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一个人的血脉所系，笔者乡村老家理所当然只能在黄冈。
由于区划的变化，如今的老家所在的那一片乡村被划归一个新生的县份：团风。在读到那份贫困县名单时，我在心里坚定地认为，假如团风县不是出现在贫困县名单确定公布之后，肯定不会拉下它的。那一带情形之窘迫，在我连年清明节回乡给爷爷扫墓的短短旅途中显得越来越甚。在爷爷只能跟在他的母亲后面沿乡乞讨时，这一带最大的出产是水稻，最有名的特产是荸荠。爷爷百年之后，在天庭里俯瞰，水稻还是该绿的时节绿，该黄的时节黄，那些他不再认识了的年轻的乡亲，依然在那最冷的节气里，将褐色的荸荠从潮湿的泥田里挖起来，一堆堆或一袋袋地摆在公路两旁，余下要做的事情便是一天接一天重复演绎早已是经典故事的守株待兔。这样的路，总有一端是要通向城市的。
那一带往西去不远就是武汉。
年轻的时候，爷爷没有去那八十里外的黄州城，或者是两百里外的汉口，而选择翻过一座回龙山就能抵达的林家大垸，在那里当了八年专事织布的雇工。后来的叙述，爷爷一直都在体现自己的感受，那八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好的时光。
我们只能从爷爷与父亲的回顾中，体会到那时候在上巴河边，有一个叫张家寨村的小地方，和由张家寨村管辖的更小的村落———郑仓，爷爷一家人曾经是何等苟延残喘地过着日子。那一年，离休之后的父亲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黄州城，带着我去看一位长辈亲戚。去之前，父亲在商店里买了一款最好的女式皮鞋。在被父亲称为表姐的长辈家中，父亲幸福地回忆，当年自己脚上穿的鞋，都是她亲手做好后送给他的。父亲的表姐轻轻一笑里却泛出一层往日辛酸。她说父亲他们兄弟几个，腊月里还光着脚在地里跑，她出嫁后婆家的日子还过得去，所以才能在每年落之前，替父亲的三兄弟各做一双布鞋过冬。
那一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回到这片祖宗之地。
那是一个荒秋，田野间到处生长着叶片同小锯子一样厉害的芭茅，除了猪牛等因为有着坚固皮肤敢与之接触，其余羊和兔子等稍显娇嫩的食草动物，都会对其畏而远之。父亲他们在童年的大多数时光里，只能光着脚四处奔走，别的都不去考虑，单单这在皮肤上轻轻一拉便是一道血缝的芭茅，足以让他们吃尽苦头。
依照爷爷之说，父亲他们出世还是赶上了那个时代家中最好的时光。爷爷虽是独生子，曾祖母也只有讨米要饭才将他养大。奶奶替爷爷生养了一大堆儿女，却没有讨米要饭。为此，爷爷在心里和嘴里，对那户很久以来一直被人称为地主的人家充满深情厚谊。雇用爷爷的是后来出了一位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的林家。如今，林家那些并非嫡亲的后人，在私自设立的纪念馆里向慕名而来的人介绍说，林家有良田四十九亩、山林三百多亩、房屋三十五间，另外还兼营织布工场一座，其当家人林明卿还执掌着宗族之权。爷爷没有这样统计过，在极端讲究阶级阵营的“红色恐怖”时期，别人来问，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回答说林家最多不过是富裕中农。等到只剩下自家人时，他又会在提起林家的成分时，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地主。同时，爷爷还会解释说，当初，那户人家也是很普通的。爷爷曾经不无轻蔑地说起，直到那个头上长有瘌痢的少年，像后来统率千军万马那样领着一帮胆大妄为的孩子，砸了回龙山上那座庙里的菩萨，那户人家才开始显得与众不同。爷爷这样表里不一，很明显是感情用事。因为他一直对我们说，林家当家人待人非常好，林家老大也从来没有做过大少爷，相反，一直是他工余时间里的玩伴。
八年时间，足以让一位雇工同雇主之间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十几年后，随小儿子统帅的大军一道进入北京城，开始颐养天年的林家当家人还记得爷爷，专门托人带信，要爷爷去北京，仍旧在林家做事。曾与爷爷一起在林家的另一位雇工去了。几年后，退役回乡，享受副营职待遇。爷爷没有去，但他一直判断，其实是林家当家人在北京过得没趣，想让他去陪着说说话什么的。爷爷一辈子从不承认当过长工，他一遍遍地向那些爱说长工二字的人解释，自己只是在林家当雇工。与人激辩时，爷爷还爱说自己是织布工人。最激烈的时候，他更是大声嚷嚷说自己是工人阶级。一边说话，一边还将手伸向脑后，拍打着脖子上因为长年低头织布而生长出来的像一只碗倒扣过来的肉球。关于工人阶级，更有说服力的是，爷爷随我们从长江边迁来大别山腹地时，县城里正在兴办织布厂，有关方面几次来人力请，要爷爷去给那些新招收的工人们当师傅。爷爷没有选择去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宁肯留在离儿孙最近的畜牧场里，终日里沿着河流放牧鹅鸭。
爷爷的雇工生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之前结束的。
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专人送信到林家，说明了日本人要来的情况，日本人晓得平型关战役是林家小儿子指挥的，肯定会对林家人施以报复。林家人便先行一步向长沙一带“跑反”。爷爷没有随他们离井离乡。他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第二年，爷爷怀着一身织布手艺来到武汉，在六渡桥附近的一家布厂里当工人。没多久就在上班路上，被几个看他不顺眼的日本士兵当街拦住。
小的时候我们没顾得上问，等到我们想起来要问，爷爷已经长久地归于故土了。于是只好在种种猜度中选择我们家族中普遍让人看不顺眼的缺失。黄冈土语，每个字的发音，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刚烈与尖锐，与其对话，每每会有金属撞击的反应。文化大革命中，林家的小儿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说话，那种声调就是最平常的例证。这种类似吼秦腔，靠脑腔共鸣的发声方法，大约影响到了眼神，在清高孤傲之外还有并非刻意的几丝攻击性在不断闪烁。所以，我想当年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岂能容忍被这样的语气与目光所回应。
一场惨到不能再惨的毒打之后，爷爷被扔在街上，直到黄昏时分才被几个黄冈同乡发现，抬着送回那个叫郑仓的小地方。躺在床上的爷爷，生命所仰仗的维系细如游丝，只要再被蚊子或者蚂蚁踢上一脚，后来他对自己八年雇工生涯，硬被一些人认作是受剥削和压迫的长工的愤愤不平就不会出现了。随时随地都会一去不返的爷爷，在苦熬了十几个月后，居然带着胸脯上那只一辈子不再消失的黑洞站了起来。
小时候，我们没有不怕爷爷胸前那只黑洞的，害怕一不小心就通过那只黑洞看到爷爷的五脏六腑。爷爷与胸前那只黑洞像朋友一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十年，到头来也是这苦难的老朋友，提前宣告爷爷生命的终结，它让一道清水一样的分泌物从黑洞里流出来，汪汪地像从未见过的爷爷眼泪。
似这样流出的每一滴水有多深？
在充斥着革命气氛的近代史书写中，长工和雇工虽然都是称谓，社会定性却差别极大。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宣传，长工作为名词的含义，已经等同于被压迫、被剥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会中最苦难阶层。只要有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自己是三代长工出身，其话语权力必定会转移到他手中。相比之下，雇工的政治分量就轻多了，即使是九代雇工出身，也不太可能引起别人注意。为着这样的称谓，爷爷曾经十分严厉地大发脾气。那一回，我们从学校回来，拿着笔和小本本，要他按照学校所布置的，诉一诉他在林家当长工所受的各种苦难与压迫。最初，爷爷只推说忙，刚从自己开垦的菜地里回来，又转身回去种菜秧，接下来还要到山下的小河里挑五担水，两担浇到菜地里，三担倒入厨房的水缸中。爷爷发脾气是在夜里，他都上床睡了，我们还在纠缠不放。于是，他大声冲着我们吼起来，让我们明天上课时告诉老师，他不是林家的长工，也从没有在林家当过长工，哪个不信，自己搭长途车去黄冈的回龙山调查。第二天上学，需要交社会调查内容的作文时，我只拣最简单的告诉老师，爷爷没有诉苦，因为他说他只当过雇工，从没有当过长工。事实上，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年纪稍大的多少都会沾染某些政治上的不干净，他们没有回应爷爷的话，转身走开时，好像忘了全班唯独我没有上交他所布置的作业。
爷爷在后半辈子里，多次提起来说，如果日本人不来，自己一定能够在林家再当二三十年雇工。爷爷说这话时的表情，带着明显的与某种幸福擦肩而过的遗憾。爷爷的遗憾中，还包含着对林家人不得不举家迁去北京的无奈。已经不是爷爷认为自己是雇工自己便是雇工的时候了，带着北方土改经验南下的干部们所说的话才能算数。有了称谓上铁定了的几个长工，加上在日本人攻陷黄州城之前林家就有两台铁制织布机，林家的地主便当定了。
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那年，我曾受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前无阻敌，后无追兵，难熬的只是旅途漫长。坐在车上，也不知是如何说起来的，山西长治的一位女作家告诉我，他们那里搞土改时，杀地主是有指标的。譬如赵树理的老师所在的村子，按计划要杀四个人，大家思来想去，只有赵树理的老师值得一杀。在劫难逃的老师，见势不妙，就给在县里当副书记的赵树理写信，希望免他一死。
赵树理也觉得老师决无死罪之理，便回信替老师求情。他的信还真的起了作用。既然是赵树理说了话，他老师就不杀了，但指标不能转给别人家，那就将老师的儿子推上前台处死。事后，那位老师给赵树理写信，一方面谢其美意，一方面责骂他，这样一来反而是断了他家的根。一个老人死去是不足惜的，老人的儿子还年轻，这样的人死，等于死了一片。
发生在林家的事几乎也是如此，林家大垸一带以富裕和殷实来衡量，首当其冲的当是林家人。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铁制织布机就相当了不得。有两台就更不得了。爷爷死于作为奢侈品的凤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车刚被摩托车取代的年月，不晓得后来家庭轿车又取代了摩托车。所以，很难确定爷爷如果在世，是否会认为林家拥有两台铁制织布机，就像如今有人同时拥有宝马和奔驰轿车。
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地主。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他同哥哥一道由过世的父亲那里各自继承了二分之一祖业。哥哥因为抽鸦片，先卖地后卖房，最后连自己的婆娘都典了出去。弟弟为了挣回脸面，亲自外出贩盐，身怀六甲的婆娘也要同长工一起下田，好不容易将哥哥亲手卖掉的家产买回来，就逢上了土改。老地主有幸只是陪着上了几次杀场。最为称奇的是，曾经被族人扫地出门的哥哥，因为是穷光蛋居然成了贫农，在斗争会上先扇弟弟几耳光，再历数弟弟是如何夺了他家的地，抢走他的房，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到头来老地主一大家被赶进四合院中最烂的耳朵房里，而哥哥又重新住进被他卖了钱来买鸦片、后又被弟弟辛辛苦苦赎回的右厢房的三间大屋里。
老地主后来说，败家是转眼间的事，而兴家要几十年甚至是几辈人的心血，所以，在乡村找三代穷人很容易，要找三代大户就不容易了。
林家大垸那地方，事后人们才说风水很好，然而依照过去的经验，但凡住在那种山坳里的人家，绝对不可能富甲一方作威作福，要发达也只能往外走，湖南的韶山冲如此，湖北的林家大垸亦难例外。在南方各地，单凭历经风雨而存留下的房产一项，就能断定人家当年是否过得贫穷、殷实或富甲一方。林家大垸的那些房子在它最红火的时代是何等模样我没有亲眼见到。第一次去，是其在历史烟波中最破落之际，林家的房子，从中间的天井直到大门被风雨剥蚀坍塌了许多。南方的房屋莫不如此，好好的，用不着有人存心去破坏，只要多年无人居住，便会像生了锈的铁那样，层层剥落，直到彻底腐朽。当然，这也是因为南方人盖房普遍采用土坯砖所致。
爷爷在老家留下一间茅屋外加靠着茅屋搭建的半间砖瓦房，也基本是这种质量。如果它也算得上祖业的话，那它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祖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亲戚报信，那所早就无人居住的老屋不好意思再在风雨飘摇中坚持下去了。父亲后来趁着开会的机会回了一趟郑仓老家，将老屋折算成人民币八十元，卖给一位亲戚。父亲对这些钱的处理很有意味：他将一部分给了出嫁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姑姑，再用剩下来的钱为爷爷定做了一副寿材。爷爷穷尽一生的全部经济建树，不管他情愿和不情愿，也改变不了只够维系自己简陋的一生的事实。
林家老大的房屋多一些，面积大一些，资质却也有限。后来再去，这些坍塌过的房屋被林家的堂侄们修复了，却还是从上到下见不到半块青砖，仍然没有朱漆大门雕花窗栏。唯一值得他们向零散过客们说说的是天井旁那块一丈多长的青石条。林家的侄儿们说，这么长的青石条在当年非常难得一见。这类话未免有些蒙骗城里人之嫌，如果不是后来各种让人扼腕长叹的原因所致，乡村中大大小小的道路、桥梁、宗祠、庙宇中，或横置或竖立，一丈来长的青石条分明是旧时常见的建筑材料。林家所没有的这些，恰恰是现实记忆与艺术表达，针对当年社会之林林总总中，地主阶层们所必须拥有的。
每一次去林家大垸，我心中就会对爷爷的固执多一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