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若毕业于（前延安鲁艺）东北画报社美术训练班，20世纪50年代又受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先生，后在前苏联专家油画进修班学习。除去受难的二十二年，他都在部队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钦若在油画创作上造诣很高，他的许多作品曾获奖和被人收藏，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这对于一位画家来说，足以引为自豪和骄傲，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反而滔滔不绝地说他喜欢的足球。而且说起足球来的神情，那么陶醉那么爱恨交集，天真顽皮的执著表情，犹如一个爱好足球的中学生。
钦若已经永远地走了，不知他在天堂生活得怎样。还画画吗？还观赏足球比赛吗？我想只要有画笔和足球陪伴着，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他就永远不会寂寞、不会孤独，他就会依然说说笑笑地面对另一个世界的一切。
钦若，我真诚地祝福你，有着白桦树一样品性的老朋友。
2010年11月28日
你怎么就未跨过这道门槛
——忘年好友徐怀谦周年祭
时间过去整整一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农历壬辰年的七月，短信、微博、伊妹儿、电话、谈话，如同片片凋零的树叶，在我眼前纷纷飘落。论季节刚刚进入秋天，怎么就显得如此悲凉呢？难道季节跟人世一样，现在也反常了吗？
噢，一个年仅四十四岁的鲜活生命，在阳光明媚的北京初秋，从生活之树上，轻轻地飘落了，永远地潜入到土地中，给这早秋增添了浓重的凉意。我的心苑荒芜了，我的思绪零乱了，唯有那座伟岸的青春雕像，坚挺地矗立在我的眼前。这就是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的忘年好友徐怀谦。
怀谦离去的这些日子，我的心神一直不安。怀念他，更责备自己，怎么老到这样迟钝呢？他曾经约我去雾灵山，我当时受前列腺癌放疗折磨，尿道犹如针尖划动般疼痛，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白天疼痛稍好却尿失禁，不得不靠换尿不湿求安，就未能陪怀谦出去；后来他要来看望我，我正在跑医院治疗病痛，天气又像蒸笼似的热，我不忍心让他跑，就再次婉言谢绝了他。现在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有些话跟家人说不方便，跟同辈人讲有难处，想找我这老头儿说说。当时我只考虑自己的病，却完全不理解他的心情。唉，他一定很郁闷，很纠结，很痛苦，很迷茫，说不定还会感叹这人世间的冷漠。
我比他现在还年轻时，在一场政治运动中遭逢暗算，当时不是也有过苦闷吗？不是也想找谁说说心里话吗？周遭却都是横眉冷眼，我只能找个无人的地方，偷偷地放声大哭和吼叫，宣泄心中的委屈和无助。现在面对着一位苦恼的年轻人，怎么竟然忘记自己有过的经历呢？只怪自己真的是老糊涂了，糊涂得连年轻友人的苦恼都不理解，实在实在不应该呵。
过了多天没有他的信息，我着急了，给他打手机，接听的竟是他妻子，说怀谦住院了，住的是安定医院，听后我立刻懵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稍微清醒了些，说：“我马上去医院看他。”他妻子说医院不让探视，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我妻子“文革”中受迫害，被折磨成精神分裂症，就是在安定医院治疗，我太熟悉这家医院了。如今，怀谦住到这里，我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跟他妻子说：“怎么不送北医六院呢，那里有个精神病研究所，怀谦的病总得闹清楚，再考虑如何治疗才对。去六院我还可以帮助找到熟人。”他妻子说经过比较，觉得安定医院更好。不知她说的好与不好指的是什么，我就再未多言语，好久好久陷入茫然，满脑子都是在那个医院里当年所见的病人——呆滞的眼神，傻兮兮的笑脸，怪声怪气的吼叫，想起来就有种压抑感和心痛感。当然，还会想起这里病人生病的种种社会原因，真不希望怀谦他……
放下电话我心里一直嘀咕，怀谦可别有什么事想不开呵，我们相识相知十多年，我深知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言行都极其谨慎，平时很少说是非，像他这样中规中矩厮守本分，一心只想着认真做人做事的年轻人，如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这正是他和我及我的友人能够没有年龄阻隔相处，共同的友谊的感情基础。怀谦和我家人都熟悉，听我讲了怀谦的情况，家人让我多关心怀谦。
过几天再打电话，怀谦接听，我心念阿弥陀佛，他说只是睡眠不好，我就放心了。建议他如何积极治疗，告诉他找谁问疗效好的安眠药，并邀请他出来喝茶聊天儿，跟几位朋友一起散散心。“右派”的经历告诉我，精神压抑最怕孤独。
在过去整人的年代，常用的“划清界限”招数，把你孤立于群众之外的做法，简直是“凌迟”你的心灵，比之就地处决更为狠毒。因为处决错了判决者要担罪名，不处决让你活在屈辱中受煎熬，判决者可以装出菩萨心肠。那时，心里翻腾的都是苦水，倘若不是还存一线希望，或者不是自己发泄舒解，精神肯定会彻底崩溃。我现在有时想起这些，夜间都做噩梦出冷汗。所以生活正常以后，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闲暇时找朋友聊天儿，怕一个人吞咽烦闷、孤独。
我想怀谦也得借助友情，把他从“孤城”中拉出来，他才会重新拥有快乐。当初妻子患精神疾病，我走到哪儿带她到哪儿，在人群中享受着快乐，三十年间只犯过一次病，是在我出国访问的时候。说明“话疗”和“听疗”比之药疗更有效。怀谦也应该接受“话疗”，在朋友们欢快的谈话中，分散他可能存在的“妄想”，这才有可能让他摆脱掉严重失眠带来的精神抑郁。人有苦恼时孤立地生活，无异于在死胡同里行走，越走越感到无助和无望，这时万一产生什么错念，很容易碰撞死胡同墙壁。这点我有过深切的体验。
8月11日上午，怀谦经他夫人再三劝说，终于由夫人陪伴着来我家。他来前在电话里跟我说：“您可别叫太多的人哪，俩仨人一起聊聊天儿，您看行吗？”怀谦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却也不是个讨厌热闹的人，在与我交往的十多年间，几乎每次朋友们一起聚会，他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这次他的关于人数的要求，让我意识到他的精神反常。我妻子患病期间最不愿意人来，即使周末儿子一家来看望，她也是吃过饭即刻锁门独处。我家两套连体的房子，本可以打通方便走动，怕来客人惹她不高兴，多年来都是这样单置，这样她就可以生活在自己的空间。怀谦性格的这一微妙变化，不得不让我揣摩和担心他精神上会有什么异样，只是未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他来我家那天，送我一块原生态黑茶叶，还有他的书《酷的脸》。看上去精神还算不错，只是比上次见到他时，那本来就瘦削的脸面，棱角显得更要明显许多。我跟他说：“睡不好觉，说明心里有事，有什么事什么话，你通通地说出来，心里敞亮啦，情绪稳定啦，你不就睡觉踏实了吗？实在睡不着的时候，适当地吃点安眠药。我有时睡不着吃一片，就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浑身立马就会轻快了。”这天我还直率地告诉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大都比你现在年纪还轻，二十二年无望解脱的艰难坎坷，我们都硬朗朗地挺过来了，难道你现在比我们当初还艰难？起码你没有政治压力，起码你没有失去尊严，起码你有光明前途，起码你有正常职业，你有什么理想抱负，迟早都会慢慢地实现，你的生活、事业天地宽着哪。你还有什么心结解不开呵。”
他听后表示同意我的话。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柳老师，我愿意跟你们学习，可是您不知道，我怎么也走不出来呀。”这时我恍然明白，他心里有一座城，牢牢地围困着他，没有通行的大门，让他昂首阔步走出来。这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城”呢？他不肯说，我不便问。我就告诉他：“怀谦，那你就喊，就哭，就骂呵，把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总不能活活憋死自己吧。我打成‘右派’那会儿，想不通想死的心都有，后来我就找无人的地方，大声地吼，可劲儿地唱，在野外荒郊里骂大街，心里爽快了，舒畅了，胜利了，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
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思想追求也就不尽一样。我们被打成“右派”的时候，那是无美好指望的生存，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最近读到关于甘肃夹边沟“右派”的悲惨境遇，我就想，假如不是后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在北大荒的“右派”被遣送各地，地冻天寒饥饿劳累的北大荒很可能让我们成为第二个夹边沟的鬼魂。怀谦现在则完全不同，用他自己生前的话说，成长环境一直比较顺利，读书在名牌高校北京大学，工作在第一媒体《人民日报》，业余著书立说有一定的成就，还拥有这样那样的荣誉，可以说自身条件非常优秀。怀谦尤其可贵的是如自己所说：“我这个农家子弟在进入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后没有失去自我，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没有同流合污，在浮躁喧嚣的尘世中保持了一份相对的纯净。”就怀谦自身来说这是好事。可是，他看到听到遇到的是什么呢？恐怕又是另一番情景了。这就必然让他的内心发生碰撞、矛盾，乃至精神上卷起急风暴雨，性格上又比较内向和清高，有话不愿意随便找人说，痛苦的砖一块一块地摞在心室，他这个追求上进的理想主义者，怎么能不压抑、不苦恼而清爽地生活呢？比方说，以他的编辑职业和文学成就，早就可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可是，眼见的文坛种种现象让他难以释怀，迟至去世当年经我劝说他才申请，批准后他又这样匆匆地走了。他大概是中国作协享受会龄最短的会员。在当今社会不同流合污是好的，过于苛求社会如何就会伤害自己，不该发生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想起来真的让人很痛心、很惋惜呵。一个多么好的年轻人哪！就这样匆匆地走了。难道一个“抑郁症”的名词，就是他年轻生命终结的理由？
徐怀谦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比之沿海一带的年轻人，更懂得旧规矩和礼数。我妻子逝世谁也未告诉，当年春节怀谦夫妇来拜年，见桌案上摆着我妻子遗像，他二话未说，马上让他妻子跪下磕了仨头，如今城市出生的年轻人，有几个懂得又肯跪下呢？我看后很是感动。正是由于思想比较拘谨，他的言行就趋于“封闭”，比方我明知他内心痛苦，为个人的某些事情纠结，却怎么也不肯爽快地说出，我又不便胡乱地猜想推测，所以酿成他离去的悲剧。对于他的苦恼谁也说不清想不明，更可怕的是，有些不明底细的人，还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甚至于近乎“杀人”的谣言。有些无事生非的事情，都传到我的耳朵里了，怀谦哪能不知道呢？我听后非常气愤。相信对他的心灵造成极大伤害，他一个心地纯净的人，受不了又不便解释，只好默默地忍受着折磨。这样能忍受的性格也许好，却难于让自己摆脱纠结困境。
我在内蒙古野外工程队劳改时，监督我的一位木匠师傅，相处久了对我说的一句话，真的让我终身受益。他说：“你们这些喝过点墨水的人，就是爱面子，心里有委屈，宁可烂在肚子里就是不说。我告诉你，年轻后生，老辈人说得对，‘官打没嘴的’。猪挨杀前还得哼哼几声哪。大活人怕个甚！”我把我的故事说给怀谦，他好像没有任何反应。
妻子患病起始也是这样，听不进别人的劝解，生活在“虚妄”小屋里，顺着自己的精神小路，旁若无人地来回踱步。记得是在一个早晨，单位传达室师傅来电话，说我妻子从内蒙古来北京了，听后我的心立刻提了起来，直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婚后几十年，两地分居的十八年，从来都是用书信沟通，哪能唐突地说来就来呢？见她手里提着个布袋，满脸的疲惫和倦容很是可怜，我就说：“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跑来呢？连个座位票都未买，这一夜多辛苦呵！”妻子说：“我听见你叫我来，我就赶紧跑来了。”我说：“没打电话未写信，耳朵怎么能听到呢？”妻子说：“我是学音乐的，耳朵好。”后来妻子住进安定医院，听医生说才知道，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行动受幻听支配，我这才懂得精神疾病竟然是这样折磨人，除了药物能起点儿作用，任何劝说都是无用的。
怀谦患的也属精神疾病，只是类型好像是抑郁症。比我妻子的精神分裂症，似乎要轻且能够治愈，可惜被亲友一时忽略了。怀谦走了以后，偶然在电视节目中听一位女作家讲述她患精神抑郁症期间，积极用药物治疗的同时，如何在朋友们的耐心帮助下，渐渐从病魔的折磨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生活。听后很震惊更很懊悔，作为怀谦的年长朋友，我竟然未想到他会患病，仅仅以为他是严重失眠。后来又听多位友人说起，某某电视节目主持人患抑郁症，同样是药物加“友疗”，让他又活跃在荧屏上了，更感到自己的无知和失谊。
人为什么会患这种病呢？我还未看到一个准确答案。依我的推测应该是，除了社会的某些因素，个人性格也非常重要，而且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不公平不公正不完美，这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现象，我们无法扭转和制止社会，社会更不会丝毫顺从个人意志。用理想主义去要求社会，最后吃亏的必然是自己。从怀谦生前的片言支语中，我感觉他这个农家孩子，身上背负着过高的目标，什么事情都想达到完美程度，却又不想趋炎附势跟随时流，这就无形之中给自己加重了砝码。
现在看来，这抑郁症就是精神门槛，他想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跨过，最后还是未能跨过去。冥冥之中走上了不归路。太可惜了。怀谦哪，这道门槛，其实你可以跨过去，因为你有贤妻和爱女，你有众多朋友，你有要好同事，大家都搭把手就会扶你过去。你却没有过去。想起这些来，大家很痛心。你走了一年了，在另一个世界，活得还快乐吗？
2013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