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内容的史料，均取自文天祥《指南录·纪事》的序文。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指南录》是文天祥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他此前的诗，虽也可见感时忧怀的上品，但由于生活相对安定，内心跌宕起伏不大，大多显得安逸平淡，且不痛不痒的酬唱甚至游戏之作居多，论其平庸也不无根据。而自德祐勤王慨然奋起之后，他将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与抗元救国的壮举和磨难相激相冲，在诗中抒发饱经丧乱的忧愤情思和惨戚感慨，用以作为铸炼理想人格的手段，诗风一变而为沉郁怆凉、雄放悲壮，写下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黄钟之作。《指南录》之后的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追仿杜甫“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的纪事手法，自觉地写志存史，诗前多有小序，诗序结合，并经他亲手编订成《指南录》、《指南后录》，为后人研究他的心灵史及其背景留下了翔实的资料。
其他人都回临安去了，独文天祥被拘元营，这未必不是谢道清想要的结果。她派文天祥来洽降，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怕他把事情搞砸吗？但换个角度，遍数满朝大臣，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充当与伯颜讨价还价的棋子呢，有谁能像他那样敢在悍敌面前伸张道义呢？就是最终将他抛弃了，还可在伯颜那里得一筹码，又借伯颜之手除去了身边的一个绊脚石，这难道不是一个高招吗？对这样的结果，文天祥也不是没有料到，行前杜浒也认为断不可来，竭力劝阻。但“予不得爱身”，他太想以自己的口舌对局势有所干预了，退一步讲，即使自己的努力不达目的，至少也能窥探元营的虚实，回去好研究对策。明知有危险，又要自投陷阱，不能不说是文天祥无法避开的命运。现在真的被扣元营，不能阻止朝中投降派的耻辱勾当，更不能带领勤王军以武力抗争，文天祥还是痛悔不已，他的诗里充满了自责之意。
貔貅十万众，日夜望南辕。
老马翻迷路，羝羊竟触藩。
武夫伤铁错，达士笑金昏。
单骑见回纥，汾阳岂易言。
正当他惦着自己的勤王军，为自己的失算铸成大错而伤感时，又传来了令他更为痛心的消息。正月二十五，伯颜命镇抚唐古歹、宋官赵兴祖，把他的这支勤王军给遣散了，包括杜浒在临安招募的四千人，都发给文书，令他们各归故里。这个打击来得太大，致使他伤心得痛哭流涕。他写下了一首首诗。他责备自己，“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他思念战友，“如虎如熊今固在，将军何处上金台？”“恨我飞无翼，思君济有航。麒麟还共处，熊虎已何乡？”他思之深，“思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之切，“怀哉怀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
方兴将军、朱华将军，你们在哪里？陈继周、陈逢父你们父子两人在哪里？邹、张汴，我的豪杰义士在哪里？我的同乡好友刘沐、刘子俊在哪里？我的妹夫彭震龙，我的诗友肖敬夫、肖焘夫兄弟，你们在哪里？武进士刘伯文、同乡将领张云你们在哪里？肝胆相照的战友们，你们在哪里呀？“南国应无恙，中兴事会长”，无论你们在哪里，相信你们都不会甘心放下武器，都会为复国中兴继续战斗。
伯颜却难度文天祥的内心。几经交道，他深为钦佩文天祥的气节和品格，认为这样的人能为己所用，对征服南宋民心，收拾江南残局，将大有助益。你是个硬骨头不假，但现在宋廷投降了，勤王军也解散了，你就是再大丈夫，再大英雄，恐怕也要万念俱灰，没必要再扛着了吧？于是便指使唆都来试探。
唆都与文天祥聊天来了。聊着聊着，话头一转说：“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丞相在大宋是状元宰相，无疑也能当大元宰相。丞相常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说这是男子心，但现在天下一统，你要是做上大元宰相，那又是怎样风光！丞相啊，听我一声劝，以后就别再提国亡与亡了。”文天祥当然明白唆都的用意，当即严辞拒绝，说着说着竟悲从中来，忍不住痛哭失声。回到住处仍觉块垒在胸，又写诗以记：“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我心里想的是扶桑红日重新升起，就是死了，也不会佩虎牌戴毡帽做你的什么公卿。
又一次，唆都、忙古歹问度宗有几个儿子，帝 是第几子。文天祥说度宗有三子，帝 是第二子。又问第一子、第三子是否封王，今在何处。答曰一封吉王，一封信王，在大臣护送下出临安而去。唆都和忙古歹显出惊讶的样子，追问究竟是去了哪里。文天祥坦然地说：“非闽即广，宋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唆都像是满不在乎地说：“既是一家，何必远去？”文天祥冷笑道：“何为怎地说？宗庙社稷所关，岂是细事？”虽然朝廷投降了，但南方大地上众多的军民并没有屈服，鹿死谁手还待时日。也许唆都是想提醒说：连二王都跑得没影了，你何苦再撑持呢。文天祥却以诗作答：“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
古有司马睿将军渡江建立东晋，有人面龙身神扶日匡复江山，今日其谁？是二王，还是一种不灭的信念？
再一次，唆都问文天祥为何离开平江，文天祥说因奉诏入卫。又问他有多少兵，回说有兵五万。唆都喟然叹道：“天也！若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文天祥反问说你怎么知道？唆都说：“相公气概，如何肯降？但累及城内百姓。”不管唆都是真话还是假意，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果厮打，亦未见输赢！”也许唆都是想调侃他，让他想想自己的兵能否与强大的元军对抗，而他却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仍作诗以记：“气概如虹俺得知，留吴那肯竖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语，正恐南人作浅窥。”
唆都诱降的试探，试出的是不屈的志节气概，得到的回答仍是热血抗辞。
见诱降无望，唆都就派手下的一个属官来陪伴或者说监管文天祥，自己忙别的重要的事去了。
新派来的人叫信世昌，字云父，东平府（今属山东）人，曾任元朝太常丞。两下里一聊，文天祥得知此人自认北宋遗民，对宋仍有眷眷之情，且是个知古今、识道理的儒士，便心生好感，与他挺聊得来。信世昌能作诗，常向文天祥讨教诗法。有一首赠给文天祥的诗这样写道：“东风吹落花，残英犹恋枝。莫怨东风恶，花有再开时。”文天祥说：你是喻我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能中兴呀。由此可见，他们的交往对文天祥是个慰藉。文天祥很感激他，在写给他的诗里口吻非常亲切：“我爱信陵冠带意，任教句法问何如。”
唆都忙什么去了呢？除了查封临安的府库，收缴宋廷各部门的印章文件，撤销各官府机构和禁卫军一干要事外，他还要忙于受降的善后事宜。
二月初五，伯颜导演了一场宋朝降元的受降仪式。
六岁的小皇帝赵 率领百官，拜表祥曦殿，宣布退位，向元朝乞为藩辅。
作为这个仪式的一部分，伯颜又命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院事谢堂、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和家铉翁等五人，以“祈请使”身份，捧着降表去大都（今北京），上给元世祖忽必烈。
二月初八，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和刘岊四人在北新桥上了北去的船。吴坚此前以老病求免，得到伯颜批准。
船要开动之时，伯颜突然决定要文天祥、吴坚也一同北上。
伯颜为什么要叫自己去，文天祥当然知道。祈请使的使命实际上就是让最高权威确认受降的合法性，同时裁夺赵氏宗室在交出江山后乞求保住谢太后等人性命的要价。文天祥岂肯被逼着作为这样一个使团的附庸去大都？于是他写好家书，安排好后事，打算以死殉国。
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又改变主意答应随行北上。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跟随“祈请使”北上，文天祥写了九首《使北》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其中一首写道：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
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
我文天祥与赶修降表、随班拜舞的贾、刘之辈绝不是一路人，你叫我跟随他们北去，我倒是要叫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