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两位苏格兰的垂钓者，发现面前安静的河水突然开始微微喷发，并且伴随着阵阵流水声响。所幸他们及时地意识到这是地下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了，赶紧跑去警告。矿工们从矿井里纷纷逃出来时，地面上那只透水小口已经飞速坍塌成为一座大坑，整条河里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倾入矿井，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在裸露的河床上拼命地蹦蹦跳跳。由于水的浸入造成矿井内空气的压力过大，导致河水又从无数地缝中喷射出来，偌大的地面上都在冒泡，就像一只正在沸腾的大锅。
这种平静的笔调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已知史料中无可否认地将英国人对煤的发现与使用远远抛在中国煤炭史的后面。然而，英国人从煤的燃烧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对蒸汽机的发明，进而全面有序地推动本民族进入工业化社会反过来将最先发现煤的经济价值的中国，远远抛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后面。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
小住。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我们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都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呆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出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极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这些将家安排在两百里之外乡村中的煤矿工人，直至成了煤矿老人，也没有到过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夜里能够听涛，白天却难观鹤，绵绵不断的人潮与车流就像从大海里涌上来的浪涛。形形色色的目光一边惊讶地随风望去那海上的汹涌澎湃，一边诧异地随最近的潮头跌落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艳丽的门窗。
旧的童年过去，新来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几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效应，在一场接一场泪流满面的矿难中，再也见不到煤在往日带来的工业化浪漫怀想了。甚至于说，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资，就因为那一带没有煤矿、不出产煤。而改造小资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矿里，用不着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吨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剧腔调，说谁谁是水做的了。说乡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没有到过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断，自从搬离临时居住过的那座叫贺家桥的小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当年是何模样我不晓得，如今是何模样，也无从打听。我仍然敢说他们至今也没来到北戴河，却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基础。
无须质疑，从来就不缺少诗人情怀的毛泽东，让一些煤矿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疗养的动机。与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万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虚构一道五彩光环，也属于生命成长之初的单纯激情与简约浪漫。年少不谙男女事的那一阵，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从几百里之外的煤矿回来，在家乡找个女人结婚成家。随着时间不紧不慢的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乡村中人，开始放弃最初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既然去了黄石市，就应该娶一个城市女子做老婆。从出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以来，人口拥挤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种资讯上处于绝对主导位置。即使是在将来的高度发达时期，城市对煤所带来的功效的需要也会远远高于乡村。与此背道而驰，面对挖煤的这一群人，城市则从道德与伦理上率先抛弃了他们。在饥饿的供给制时代，来自乡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别的行业多一些的主副食供应资格及指标。然而，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中，城市女人只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展其迷人的风骚，想让她们下嫁，无异于与花借朵、与虎谋皮。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这段由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纽卡斯尔杂志》上的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处，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当下所面对的煤炭业现实。
在煤的恶之花尚未开放的早期，英国采煤的农奴们和拥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义的主教们，曾经罕有地合谋，将煤当成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企图通过施肥来促使煤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到地面上。这种过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后来者笑话，而是后来者根本就没有本钱讥讽这种貌似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在山西的乡村里，青壮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办此丧事的人家，对外都说死者患了无可挽回的急症。其实不然，山西之地，许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见到煤层。对那些有着一身力气的人来说，挖一处小煤窑，就像在长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窑挖成了，一家人里，年轻体壮的儿子在最深处用着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经衰老的父亲，用同样原始的方法将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亲与儿媳妇在井口上面拼命摇着辘轳，让煤筐升起来。只要让这些藏在地下几百万年的东西见到天日，一天下来，可以收回现金近万元。钱是赚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窑，几乎等同于后备坟墓。在煤炭业高度普及的乡村，时常见到婆婆和儿媳一起哭丈夫的，这便是她们家的小煤窑出事时，井下的两个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哭丈夫，闻听的人问都不问就晓得是何缘故，并且心照不宣地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这样的情形多了。不是没有人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都在管，却又无从管起。那样的小煤窑，一有风吹草动，只要将辘轳架搬到一边藏着，再在井口放上一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遮挡一下，毫无疑问，想要找到它，注定只能像电影《地道战》中进犯高家庄的日本军人那样四处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