏偏翻中《小星》此节？莫非冥冥之中，有所隐喻？
自那日之后，权德舆与卢徴逢人必夸刘禹锡之才名。由此二人之故，杜佑、韦夏卿、李吉甫等名士时在江淮，皆对禹锡之才有所耳闻，众人亦颇待禹锡成年，抑或栽培成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