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无奈呀！后来我一直在品，这语音所要表示的还可以是：无赖呀！作为前者的理解，也是真实：乡村诸事越来越无奈了。作为后者的理解，同样真切：乡村中人越是无赖越能当道。乡村中此类痛感深深的社会启蒙，发生时我还很小。
一九六七年夏天，当售货员的母亲被调动到另一所供销社，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搬家。新地方有两眼著名的温泉。新的租住屋位于从温泉里流出来的永远是热气腾腾的溪水旁边，我们的梦里都在弥漫着浓浓的硫黄气味。新房东家境很好，租借给我家的房屋也是完整的，墙壁上没有可以透过星星和月亮的巨大裂缝，外面也没有一端顶在墙上、一头撑在地上的防止墙壁倒塌的木柱子。那些从小喝温水长大的孩子，满嘴牙齿早早枯黄的样子，也让我们喜欢。
母亲还在继续做一名普通的售货员。那些年，物资极度匮乏，日用商品几乎都要票证。想来房东家之所以接纳了我们为房客，自然是希望通过母亲买一些紧俏商品。那些要求其实也很可怜，无非是买一斤红糖、冰糖或者半斤猪肉、猪油，再就是买牙膏时能得到中华牌或者白玉牌的。母亲的地位决定她无法对别人有求必应，包括我家的新房东。新房东曾经是当地的大队干部，因为犯有经济错误而遭罢免。母亲后来生气时，曾经说过，新房东若不是犯经济错误，哪能盖起如此气派的大房子。新房东家的房子很大，又是独立地建筑在供销社、卫生院和作为当地最高政府机构的人民公社中间。很显然，这样做是犯了忌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个时期，有太多与之相同者，没来得及修养出作为乡村中坚分子断断不可或缺的韬光养晦。下台之后的新房东，长年推着一辆俗称线车的独轮车，给附近的一家棉织厂运送货物。在当时，这类每天都有现金收入的好事情也不是老实巴交的人所能谋得的。
房东租给我们家一间半房。所谓半间是在一间大屋正中垒上一堵半高的墙，那边住着房东家刚刚有女孩子上门定亲的儿子。开始时，我们经常隔着半高的墙说着各种各样的话。有一天，房东的儿子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黄牛。一家人里只有爷爷没有对越来越浓烈的牛粪味公开抱怨过。母亲最先意识到，房东家是在故意这么做。母亲无权，不敢将一匹布卖到最后时剩下来不足尺寸的零头自行做主便宜卖了。供销社有规定，这类布匹零头必须集中起来，到月底盘存时，由相关负责人决定如何卖和卖给谁。房东家多次在母亲面前表示，想用这样的零头花布，为小女儿做件花衬衣。母亲总也不变的解释让房东生气了。事实上，房东家翻脸也是有道理的：那些卖剩下的各色布匹零头，向来是内部处理给各种关系特别的人。享有这种好处的人，经济上的所得十分有限，重要的是口碑，是能够使人另眼相看的乡村政治资本。就像后来，谁能从供销社弄到两只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一条裤子穿在身上四处招摇，同样是乡村中一种莫大的荣耀。
那年冬天，温泉澡堂里与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因为离得近，我和弟弟每天早晚都要泡一泡温泉。那一天落了，我们便在中午过后增加一次。温泉的水，高达摄氏七十度，从远处挑着一大担衣物被单来洗的女人，家境好的会顺便带上一两只鸡蛋，肚子饿了就扔进出水井里，泡上一阵再拿起来就可以吃了。温泉一带，冷水比热水珍贵。在略微掺了一些冷水的温泉里泡上不到二十分钟就得起来，否则会头晕的。我们穿衣服时，不意碰上房东的儿子。那时，我们之间只剩下冷眼相对了。弟弟碰了一下我，我也碰了一下弟弟，只是示意，什么话也没说。突然间，那位正在用一只铁夹子从下巴上拔胡须的青年冲着我们破口大骂，硬说弟弟骂了他。见势不妙，我和弟弟跑开。澡堂离供销社不到二百米，比我们大几个量级的房东儿子追将上来，抓住弟弟一顿暴打后，还想朝我动手。母亲闻讯赶过来，将我们兄弟俩护在身后。房东的儿子，一个已经托了媒人商谈婚娶的男子，几次想对她出手，到底还是没敢。母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算是在你家住残了！这是一句方言，发音是残字，却含着惨的意思。
那一阵，说是苦苦支撑一点也不夸张。上学的路，有四五里远。每天背着书包离开家或者学校后，头上就会笼罩着暴力阴影。房东的儿子，指使一群附近垸里的孩子，其中一个姓钱的少年，只要碰上了，不管在哪里，一定要走到我面前，狠狠地表示，他一定要打我一顿。姓钱的少年，是现任的大队干部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姓钱的少年在当地威风十足，一天到晚都被别的少年簇拥着。他有两把弹弓，还有一把用子弹壳做的土手枪，添上从鞭炮里掏出来的火药后，可以发射削尖了的木楔子。他所说的打，就是用这两样东西。姓钱的少年，说到做到，他连我母亲都不怕，故意在供销社门前，将没有装石子的弹弓拉得满满的射击我。再就是用土手枪了，有一次，趁着我们正在供销社门前玩得高兴，姓钱的少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冲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轰地开了一“枪”。平静下来后我才猜测，他终归还是不敢往枪膛里填上木楔子。每一次事发之后，姓钱的少年与身边的伙伴，总是用放肆的大笑来对抗母亲的斥责。在余下的半个学期中，我总在提心吊胆，星期天上山砍柴，从他们家附近路过，会不由自主地大汗淋漓。熬过一九六七年冬季，我们如释重负地告别还没有喜欢够的温泉，举家搬到别处。几年后，我进了工厂当工人，再碰到姓钱的，他已经成年了，在县城的另一家工厂当工人。因为工厂间的文艺会演而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叙过一次旧。不过，看上去他总是面带微笑，比从前斯文多了。在厂部公布的先进生产者名单里，年年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偶尔再去温泉那地方，曾经住过的那一片房屋全拆了，新盖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缫丝厂。房东家的儿子据说当过兵，又回来了。他家的大房子却是一点痕迹也找不着。
对于那段经历，母亲曾宽慰我们：就算让鬼打了。
人让鬼打了，是不能计较的，更别说报复。要报复鬼，除非自己先死，那是多么划不来呀！
一九六八年的夏末秋初，我再次转学就读的中心小学终因文化革命而彻底停课了。一群十二岁上下的孩子不时地到学校附近一带转一转，这当中就有我。到学校去的动机有各种各样，只有两点上是相同的：找书，游泳。在宣布不定期放假之前，学校的图书室就被形形色色的人洗劫一空，我们没有找到一本书，只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阁楼上，找到一只已被人抠去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处地名的地球仪，和一只必须不停地打气才能使用的篮球。学校附近有一口水塘，那是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领着我们学游泳的地方。从学校出来，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去那水塘里游泳。我的游泳技能与体育老师的教授毫无关系，只符合当年的伟人毛泽东所宣扬的：游泳池里学不会游泳，要到大风大浪去锻炼。为了这样的锻炼，我肯定挨过母亲十次以上体罚。那一天，我在同伙中出类拔萃的游泳本领，终于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在水塘中逞能，我得罪了生产队长的儿子，他将水里的无可奈何，转移到岸上，一把抱住我，重重地摔向地面，然后双手掐住我的脖子，直到我两眼翻白。说我两眼翻白的是一起去游泳的其他少年。他们吓得惊叫起来，生产队长的儿子才松手。我不记得这些，我只记得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坐在潮湿中长久地发呆。我的那副模样让在场的少年都不敢离开，直到有人发现我的母亲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顺着通往水塘的小路快步走来，大家才一哄而散。剩下我硬着头皮顺着田埂走向母亲。
母亲一如既往地体罚了我。在我长大后，从母亲身边一次次离开，而后又一次次地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总是愧疚地说，小时候就我挨打最多。我则更为愧疚地表示，那时不懂事，太让母亲操心了。少年时节，母亲一直让我闻风丧胆。处于成长的年纪，我总也分不清她所强调的那些道理中的是非对错。每当我将相同的错误一犯再犯时，母亲的愤怒是真的，母亲手里棍棒也是真的，看上去呼呼作响的杖责多半不是真的。我的恐惧是真的，我的懊丧是真的，所出现的肌肤之痛却是从胆怯中夸张出来的。在我后来的阅读中，这类雷声大雨点小的杖责只要一出现，譬如《红楼梦》中贾政狠揍贾宝玉时，贾府里其他人的说法想法等，就会让我会心一笑。当年纪逐步积累到四十岁以后，这样的情节就不再让我笑了，只要一想到母亲当年那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心里就格外酸楚，恨不得立即匍匐在母亲面前，让她放开手脚痛快淋漓地将儿子杖责一场。
那一次，母亲没有发现儿子的脖子上有一道形迹可疑的印痕。那一阵，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母亲天天要上班的区政府直属机关一带深陷在周围乡村各种派别的造反组织的围困之中。在当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
所谓干部子弟，是被乡村少年欺负的一群，除非自闭地躲在家中，断绝与外界的交往。所谓少年神似小猫小狗，即使是天天被大猫抓、大狗咬，也还是要与其搅和在一起。那些事，母亲不是不晓得，多数时候母亲晓得了，也只能发一声长叹，而不可能找上别人家门。
在非常时期，有资格横刀立马将乡村印把子抓在手中的人，必须具备文能巧言善辩、武敢行蛮耍横的本事。掐我脖子的少年，父亲是有名的老队长。因各种原因派下来的工作组，每来一次就会将其撤换一次。工作组一离开，队长又会官复原职。队长家的公子———当地人喜欢如此称呼小小年纪就会掐人脖子的少年。奇怪的是，对于我，当地人从未叫过一声：区长的公子。在乡村的视野里，像我们这样操外地口音的人家，其地位总是很古怪的。相反，对队长家的公子，他们却一直没有间断地预估，说将来一定会子承父业，也能当上队长的。不久前，在武昌一家名为老房子的酒店，与一帮小学同学相聚。席间有人提起“队长家的公子”。据说，他还真的当了队长，并且一直在当，只不过现在的称谓不同，职务上却是类似。从前的少年，曾经丢下队长不当，跑出来打工，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属于他，便又回乡。只要他在家，队长一类的最为直接面对乡村的管治小吏就非此君莫属。用小时候大人们爱说的话来表示，这家人太狠，他们不当队长，就没有人敢当队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