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实在的，“干货”还是有的。比如，对“大跃进”的看法，马员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这是“发虚火”、“说呓语”；对批判彭德怀元帅他极为反感，说：这是“闭塞言路”、“诬陷忠良”；对日趋发展的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现象，认为是“走斯大林的老路”、“步斯大林的后尘”；对中苏两党的分歧、中苏两国的交恶，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对于翻烧饼似的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是上头某些大人物不管人民疾苦在“瞎折腾”，等等。这些言论都是我们两人在闲谈中马员生随意说出来的，而且都引起我的共鸣。在当时看来，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干货”，哪一条讲出来，都会在马员生“罪证”的天平上加上重重的砝码。造反派听了都会像狗捡到肉骨头一样的高兴。
这些“干货”，我能够揭发吗？如果我把这些讲出来，我的人格何在？我的良心何在？这种落井下石、出卖良知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得出来？
可是，造反派又时时刻刻威逼着我，让我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大会批斗马员生让我陪斗，恭听对他的严厉批判，给我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召开小型的“劝导会”，对我“个别攻心”；晓以“大义”，示以利害，步步进逼，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我感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绞尽脑汁，想找一个“万全之策”。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回忆，几番搜肠刮肚的凝想，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道缝：我想起了马员生发表在工厂厂报上的那首诗，其中有关键的两句：鞠躬尽瘁学诸葛，奋发图强效老泉。
我在这两句诗上做了文章——写了大字报，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字报是我亲笔所写，笔画工整，文字郑重推敲，通顺流畅；而且我亲自把它贴在大楼的醒目之处。我在文章中说：马员生身为共产党员，不去学习无产阶级的英雄**、焦裕禄、***、***，搞好思想革命化，而要学诸葛、效老泉，其目的何在？诸葛亮乃是封建帝王的宰相，苏老泉乃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人，学习他们，意味着想走回头路，重回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这是故意无限上纲，充满虚妄不实之词。有人还说什么“他是避重就轻，没有打中其要害，企图蒙混过关”，但是，造反派看了却很过瘾。他们没有这样的“文采”，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大批判，他们有的人表扬我：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干货”，你是“动真格的”了。
可是我的心头却在悸悸作痛。尽管我确实是“没有打中其要害”，但也是昧着良心往老处长的伤口撒盐哪！在批斗会上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在上班路上我低下头来走路，不愿意和别人搭话；我更加害怕听见造反派头头的表扬。
这一关终于被我闯过来了，对我来说算是“蒙混过关”吧！
漫漫长夜，熬到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那位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在蒙古的边境“折戟沉沙”，永远地消失了，全国人民大多数从疯癫的狂热状态中清醒过来，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似乎也随之降温不少。“牛鬼蛇神”们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马员生也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允许回家继续交代罪行，当然得按时上下班。有几次在上班的路上我碰到了他，他首先对我笑了笑，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可是，我立即想起了我的那个“革命的大批判”，觉得无颜面对他，从而匆忙低头走开了。我希望将来在合适的时候，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地向他做点解释，以解除我内心的愧疚。
但是，他没能等到那个时候的到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在下班的路上，他意外地被一个乡下进城的老农骑自行车撞倒了，立即人事不省，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反复检查，诊断为颅骨损伤导致脑出血，不到两天，便停止了呼吸。一代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走完了他曲折又屈辱的人生路。呜呼，哀哉！
为此，我心里总是觉得欠着老处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在那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逆来顺受的软骨病，也体现在我的身上，所以才会有助纣为虐的“革命大批判”的产生。这虽然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够挽回的险恶时代狂潮，但是，还是可以用保持沉默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尽管那样会受到好多痛苦的折磨。有不少骨头硬的知识分子终于顶过来了嘛。现在回头来看，那些表面上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多半是色厉内荏的；他们在后来其后台垮台后所进行忏悔时的种种丑态，不是表现出他们是多么的虚弱吗？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和老处长交往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知识分子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要用对他的忏悔，经常鞭策自己，以决不说假话、要尽量讲真话、永不助纣为虐的信条来要求自己，算作是对老处长的一点纪念吧！
2012年2月5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一个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作家走了——深切悼念柯岩同志
我无法想象那样一个生气勃勃、无比热爱生活的诗人，竟然遽然长逝了！柯岩同志，你真的走了吗？你不是对我说：咱们要勇敢地和病魔斗争，一定要战胜它，好好地活下去！因为生活需要我们的笔。我一直牢记你的嘱咐，面对病魔，毫不退却。可是，你却那样匆忙地走了。噩耗传来，我沉痛万分。在泪眼模糊中，我不禁又回忆起你具有鲜明个性的音容笑貌——
我是先“认识”柯岩的作品然后才认识作家本人的。还是在1977年年初，周恩来总理的周年祭日到来的时候，一篇饱含深情、动人心魄的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在神州大地上传颂，我当时正蛰居边塞小城，可是也听到这哀切感人的声音：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这是作家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深情呼唤。我是不写诗也很少读诗的，但是，我却被这首蕴含着作者满腔激情和泪水的诗句所激动了。因为这也是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它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共鸣。随着诗人的具有鲜明形象美的诗句，我们仿佛看到，敬爱的周总理正在向我们微笑走来：高山仰起头颅，大海扬起浪花，大地舒展胸怀，森林伸开臂膀，一齐大声回答：“他在这里。”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坎里，都有我们好总理的伟大身影。
我一下子认识了柯岩，似乎相知已久。
此后我便注意了她。原来她不仅是一个感情细腻并且热情奔放的女诗人，而且是一位文学的多面手。她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哪一种样式，她都得心应手，都有精品力作。在她的那些为数众多、备受读者赞扬的作品中，我尤其喜爱她的报告文学。她以诗人的气质，把她的诗情带进了作品中去，使她的作品充满了诗的构思，诗的语言，诗的意境，诗的美。比如，那篇遐迩文坛的《船长》写得多好啊！贝汉廷这个从上海南市走来的穷孩子，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坎坷的命运抗争，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他成为一位年轻有为的船长，航行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那些不寻常的岁月里，他做出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来。比如，在那人和地都很傲岸的汉堡港，他硬是改变了洋人正常的工作节奏，把谁也装不下的货物运出了港口；精湛的工作技艺，令爱吹毛求疵的德国佬由衷地为之折服，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表示赞扬：“这是汉堡港一百多年没有过的。”在伦敦，他于谈笑风生中，把难以解决的滑石粉卸货难题圆满地解决了，同时还与港口的工会负责人交上了朋友。在亚历山大港，当他发现买来的外国船冷藏舱上有“汗水”时，他顽强地用血肉之躯，迎战无数冷冰冰的数据，找出了问题，逼得有关国家的工程师老老实实地进行返修，被外国人誉为“邓小平式的船长”。一次，在大洋中行驶，突然遇到了九级风浪，他的船在汹涌的波涛中拼搏，艰难行驶，就在这时，他看到一条失控的塞浦路斯商船在风浪中倾斜欲沉，贝汉廷并未调头而去，而是毫不犹豫地奋力抢救。他是冒着船翻人亡的危险的。他的英雄行为，他的沉着、勇敢、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中华文明古国的风格，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船长的风度，因而博得了外国同行的衷心感佩，为中国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作者用她娴熟而生花的妙笔，以互不重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幕航海生活的场面，描绘出贝汉廷船长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才智。正如作家所形容的那样：
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
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
作者热情洋溢的诗思，如涌如潮的诗情，写出了这位社会主义船长的高风亮节，这种充满作者艺术个性的作品，令读者不仅为之感奋、鼓舞，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在《东方的明珠》里，作者则用另一种笔调，描绘了另一种类型的先进人物。她把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笔触贴向了苏绣女工艺家的心灵世界。顾文霞和李俄英这两个由普通织绣女工成长为苏绣工艺家的过程，是在追求美的坎坷长途上艰难攀登的历程。她们不仅是美的创造者，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而且首先是因为她们具有美的心灵。请看：当作者把她们两人比喻为安徒生童话《丑小鸭》中美丽的天鹅时，顾文霞却坚决不肯承认这一点，她真诚地对作者说：“我们伟大祖国才是天鹅呢，我们作为她的儿女，只不过是她的一片小小的羽毛。”诗一般的语言，展示出无比高洁的灵魂，点燃了作者的灵感之火，从而迸发了激荡的诗情，倾泻在洁白的稿纸上：
哦，羽毛，小小的羽毛，美丽的羽毛，就是这一片片看来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羽毛，用尽了自己的生命和气力，迎风顶雪，才托起我们的祖国母亲。使她像一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天鹅，要很高——非常高地向无限美好的未来飞去吗？
这段精彩而优美的抒情，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深沉的爱，同时也蕴含着作者对创造美的劳动者的款款深情。
此后，我又读到她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美的追求者》、《希望在哪里》、《永恒的魅力》、《十五的月亮》、《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就认识她了。在未见到她之前，我原以为她是一位温柔纤秀的娇弱女士，见了面再一交谈，才体察到她是个快人快语、刚毅坦直的女同胞。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说话做事从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有好几次我亲眼看到她当着一位和她关系密切、交情很好的朋友的面，批评他的不是，以致搞得对方下不了台，而她却浑然不觉，没事的一般，随后，她又友好如初了，说明她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对我也是一样。当我们刚刚认识不久，她便当面率直地指出我作品的弱点与不足，虽然令人有点难为情，可你却明明感到她的友善，她的好意，丝毫不生芥蒂，只能对她更加敬重。
多年来，她沉疴缠身，体质羸弱，可是她的精神状态，却一直达观昂扬，无任何疲惫之态和悲观之情；最可贵的是，她还一直笔耕不已，佳作不断，其基调仍然是高扬时代主旋律，和祖国前进的脉搏一起跳动，和人民的疾苦息息相关。即使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危在旦夕的时刻，她仍伏在病床上奋笔疾书，要求亲友们在探望她的时候“不要把鲜花献给我”，把购买鲜花的钱献给希望工程。从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一颗崇高而透明的心。
一次，我受故乡友人之托，请她为一家工厂的业余作者的诗集写一篇序言。瞅着她那备受病魔折磨的痛苦情状，我本不忍打搅她，但盛情难却，我又必须忠人之托。可是，当她听说是为一群生活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业余作者浇水育苗时，便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地写出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些文学幼苗真诚的赞扬，热情的鼓励，殷切的希望。其情操与那些视普通劳动者如草芥的“精神贵族”们相比，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后来，她的心脏出了“故障”，需要进行“搭桥”。这是很危险的手术，非常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可是当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竟然和往昔一样谈笑风生，无任何畏怯、不安之态。她说：手术成功了，是我的造化，之后我再写出几本人民满意的书来；下不了手术台也没关系，让大夫取得一次很有益的经验，也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她说得那样轻松，似乎此事不是发生在她本人身上。值得庆幸的是，手术做得很成功。当我向她表示祝贺时，她欣慰地笑了，说：看来马克思还不想招呼我前去，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继续工作、生活、写作下去。我说：就像你在《船长》写的那位“master”那样，在生活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果然，在战胜这次劫难之后，她更加勤奋了，不断有新作问世，都获得读者的由衷赞扬；而且，她还根据读者的渴望，陆续编选当代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浮躁的文坛带来一股股清新的气息，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