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国家任务的崇高责任感，激励着技术员和工人们，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分析和比较，最后又向赵东宛提出一个最新的焊接方法：熔嘴焊法。他们综合了丝极焊和板极焊的优点，二者相结合，派生一种新焊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焊接截面的大小配置极板，每一个极板上带一焊丝导管，两者构成“熔嘴”，而后将“熔嘴”固定在焊口内，用电渣焊机送进焊丝，再进行焊接。新法倡议者解释说：这个焊法可以焊接任意大小的截面，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让有经验的焊工反复演练一下，也不难掌握。只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焊接的质量可以保证。
赵东宛对这个焊接方法很感兴趣。他认真地进行了研究，觉得想法大胆而充满创新精神，同时，又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他在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专家意见之后，决定采用这个方法。不过，为稳妥起见，仍需进行试验。一是为了验证焊接工艺的正确性，二是为了使操作人员取得第一手经验。
试验在金属结构车间进行。试件的材料和截面大小完全和实际的立柱相同；试验人员和指挥者就是将来实际操作的技工和技术员。
为避免干扰和不必要的“观摩”，试验的时间选择在午夜，赵东宛亲临现场坐镇。
试验的场面非常壮观。焊机燃烧的电焊火花，鲜艳夺目，五彩缤纷，全车间被焊花照耀得绚丽多彩，从遥远的地方望去，只见整个厂房都被红光缭绕。厂房内的电焊工人“沐浴”在飞舞的“焊花”丛之中，黑面罩掩不住他们青春的面容，滚烫的熔岩，抵不住他们钢铁的意志。他们心里充满了攀登科技高峰、为祖国增光的自豪感。有些人不是总认为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缺少“诗情画意”吗？那么，就请他们到焊接现场看一看：这里的壮丽情景，绝不比江南农村的“小河流水”、“杏花春雨”逊色多少；而它那宏大的气势，却别有一番审美意境，浸沉在攻克尖端产品豪情中的焊工们更是以自己的职业而骄傲的。
现在，现场的指战员们，都在焦灼地等待着实验的成功，他们的心高高地悬起来。焊工们夜以继日，奋战在现场。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傅，竟三天三夜，没有离开电焊机一步。他的老伴不得不迈着畸形的小脚，蹒跚地来到车间为老头子送上一餐热饭，为这台“老机器”加油。其他的许多工人家属，也步着这位老大娘的后尘，将饭菜送到车间亲人的身边。
此时，作为技术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赵东宛，更是心潮激荡，忐忑不安。因为千钧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上至中央领导，下至职工群众，他们都用期待的目光在瞅着他。这些天来，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为此呕心沥血，他的夫人感觉他明显地瘦了，每天心痛地抚慰他并千方百计为他增加营养。但是，那时已经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边缘，人们的肚子几乎难以填饱了，一切都是凭票供应，哪里还有多余的营养品？他的夫人只好把自己和孩子的食品节省下来，让他能吃上一点可口的饭菜。战斗在生产现场的其他职工家属们，也都是如此关爱自己的亲人的。他们的心和现场的亲人一样地紧张和期待着。厂长和党委书记，不断地前来现场，把关怀和鼓舞送了过来。他们本想在物质生活上给职工们一些补贴，以增加他们的营养。但是，市场上物资奇缺——因为总是强调“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所有能够给人们增加营养的商品，都被“割”掉了；好心的工厂领导，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只能在精神上给以安慰了，上边不是有的人总相信“精神万能”嘛！
试验在千万人的瞩目下，获得圆满的成功，整个焊接过程全部按预定的规程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技术事故。经过检查：焊缝和母材的热影响区没有出现任何裂纹，超声探伤，未发现超标缺陷。笔者当时在设计处的强度试验室做技术员，从事“光测弹性力学”（简称“光弹”）的试验研究。那时，此种工作属于“高科技”范畴，在我国也是刚刚起步。厂领导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交给强度室一项试验：用“光弹法”测试水压机立柱的强度。当我们的组长王殿科向大家传达了这项任务时，我们是既紧张又兴奋的。因为我们都是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一伙小青年，即使组长王殿科也是1957年从大连工学院毕业的技术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科研实践与锻炼，都是“生瓜蛋子”。可是，我们初出茅庐，便赶上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怎么不心潮澎湃？怎么不从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激动？因此，大家都决心竭尽所能来完成这个任务，以不辜负领导的重托。我们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小心谨慎，分秒必争，人人都习惯于“加班加点”了。好多个夜晚，我的七旬老母直到午夜仍倚闾而望，等待我鏖战归来，吃上一顿热饭。大伙儿都把苦和累看作是一种享受。当从光弹机的试件上闪现的五色斑斓的条纹中，分析出它的强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时，我们几个年轻的技术员高兴得跳了起来，互相拥抱，雀跃欢呼，庆祝焊接试验的胜利。
五、险象环生，再接再厉
以试验的结果为依据，厂里正式决定：用锻焊法制造立柱。
根据实际需要，水压机的立柱应该是四根。赵东宛经和其他专家商议，为了防止意外，留有余地，决定制造五根。这样做成本是增加了一些，但却有备无患。
由于“一重”的三台六十吨炼钢大平炉已经投入生产，工人和技术员都是来自“沈重”和“鞍钢”等老厂，技术水平高、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所需用的钢锭浇铸一举成功。然后便进行锻造。锻造由年轻的专家何世荣指挥。他理论基础雄厚，工艺知识厚实，锻造经验丰富，在他的指挥下，大家群策群力，大钢锭经过六千吨水压机的锻造，进行得很顺利，都毫无例外地被检验通过了。
焊接仍然是关键的一环。赵东宛提醒大家：虽然试验成功，但对于这样复杂的工艺，决不可以掉以轻心。那时候，临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很时髦的事情，也是对一个人政治态度的考验。赵东宛历经无数次政治运动，懂得如何处理这类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反感这样的形式主义，但也无法逃避这种现实的“规定情景”。他只能因势利导。于是，他号召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联系到焊接的实际，就是：我们坚信，一定会在这个攻坚战斗中取得全胜；但是，要在任何一点小的环节上，都要做好充分的核算，力求不出任何漏洞！于是，可笑的政治鼓噪，就变成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准备了。
第一根立柱的焊接是顺利的也是成功的。这对于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人们几乎都认为胜利在望了。
但是，在焊接第二根立柱时，却出现了意外。焊接第一道焊口时，连续两次发生故障，不得不中断焊接，用气割割断焊接处，重新加工，然后再行焊接。谁知，第三次仍然重蹈覆辙，又没有得到成功。
连续失败，造成人心惶惶，颓丧的情绪在不少人心里迅速蔓延，包括技术人员和个别领导；这个情况自然也惊动了在厂工作的苏联专家。当时，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协议，“一重”属于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型企业之一，厂内驻有庞大的苏联专家组，是工厂的最高技术顾问。当年的“专家建议”，是工厂技术工作的“最高指示”。谁要是违背“专家建议”，就是政治立场问题。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曾经有过许多业务精湛、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因为不同意或反对专家建议而被戴上那顶可怕的帽子，成为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50年代末，虽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紧张，“蜜月”早已过去，但专家的权威仍然是存在的。
本来，苏联专家对“一重”在那个时候制造万吨水压机，就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现在工厂正处于建设阶段，还不具备生产这样尖端产品的条件。只是碍于我中央的决定，工厂的决心，他们才未便拦阻。现在遇到这个新情况，他们再也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了。于是，以塔拉索夫为首的全体苏联专家联名上书厂长杨殿奎，要求立即停止这种焊接方法，推迟进度，重新研究立柱制造方案——其真正含义是，推迟万吨水压机的制造。
他们之所以直接上书杨殿奎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因为这位厂长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有文化，有胆略，善于独立做出决断；战争年代，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和敌人打过无数次恶仗，获有卓越战功；建国后，又出任了一个重要城市的市长，也是政绩卓著。来“一重”任职，是中央为加强对企业领导的慎重考虑。因此，他在工厂里有很高的权威，加上他身材高大魁伟，声音铿锵洪亮，气势威严，作风凌厉，因此，职工们都称他为“杨大帅”，他现在是这里数万名建设大军的“三军统帅”（后来相继任一机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
杨殿奎收到苏联专家的“建议”后，立即和赵东宛商量。“杨大帅”对自己的这位得力战友是非常信任的，而且也深刻了解赵东宛的禀性。知道他不仅是机械工业的内行里手，同时从善如流，知人善任，和厂内的专家们相互尊重，关系融洽，深受技术人员的拥戴。因此，尽管当时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几乎达到盲从的程度，但事关工厂发展大计，杨殿奎还是处处首先和总工程师商讨。当然，关于水压机立柱的制造问题，更不能例外。
果然，赵东宛对“专家建议”不以为然。他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的试验是成功的，第一根立柱已经锻焊顺利完成，那么，其余的几根也一定能够制造出来；至于现在焊接中的故障，想办法排除就是了，决不能因噎废食，半途而废。他同时向厂长阐述了自己关于如何克服困难继续进行锻焊的设想。
杨殿奎听了赵东宛富有说服力的想法，心里有底了。他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和设想，就继续干下去吧！至于苏联专家建议，我来对付。
赵东宛非常高兴厂长对他的理解和尊重。当时，他们俩谈话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可是，赵东宛不顾疲劳和困乏，立即赶到立柱焊接现场。这时，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似乎也已经听到一点苏联专家建议的风声。老实说，他们也并不同意这样的“专家建议”，可是，他们凭经验都知道这个建议的分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谁也不敢预料；但谁也不愿意离开现场，都在焦急地等待总工程师的决定。
赵东宛来到现场后，立即被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围住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询问：我们下一步到底怎么办？
赵东宛回答得很简单：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气可鼓而不可泄。既然第一根焊接成功了，第二根、第三根也一定能够焊接成功。他把自己的设想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详细对大家做了说明，然后决绝地说：焊接工作一天也不能停！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继续作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天不拖、一斤不少地按时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犹豫。
在战场上，指挥员的决心是最好的动员令，现在，赵东宛坚定而明确的态度，是对现场战斗员们最有力的鼓舞。于是，新的战斗打响了。人们都憋着一股劲，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让全世界都来看一看（其中也包括苏联专家）：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智慧和能力，绝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差多少！外国人能够办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
从那一天晚上开始，焊接现场，就沸腾起来了。日日夜夜，机器轰鸣，焊花飞舞，灯火通明。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和攀登世界高峰的雄心壮志，激励着现场鏖战的人们。赵东宛始终和技术员与工人们在一同作战。在连续四十余天的苦战中，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现场。在新世纪初，笔者为写这篇文章，重新来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采访，当年参加这场战斗的一位刘姓老师傅对我说：那时候，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一天干上二十四小时也不觉得累。都是赵厂长（人们习惯地把那个副字去掉）硬把我们往家里赶，才会离开现场。可是，他撵我们走，他自己却不走，和技术员们摽着干。那会儿，“杨大帅”也天天到现场上来，他来后，头一件是给我们送好吃的，大白面馒头和红焖肉。那年头，这两样东西可是稀罕物——据说是从大兴安岭那圪垯花高价整来的——平时谁能吃上这个呀！这也算对我们的特殊犒劳吧！第二件事就是赶我们回家休息。他说：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谁也不许拼命！有时，他还批评赵厂长哩，说他不该带这个头。赵厂长也只好虚心接受，说坚决改正。可是，那时谁能听进去这样的话呀？表面上服从，他前脚走，我们紧接着又干上了。急得赵厂长干跺脚，拿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位老师傅的话，生动地刻画了那个不平凡的年代人们不平常的精神面貌。现在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些人这么玩命干，是不是有点“犯傻”？可是，我们现在普遍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傻”劲——实际上是无私奉献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没有必要要求人们仍然像当年那样去做，可是，这样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
就这样，连续战斗四十余天，终于完成了五根大立柱的焊接任务，为制造万吨水压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