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政治的“恶意性”具有一种极端的性质，这种极端性使得它甚至连孩子和女性都不放过。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中，许多纯洁、忠诚的革命者，受到无端的怀疑和残酷的迫害。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范，随意罗致人罪就成了普遍发生的事情。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这样写道：“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事实上，就连那些资历很老的革命家，也没有说真话的自由，也会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极左”政治的错误后果日渐暴露，那些敢说真话的高级干部，也成了怀疑和整肃的对象，这时，“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分子干部才是这样呢”。
利用组织手段诬陷和逼供，是“极左”政治“整人”的普遍而有效的方法，而罔顾事实的有罪推断，则是“极左”政治一贯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整人”的时候，它往往会先随意地确定标准和比例，按照预先设定的指标，来随意扩大整人的范围和规模，如此一来，就有了韦君宜总结出来的“比较攀扯法”和“平衡法”：“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鹰化为鸠，其眼尙赤”，“极左”政治对人的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由此而起的对人的无情的折磨和伤害，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自1951年开始，规模大小不等的“极左”政治运动，几乎就不曾消歇过，直至发展到了“文革”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即使因为严重的政策错误，而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极左”政治的好斗冲动，也不会为之稍减，例如，到了1962年，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刚开始好转的时候，“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极左”政治，其实就是不能没有“敌人”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仇恨”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斗争”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紧张气氛”甚至“恐怖气氛”的政治。
三 理想幻灭后的困惑与思考
在她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韦君宜属于极为少见的具有反思精神的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开始，她就开始表现出不盲从、敢质疑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她比自己的爱人杨述更为清醒、也更为难能可贵。在“反右”中，杨述老老实实，步步紧跟，认真落实“划右派”的工作：“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最清醒的人，往往也是最痛苦的人和最容易产生幻灭感的人。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开始，直到后来的“文革”，韦君宜一直被巨大的幻灭感和绝望感折磨着。一开始的单纯、浪漫的理想主义热情，在残酷而可怕的现实面前，慢慢地冷却了下来。强烈的幻灭感折磨着她的灵魂。她无法不对生活产生深深的困惑和怀疑：唉，事情与当初所幻想的，怎么全然两样！
在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露沙的路》里，露沙——她几乎就是韦君宜的化身——是一个追求“光明”的革命青年，在她单纯的想象中，革命是充满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是把追求人们的平等和幸福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然而，她在延安的亲见亲历，却与理想中光明而美好的生活相去甚远。她的孩子因为医院护士的不负责任而夭折了，丈夫也被无端地打成了“特务”。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心的冷漠。她的内心灰暗极了，绝望极了：“大家陆续散去，露沙躺在这与老鼠相邻的铺上。不想别的事，只想自己的生平，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做人家的奴隶，是像旧小说上说的，生不逢辰，命不好么？当然不是，是自己和父母吵翻了，要寻找光明，自愿来此的。没有想到，自己找的光明出路原来是这样。我的父母呢？我的家呢？我的小宝贝呢？”
政治迫害的残酷和无情，尤其使露沙吃惊和绝望。转眼之间，同志就成了敌人，就成了打击和专政的对象。露沙的同事袁和被诬为特务，成了被“有武装的军警”监督劳动的囚犯：“不看也明白了，他已经被捕了。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国民党特务之类莫须有的罪名。不用猜，不用问，只这路上的偶遇，已经知道他一定是冤枉的。露沙心里长叹。朋友、队友、同志，平白无故都已经变成罪人，这样对待我们，叫人怎样想？”
更让露沙绝望的是，诬陷人、迫害人的情形，在延安竟然比在陕北别的地方有过而无不及，所造成的后果也更为可怕：“延安搞‘抢救’运动，只有比绥德更厉害的。去那里（指延安）告‘御状’，谈这里（指绥德）的黑暗呀，什么呀，只不过小意思。鲁艺一个教员，全家因被‘抢救’打成特务，没处伸冤，全家自焚了。这个消息在延安都传遍了。自杀的又何止一个。”
“抢救运动”结束后，路莎对自己的爱人次英说：
“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
次英接口说道：
“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决不能再这么干！”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韦君宜比杨述要清醒一样，小说里的露沙也比崔次英更少一些轻信和盲从。她喜欢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对许多问题总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例如，“抢救运动”规模如此之大，抓了那么多的“特务”，伤害了那么多的人，到底是何人所为？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只是少数坏人造成的，“中央”是不知道的。然而，露沙并不这样认为：“她躺在炕上，对此问题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按次英说的，这是中央有人在干坏事，毛主席不知道。但是事情搞到全党发指示，中央的人怎么能不知道啊？想来想去，无路可通，又是那句老话：‘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可是想起自己决绝地离家出走，真是一片诚信啊。难道这点诚心就此付诸流水？”
当得知早先就有过“打AB团”的事情，很多老红军都因此被杀掉了，露沙的心情更加复杂。她责怪次英不骂那些整人的人一顿。次英半夜里抚慰她说：“……难道因为有人干坏事，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信心抛掉吗？”露沙被他感动，不由得也要哭了，她摸着他的头发，把自己心里憋不住的话说出来：
“你是为保护我的信心，我明白了。可是这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们爱祖国，有人破坏祖国，我们恨透了。这时候有人领头出来反对那些破坏祖国、出卖祖国的人，我们就相信他，跟他走了，这就是信心。如果这时候领头的人言行相反，践踏真理，伤害人民，我们凭什么还跟他走？我们又不是古代的忠臣比干，皇上把我杀了，我怀要忠于皇上。你说呢？”
次英不住地摇头，继续努力说：
“纣王虐杀人民，比干还是忠于他，那叫愚忠。可是今天没有……慢些反驳，你别说现在的‘抢救’运动也害了不少的人。可是那究竟是出于糊涂错判，不是把糊涂当真理，在全国去推行。也没有规定今后在全国乱捉特务、杀特务的政策。你知道不？毛主席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如果他不是对这个运动有些怀疑，他是不会这么说的。”
露沙心里还是不服，嘴里说：
“我当初抛弃家庭，奔到这里来，可决不是希图落到这样一个结局的。”
次英继续抚慰。只连声说：
“忍一忍，再忍一阵。”
只好再忍下去。露沙有一次翻旧书，看到一本《虞初新志》。……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说是皇帝没有杀这个忠臣，就是英明，就要磕头哭奠。凑巧今天也没有下令杀特务，不也是够英明的吗？她把这篇东西拿给崔次英看。
然而，最可怕的苦头，最非人的折磨，最难忍的煎熬，还在后头。在“文革”期间，对人的侮辱和伤害，比“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还要严重，还要残酷：“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慨，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在“极左”政治凄厉的寒风里，倒了霉的知识分子瑟瑟发抖，遭了殃的老革命家也同样周身寒彻：“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洗礼》中的老干部王辉凡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大像人了。有点像汉朝那个戚夫人变成的‘人彘’。”“牛鬼蛇神”与“人彘”之间，的确相去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