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
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那天下午，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昭通山区。朱副总理冒着濛濛细雨，沿着泥泞崎岖的山路，来到了宁边村，径直走进掩蔽在杨长才朴实憨厚身影后的家门，看见红红的火塘上正烤着当地人称洋芋的土豆。朱镕基问：“早上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问：“中午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再问：“晚上吃什么？”杨长才答：“吃洋芋。”朱镕基继续问：“一天三顿都吃洋芋吗？”杨长才答：“都吃洋芋。”在这低矮、阴暗的茅草屋里，朱镕基呆了近二十分钟。他和夫人劳安将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留给了杨长才和另一位农民，留给了这座位于贫困高原上的贫困山垸。坐上即将启程的面包车，朱镕基打开车窗，外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乡村中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细雨和浓雾中静静地围观着，他们的身后是一片破旧的用叉叉草搭起的茅草屋。朱镕基鼻翼动了一下，泪水终于忍不住涌出了眼眶。
既非知识分子行吟，亦非边缘写作之民间。这就是所谓《高尔基土豆》的全部真实。被去掉的是思想和智慧，留下来的沉重正是灵魂与血肉。书写者的隐去，换来诗意的明朗。平民与领袖标识的丢失，升华起来的是深藏在骨子里，与诗人一样的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真伟大的诗不在乎题名，也不在乎是否具备诗的外表。所以这两样它都没有。后来的一切只与我相关，让它有了诗的名义，还有了诗的形式，纵然是添足之俗也不后悔。人的情感毕竟首先来自深的痛，并且咬牙切齿地拒绝了哪怕丁点的矫揉造作与娇媚嬉戏。
一个男人将泪水流给另一个男人，然后冲动地宣布，要将那条在梦想中存在了一百年的铁路，坚实地铺进断肠一样苦难的乌蒙山区。
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诗人杨长才和朱镕基，一位代表着用河流一样的坚韧与沉静展示出乡土山水中最深的底蕴；一位代表着河流一样的激情与果敢，爆发出山水乡土中最强的力量，要用钢铁给这片海拔多在两千米以上的山山岭岭铺陈出一条诗歌之路。
一条河的死生除了天籁谁也作不了主。
乌蒙山上唯一作为口粮的洋芋成就一条铁路的命定，是后来发生的。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所有梦想之中，最为富有的一种。
透过公开的资料，如那位叫杨长才的彝族汉子一样不断在命运中挣扎的乌蒙山铁路之梦，始于一八九八年英国人戴维斯的踏勘；一九〇五年，滇省官商着手筹建；一九〇九年，清朝政府正式勘察，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止；一九一七年，北洋军政府刚刚开始考察，又因军阀混战而再次停止；一九二三年，国民政府也曾谋划过，其后来决定改建公路，实因工程浩大，且国共两党内战愈演愈烈，国力不济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等到一方溃颓，一方辉煌之际，这铁路在地理上也变明晰了许多。到底是用钢铁来铺，比不了河流的畅快，一九六二年共产国际内部论战升级，苏联专家突然撤离，铁之路到底还是没有走近乌蒙山中的河流。
一条路，一条以钢铁作为筋骨的路，最初的命运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经受着战争的挥霍。当年的抗日战争，迫使交通阻滞的大西南成为战略后方，为便于军运，川滇铁路终于闪现出历史中第一次辉煌。可惜仓促之中建成的从昆明到沾益的一百七十三公里路线，只维持到一九四八年前后就被彻底废弃。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第七舰队一百二十五艘军舰、六百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明里扬言，暗中使招，都是为了要教训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暂时放弃对诗歌的酷好，直截了当地说：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甚至还用上更加直白的语言：“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不需要诗的时候，最有影响的语言是命令。一条比梦想更长的铁路就这样在与迫在眉睫的战争赛跑中突然变成了现实。只是对乌蒙山来说，一千零八十三点三公里长的成昆铁路，全部建筑在最方便战争机器运转的别处。
虽然战争造就的那条铁路同样堪称世界奇迹，那些如《高尔基土豆》一样的诗文反而更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悲怆。在乡土最底层里滋养着极贫极困日子的洋芋，注定要等到只会用灵魂与血肉赋诗的两位诗人相逢，才能了却这整整一百年的大梦。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后，某一天，在一个聚会上与诗人刘益善谈起彝良和昭通，谈起我对《高尔基土豆》的创意。慢慢地，终于说到一九九六年情人节那天的遗憾。刘益善突然将声音提高好几倍，用那毫无诗意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两份青年报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其中因为妻子丢了家中仅有的两角钱，而被丈夫剁掉两根手指的惨痛事故，就发生在昭通。我惊愕于刘益善的肯定，就在他所说的昨天，因为要写一段文字，他还将这件被岁月尘封的往事从日记中找了出来，像我一样，久久地对着那绝难相信的真实再一次惊愕。
我是在这大梦成真之后的第四年来到昭通，来到依旧不改高寒的乌蒙山区。怀想当年毛泽东之诗歌豪情之后，反而是忧郁重重压在心头。穿越云贵界河进入彝良县境的那条简易公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筑的一条施工便道，目的是方便建筑那条由苏联人规划的百年大梦一样的铁路。在一些湍急河流的悬崖绝壁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没有铺上铁轨的路基残骸。偶尔还能在山水道路最险要之处，遇上一座座连野兽都不愿藏身的隧道。那种孤独与孤单，犹如人在伤了一只眼睛后，残存的另一只眼睛，会用双倍力气将所打量的东西盯得隐隐作痛。对铁路的梦想与抱怨经过多年生长，已经成了这遗迹上弥漫着的春花秋叶，接受和不接受都是这些了。
只要是种子，哪怕被抛弃也会生根发。毕竟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痕迹，被铁路抛弃的彝良，收拾起历史慷慨弃之的施工便道，一年接一年地爱护成自己的交通动脉。
从格闹河升起来的黄昏，爬上了一处分水岭一样的高山。
司机主动说这儿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越野车走了一个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小镇，我们以为目的地到了，司机却说还有二十二公里。以越野车的良好性能，时速也只有八公里，除了沉默不语，实在无法再对这道路说点什么。一个外来者，当然不会太在意这样的速度，何况道路两旁还有充足的乡土山水来满足似我这类陌生者的心情之猎。山高水小，被雨淋湿的高山峡谷，轻轻一抖，就有各种各样的飞瀑不断地冒出来，让条条大河小溪涨得满满的。丝毫不用怀疑，只要有弯道，迎面出现的肯定会是乡土山水永不重复的美妙身影。乡土正是如此成了一对互为心病的矛盾。那些美丽的情与物，通常被施舍给浮光掠影的外来者。没有人带得走的艰难时世，总是吝啬地留给自身，成为行走的阻滞，成为收获的灾难，最终成为幸福的天敌。
在中药里，天麻自然是非常著名的。说起那名叫小草坝的地方，晓得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又有谁会去想种种衣食的原产地哩！甚至吃得越好穿得越暖，越是无人记得衣食之母的乡土与乡村。那一天，我们离开著名中药天麻那不著名的原产地小草坝后，乘坐的汽车曾经在一处原始森林旁边，堵了整整四个小时。紧挨着原始森林的乡村公路，被下了两天的雨水一泡，有近一百米长的一段翻浆了。先到的车在两端排成了长队，一排新砍下来的合抱粗的大树横躺在公路上，二十几个衣服已与泥泞成为一色的当地人，用着传统工具装载着沙土，不紧不慢地往树上铺。据说，这样来应对如此交通意外，已经成了当地人在实践中采取的最有效的防治措施。
在海拔四千二百米高度上的高原草甸中，大大小小的河川势必会依照高原规则，流高原之所流，淌高原之所淌。海拔只有两千来米的小草坝，没有学会高原草甸上令行禁止的规则，其行为就像乡土中的经典譬如：满罐子不荡，半罐子荡，又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没有悟出文学真谛无所谓，也要及早将放浪不羁的习性操练得出神入化。小草坝草甸宛如时尚城市中的高尔夫球场，哪怕每一只水滴都怀有泛滥的野心，也只能是永远想念河流而不得。于是，这些心性生来低不了的高山之水，便从每一棵受着粗壮葛藤缠绕的古树下面出发，所到之处，青草用来深植于高原的心劲，都被它们在暗中据为己有，那些性急的等不到攒足力量，便匆匆忙忙地爬上横亘在前的那条道路。
这种亲密使得河流与道路的关系达到极致，也使得高山大岭上达到极致的亲密有了另一种称谓：沼泽！
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作引申，完全可以说，山大了什么样的河流与道路都有。彝良境内山峰之高大，简直就是乌蒙山之最。山越大反而越显得脆弱，就像好不容易爬上去的那座山，万丈绝壁竟然依靠着一株大树，只要一声断喝，崖头上就会摔下冷汗般阵阵水滴。一条仅有的道路，从这样的水流之下发端，绕过那棵仿佛高过万丈的笔挺大树，小心翼翼地镶嵌在崖间的缝隙里，又从一道惊天飞瀑后面暗度陈仓湿漉漉地穿过。最难想象的是半路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许多小木棍，撑着那块如同房顶一样的巨大岩石。当地人一直在延续着他们的古老愿望：谁用木棍撑了这岩石，谁的腰就永远不会疼痛。
河流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干涸的季节中疼痛。道路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绝壁断崖上疼痛。乡土中人在有河流的道路上行走，最疼痛的不是腰而是心灵。从彝良开始，在昭通一带的乌蒙山里一路走了四五个县，不说那些连接乡镇的乡村公路，就是冠以省道国道的等级公路，也是我二十多年来所行走过的名符其实的最差最差。三年前，我的小说英文译者带着来中国过暑假的妹妹在湖北乡村中走了走。即使是精心挑选的乡村，仍使得异国情调的女孩张皇失措。那位坐在汽车上的美国女大学生吓得号啕大哭的道路，起码要比我三年后才见到的这些好上几倍。当我也开始为如此恶劣的交通状况提心吊胆时，免不了会情不自禁地假设，那位美国女大学生如果再次同行，只怕要学那杜鹃啼血了。当我每每追问道路状况如此之差的根由，所得到的回答似乎是高考之政治试卷的标准答案。都说是某人从本地调任省城某大机关要职后，那些因各种原因与之存在过节的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寻着对方的踪迹寄送那谁见了都会讨厌的匿名信。一怒之下，某人痛下杀手，所用理由莫不是冠冕堂皇，自此十余年，乌蒙山区的道路建设资金连日常维修都不堪使用。
这样的传闻，信与不信，都不值得人去深究。乡村和乡土本来就是新旧传说的起源与归宿。没有传说，乡村在现实中的位置势必会变得更为虚浅，乡土对现实的意义将要打上一半左右的折扣。传说之于乡土乡村，只是在表达另一种真实。譬如，道路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迷你沼泽，一片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临时沼泽，就能让方圆百里唯一能够快些行走的道路，停止在无可奈何的高原上。山水之乡，看似坚韧无比，只要出了那样一种人物，想让其变得体无完肤并不是太难做到。乡土之乡，本是朴实无华，在看不到出头之日时，用传说来打上思想烙印，到头来有可能成为华彩之史话。
此时此地，沼泽成了河流与道路完美而冷酷的交合。这种状态颇似当地人一次次庄重介绍的七色花。在潜意识里，有一个形容词生硬地迸出来，一次次地对我强调：清艳！清艳！这叫清艳！秋天到来之前，从小时候的童话，到长大后的神话，早就开在想象中的七色花，头一次真实地开在眼前。因为有七色花陪在两旁，实在无法恭维的道路在客观上有一种特别的美妙，以至于还没有彻底离开，强烈的怀念便油然而生。河流与道路那理不清的亲密关系，曾经诱使我深深想过，七色花亲密的对方何在？
等待中，一串串七色花开遍了那段时光。不时地有像雨又像雾的风刮过来，七色花早已习惯这样的阴冷，一点也不收敛只属于它的清艳。同行的几位年轻女子却做不到，慌乱地借来任何男人的宽大衣裳，为求挡一挡风寒，宁肯舍弃所有的风姿绰约。不断膨胀的风寒逼着人退缩到车上。隔一片泥泞，车外仅有的砂土地上，那个看上不会超过十二岁的小女孩，显然是特地赶来做小买卖的，背篓里装满了货物，旁边放着几只开水瓶。只是数过那些散落四周的废纸盒，仅方便面一项，女孩就以毅然决然的铁价每盒十元，卖出了十五盒。临时沼泽旁的这个女孩，与我在格闹河边初次见到的那个背背篓的女孩，有太多的相似处，然而那大不相同的一点，比让我们步步退缩的风寒还要浸骨。女孩看人时，格闹河边的那道目光，是高高的，一丝丝地亲近，一点点地送别，哪怕过去了很久，还能感受到那淡淡的温暖、温馨、温情和温良。临时沼泽旁边的这目光是低低的，非要看人了，也像空谷惊鸟稍纵即逝，留下来的痕迹，莫不是关联艾怨、忧伤、郁闷和凄楚。都说这一带气候无常闹瘴气，夏天披件薄薄的棉衣上山也没有不合适的，然而，面对茫茫苍苍的乌蒙山，我所经历的最冷时刻明明是这瞬间一瞥。
我不会去判断女孩是否希望如此沼泽每周都临时来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