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任何新生都在命定中属于古老，不是他或它们响不起岁月的声音，似这样耳熟能详的东西，何必还要喧嚣哗众。只有一种声音与众不同，因为它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在肩负着同样古老的责任。那一天的山光月色让人再也看不清油菜花时，我爬出水湾，独自走向那家以江水为邻的小旅馆。当我察觉夜空中有了哭声，那位将自己深埋在漆黑之夜里的女子，其实已这样做了很久。这一夜，我做了几个梦，也从梦中醒来过几次，那女子的哭泣一直没有间断，悠悠绵绵直到天亮。一台拖拉机高分贝地驶过，仿佛将哭泣声也载走，再也听不见了。离开这小镇时，我不是有意寻找，是心情使然，双眼沿着小街打量每一个忙碌或者闲适的女子。当然，我找不到心里想找到的。作为乡情，哭泣是沟通古今虚实、化解爱恨悲欢的小路。要走的是乡间人，不走的也是乡间人。像我这样的外来者，只是心到情却没有到，偶尔碰上这类小路，也是枉然。
女人的乡村，女人的三峡，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使其忧伤终身。一桶水是顾不上油菜开不开花的，那样的水只能用做勉强滋润不使心花变成枯草。辖治新滩的秭归县在县志中记载了太多干旱。仅仅从民国初期到一九八五年就有：一九一九、一九二八、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一九四六、一九五一、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0、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六、一九六八、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一九七九、一九八一等年份。这仅仅是干旱，还有暴雨洪涝的一九三一、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四三、一九四八、一九五0、一九五四、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七五、一九八0、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四等年份。其余风灾、雹灾共二十一个年份，虫害两个年份，虫害和兽害同时发生的有一个年份。此外，因地质原因无力抗拒的岩崩与滑坡，还有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三一、一九三五、一九五八、一九六四、一九七七、一九八0、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和前面已提及的一九八五等年份。在老天爷的喜怒哀乐中蹁跹起舞的乡村，女人的眼泪何尝不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染上颜色的血脉。
被水阻断又随水奔腾的乡村三峡，刀削斧砍的两岸上，隔不了多远就有一条灰白小路出现，有时候在阔叶阴森的山沟里，有时候在怪石嶙峋的山脊上。每次进三峡，我都要尽可能将这样的小路一寸一寸仔细地看在眼里。谁都有理由相信，在小路蜿蜒的源头，必定是由田园和房舍组合的小小村落。细细看它们想它们，是因为不明白小路为何突然消失在三峡的水线上。在听过四季惊涛的三峡也会干旱的故事后，我以为那样的小路是为女子们准备的背水专线。那天早上，我放弃了对夜来哭泣的寻找，跟在一群背背篓的当地人后面，上了一艘混装轮船。后来见到当地朋友说起来，朋友大惊失色，说这类船年年都有几艘出事的，除了当地农民，别的人从不敢搭乘。任凭江上大风不间断吹过，朋友郑重劝阻我不要再搭乘的轮船船舱里照旧弥漫着浓浓的家畜气味，加上各种各样劣质的香烟和用自制烟丝的气味，顿使时光倒退，不由得想起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情景。破旧的混装轮船本来就行驶得不大流畅，突然间又减速了，轮船在狭窄的航道上猛一扭头的样子，简直就是机器出故障时的紧急处置。我盯着船上的当地人看，他们却不当回事，熟人们继续在一起用听起来有些夸张的方言高声说笑，没有熟人或者是有熟人却不想说话的，则继续在那里呆呆地不知出什么神，还有干脆打着瞌睡的人也不少。
混装轮船一个劲往水线靠近，多数时候总是空空如也的小路上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她不紧不慢地走着，刚好在船停稳之际来到水边，不等跳板完全搭好，便歪歪扭扭地上得船来。另一次，不远不近地望见小路中间蹲着一个雕塑般的人，不晓得轮船上面的水手们是如何观察的，反正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发现那人有过何种表示，混装轮船就改变航向驶过去，看着那人借助一种专门的架子将一头肥猪背上船来。我终于明白，一条水线将细微的乡村三峡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小路，另一部分是私人码头。难道它们不像往日在田野皆为集体财产之外，那种另行分割给私人的小块自留地吗？我以为这样称呼是合适的！一天之内能有三五个人使用它们就很了不起，这样的数量正是当下一个正常家庭人口的数量。
私人小路牵出许多大山背后的岁月。只要这山还在，这水还在，这小路还将继续牵扯，而不管其是否还有力量，还有激情。山路越细小越崎岖越是深深地插入乡村腹地，它像一条脐带，载着这座大山上包括最没有用的狗尾巴草在内的所有植物、包括最被看重的五岁黄牛在内的所有生物、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到达今生今世只能看到最微弱希望彼岸的码头。私人小路举重若轻，私人码头举轻若重。前者之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者之轻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在一九九五年之前，我也许会将这种连脚印都留不下来的小路称之为迷你小路，也有可能将这种连块石头标志都没有的码头称之为迷你码头。那一年的秋天，我躲在有水无山的武汉西郊写了一部名叫《迷你王八》的中篇小说。《上海文学》杂志在一九九六第一期上发表之际，时任主编的周介人先生在电话中同我商谈，将其改名为《分享艰难》，并且预言，在以后的多年里，“分享艰难”一词必将会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因为它会触动这个社会里最敏感的那条神经。在内心里我一直没有放弃先前的喜欢，觉得如此小说题名会平添一份有趣。我当然也明白，无论是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对艰难的分享与否，对于人性和人的品格来说，真的是高下立见。后来的种种事实，印证了周先生的先见之明。已经十几年了，人文领域每年都会冒出新的论争，“分享艰难”的问题一直处在挣不脱的旋涡中心。在大部分人那里，这场论争已经超越文学艺术本身，变成了以“为谁分享艰难”作为分水岭的政治红线。
人在思维中天马行空，是人类不断进步与进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时光推移，某些人的思想会显出高山仰止的境界。在人们普遍不能适应时世的艰难、仍然将自己限制在认为改革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没有穷尽的幸福的情结之中时，“分享艰难”恰如一声断喝，惊醒许多黄粱枕上人。是愤懑？是迷惘？是撒娇？是非种种全是别人的思想经历。身为资深小说书写者，那时候我的心正在像诗一样痛苦。
那一年的情人节，南方的一家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浪漫痴情的男子向恋人求婚的广告。就在同一天，北京的一家青年报上，却有这样一篇报道云南乡村的一位妻子，拿着家里仅有的两角钱，去往山下的镇上买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离家之后的路上，妻子始终将钱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奇怪的是那钱竟然还是丢了。妻子在崎岖山路上苦苦寻觅始终不见踪影，天黑之后不得不回家，并打算第二天再来寻找。为人妻的女人预感到将有灾祸降临，却没想到灾祸是如此严重。盛怒之下的丈夫，突然失去理智，拿起一把刀，活活将妻子的两只手指剁下来，以示惩戒。
我并没有亲自读到这两份报纸。这些事例是从同城诗人刘益善那里听来的。北京那家青年报的同一个版上，还有一篇消息也是说云南的：一位老奶奶拿着一分钱，在供销社里求售货员卖给她一两盐。旁边的一位干部于心不忍，买了半斤盐送给她。老奶奶翻身倒地，非要磕头谢恩。即使一分钱，那也是老人仅有的。
诗人讲述这些时，泪水打湿了双眼。到最后他才反问我，南方的那家青年报上所登求婚广告的花费是多少？我不想猜，只管愣愣地盯着，直到他回答说：五万元。我几乎是责问，你为什么不写成诗？这种诗是天赐的，想找也找不到的呀！诗人的回答让人加倍痛苦。他说，如今谁愿意发表这样的诗？就算勉强发表出来，谁看呢？
后来有机会去过一次云南。还没到达，半空中的飞机让人就感受到高原山区强气流给人的震撼。下飞机后的当天晚上，就见到了那位复姓的省委书记。他给我们讲在云南行路之难，他曾经去过一个乡，下了吉普车，再走三天才到达。我放弃了在那种场合复述一分钱、两角钱和五万元钱故事的想法。这位下决心要将全省的乡镇走遍的省委书记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不久之后，他就被调离了。私下里听一些人说，堂堂省委书记，每个周末都要开着吉普车往县里跑，事先也不打招呼，给全省干部造成很大压力。云南之地与长江三峡异曲同工，山水多如锦绣。我去时不是油菜花开的季节，唯有不靠阳光雨露滋润的山间小路在袒露着条条艰难苦辛的生活脐带。其实，天下乡村哪里不是如此？如果不是亲历，只是带着一副审美的眼光四处行走，别说另类的“云南十八怪”让人兴趣盎然，就是宁夏西海固，也能看成是非常有特质的油画与雕塑。
作为自然，乡村像诗一样美丽。
作为人生，乡村像诗一样痛苦。
那一次，四季如春的昆明在我们习惯上称作深秋的日子突然落了一场大，据说是多年罕见。头一天还是风和日丽，一点预兆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