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前辈的文学“中国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和国人都非常高兴，广大文学爱好者像过大年似的，在网上连连评说莫言，对莫言表示由衷地祝贺。2012年在台湾参加世界华人文学大会，亲见与会华人作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情景，暇时逛下榻饭店附近数家书店，出售的莫言作品集都加有祝贺腰条，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有的与会华人作家，还满怀信心地预测，下一位获此奖项的大陆作家，可能是某一位或某几位，对于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有着真诚的期待和信心。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动。
关于莫言获奖的原因，以及莫言创作的得失，有多位评论家论述，终归都成了历史，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莫言热”过去以后，文学出版界应该做些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我倒想说一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莫言获奖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对整个华文文学没有推动作用，那就未免有点遗憾和可惜了。
莫言获奖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读者熟悉外国文学、国外读者却不熟悉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格局，国外读者开始注意起中国文学。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造成不平衡格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那么，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举国家之力，有多少译成外文呢？我手头没有现成数字。据马悦然讲，仅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74%是从英文版图书翻译的。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这就是说，我国文学作品直接被译成瑞典文的，仅占这1%中的零点几，相信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也不会多。这同我们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相比，悬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呵。
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学者，别以为只有马悦然等国外汉学家，据我所知，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国已故文学前辈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就已经积极倡导并开始操作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这次获得世界文学大奖，他们若地下有知一定含笑九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文学翻译家陈冰夷，都曾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并亲自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专门从事介绍、翻译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不仅和他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诸如《红楼梦》《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唐宋诗歌散文选》《鲁迅全集》等百余种汉语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成立专门中译外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积极倡导者。
熟悉中国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依然没有忘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苏联·屠格涅夫著）、《草原集》（苏联·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个卖鱼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兰·廖·抗夫著）、《狱中记》（美国·柏克曼著）等国外文学名著，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滋养了当时大批青年作家。
那时主持工作的多位领导，除依据传统处理中国作家协会日常事务，为促进中国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他们还做了这样几件开拓性的工作：一是设立各个文学门类的全国性的评奖；二是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创办《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杂志，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集结作家队伍，提高创作水平，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让中国文学尽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1980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划归中国作家协会正式组建新社。就是在组建作家出版社的同时，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倡导，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作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足见这三位文学前辈的远见卓识。
当时国家已有外文出版机构。据说，这个建议报到中宣部以后，曾经遇到一些外来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两个渠道”对外介绍中国文学。当报送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批示：“我看两个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终在胡耀邦鼎力支持下，这三位文学老人的倡议得以实现。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家出版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机构设置，从名称到经营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对接，国家只批准社号不投入资金，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和情况，这个出版机构还未正式出版图书，就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寻求转让。就是在这种艰难境遇下，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唐达成、鲍昌，找从维熙和我研究如何处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这个副牌，就要负责偿还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债务，如果转让牌号，得到的转让金既可偿还欠下的债务还有节余。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初步认为，出版社牌号比金钱更宝贵，保留下这个新型出版机构的牌号，会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从维熙和我表示同意偿还债务保留社号，继续用这个出版机构，向世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时，从维熙是党组成员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作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党组便决定把我抽出来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以后，立即着手积极筹措资金，力求尽快出版外文中国文学作品。为探寻与国外合作的途径，我们策划出版了《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目的是想先让国外了解中国作家。此书出版后效果相当好，法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驻华大使馆，先后举行招待会酒会祝贺丛书出版，众多在京著名作家、翻译家应邀出席。有的国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还设家宴邀请我们做客，研究两国如何进行文学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一次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题的研讨会，邀请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席，还特意邀请多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参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声从此被国外一些出版机构认知，当年企鹅出版公司就与我们联系，拟共同出版大型画册《敦煌》。还有多家欧美出版公司表示了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财力有了基础，我们就着手策划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经过多次考察研究论证，邀请军旅文学评论家陆文虎选编了一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请老翻译家胡志挥主持翻译成英文出版，想借此书向世界先行“投石问路”。入选此书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坚的《党费》、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堑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这第一本中译英图书出版后，我们拿给张光年等三位文学前辈看，他们颇感欣慰并给予鼓励，认为开局不错方向对头，希望照此路子继续往下走。
这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说《红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起码是最早由我国自己组织翻译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老翻译家胡志挥特别高兴，我见他有文章回忆当时情景，说：“除了《红高粱》外，（其他作品）均很快落实了英译人选。有个外国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课，便介绍一位在北大教英语的外籍女教师（翻译《红高粱》），她读了（《红高粱》）原文表示说：作品写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达上均有很大困难，便推荐我去邀请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次子迈克承担（翻译）。迈克看完原文后，也说‘心有余力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朱世达（文学翻译家），他说：自己刚调至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实在无法效劳，便极力向我推荐两位新华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实，经他们组长的推荐，我已约他们俩合译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回家仔细审读他们俩已上交的译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门去跟他们商量（翻译《红高粱》）。他们阅读《红高粱》原文后表示：时间倒不成问题，但因有些情节不太熟悉，在英文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表示：凡遇到没有把握的只管留着，最后由我与英国专家审稿时统一解决。在我的恳请下，他们俩终于接受了翻译《红高粱》的繁重任务。”翻译家胡志挥的回忆文章，对于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译情况，我觉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组织众多编辑家、翻译家，打算再编译几位作家作品时，在1989年报刊社整顿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被撤销，勒令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我国文学出版界这个新生儿，刚刚学会迈步走路就夭折。我再次见到张光年、陈冰夷，跟这两位文学老人说起此事，他们无不为之叹息连说：“可惜，可惜。”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吊销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马锋，让我汇报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情况，我把沿革过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他以探询的口气跟我说：“机构怕是保不住了，留下的人，你看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建议换牌子做原来的事，成立个“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继续做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实现三位文学前辈的心愿。马锋认为这个意见可行，让我拿个具体方案，交由中国作协党组研究决定。我把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方案交上去没几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找我和艾克拜尔·米基堤、张曰凯谈话，郑重传达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同意在原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基础上，成立“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由我们三人分别任正副主任，并希望早日开展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工作。
艾克拜尔·米基堤当时在创联部工作，得办理调离移交手续才能过来，张曰凯原在的《小说选刊》此时也已经停办，党组领导谈话后他很快就来上班。正在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再干时，玛拉沁夫找我，告知上级主管单位部门负责人，在未向领导汇报情况下，就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学编译中心”。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三位文学老人依靠自己力量实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自此彻底成了泡影，再无法挽回而成为文学界的遗憾。
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这件事情，我以为，三位文学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设想体现了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他们的文学“出国梦”，他们的超前意识和举措，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实在值得文学后来者尊敬、学习，有志者更应该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三位文学前辈倡导的文学作品中译外，最初提出设想并付诸实现的1980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早了整整32年；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被否定的1989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早了整整23年。这就是说，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在打破文学翻译介绍不对等格局方面，在让世界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方面，不见得是经意的，却被忽视和被怠慢了二三十年宝贵时光。实在可惜。
诚然，机会已失，时不再来。我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把了解的情况写出来，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实现文化（文学）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当今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翻译家和领导者，在向世界介绍翻译中国文学方面，多做些有益国家和文学的实际事情。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责无旁贷。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要靠国外汉学家，更要靠我们自己。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外语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础和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完全有这个可能。我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的大量创作素材，让当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尤其令人欣慰和兴奋的是，现在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熟悉借鉴，都展现出全新的风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介绍和翻译上更为容易。
总之，在这个机遇和条件具备的年代，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事逢其时人逢其事。我们万万不可再轻易放过。这样，莫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才不至于像过年燃放的鞭炮，噼噼啪啪响过一阵子，就归于平静成为历史佳话。
2013年3月6日
活在黄河魂魄中的诗人
——纪念著名学者、诗人张光年百年诞辰
你也许不熟悉张光年这个名字，可是你不能不知道《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跟法国的《马赛曲》、意大利的《我的太阳》，都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团结、凝聚人心的作用。如果你听过《黄河大合唱》这部体现民族魂魄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词作者光未然。光未然是张光年先生写作诗文常用的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