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四人住的是大套间，面积达160平方米。涵碧楼的经营理念是：客房的套数宁可少些，但是面积要大，要有一种舒适感。他们说，要让客人来到这里，不仅欣赏湖光山色，而且在这顶级的旅馆里，得到极致的享受。
步入客房，不论是客厅还是卧室，都铺着宽幅的深褐色从印尼进口的原木地板。客厅的门外，是宽大的阳台。阳台之侧，是大片芳草与成丛的鲜花。
确实，对于我这样起码住过几百家旅馆的人来说，涵碧楼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涵碧楼定位于高档消费，走的是高价休闲酒店路线，尽管房价近乎天价，但是客人们还是不断慕名而来。涵碧楼的客人，多半是外国旅客。特别是日本旅客，由于离台湾近，喜欢来此作“三天两夜游”。
他们飞抵台北中正机场之后，被旅行社的专车直送涵碧楼，住了两夜之后，又直接送回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直飞日本。这些日本客人来台湾，就是为了在涵碧楼休闲，而且很多人是“回头客”，住了一回涵碧楼，仍旧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这里。
涵碧楼实行会员制，一张会员卡价格高达220万元新台币，虽然价高，但是房价给予优惠，专供那些喜欢多次来此休闲或者在此长住的客人。涵碧楼还推出公司会员卡，每张售价达550万元新台币。尽管价格不菲，涵碧楼却严格把关，并非有钱就能买到会员卡。会员名单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据说名单上都是“董”或“总”字辈人物。一些“形象不良”的富商被涵碧楼拒于会员之外。所谓“形象不良”是指有嫖、赌、吸毒恶习者。
事实证明，涵碧楼的“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的经营理念是正确的。按照涵碧楼现有的面积，完全可以分隔成三四百间客房，变成人声嘈杂的所在，变成中低档的旅馆，那就完全丧失涵碧楼的特色，而且收益未必有现在这么高。
涵碧楼的设计师曾说，要让涵碧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美感。从涵碧楼望出去，日月潭波光粼粼，远处正对青龙山以及山顶上的慈恩塔。
坐楼观水，宁静致远。身在楼中，心在水中。
我最欣赏的是涵碧楼前的一块硕大无比的镜子般的游泳池。
设计师运用了与“水廊”一样的手法，让游泳池的水面与池坝持平，形成一个水的“直角”。这个“直角”轮廓鲜明，使得整个游泳池看上去像一面大大的镜子。
一架像吸尘器似的机器人，正在游泳池底沿着一级级台阶逐级横移，自动清除水底垃圾。
湖光山色倒映在游泳池那镜子般的水面上，水天一色，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设计师别出心裁的匠心，真令人叹服。
在涵碧楼的外墙上，嵌着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台湾诗人李学樵所写的日治昭和时期的涵碧美景《涵碧夜光——诗咏涵碧楼》：
涵碧远夫青复青，
楼台歌舞夜光腾，
不知云路梯山近，
首望翻身捷足登。
李学樵是台湾诗人，也是台湾画家。他对日月潭倾注了无限的爱恋。李学樵的另一首诗《潭水九曲》，用日月潭的云、烟、水、鸟，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浅深万丈白云封，
屈曲岩岩叠九重。
烟水迷离飞鹜落，
鸥群聚集远来峰。
蒋介石的题字，引起我对涵碧楼历史的浓厚兴趣。因为这首诗表明，早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就已经有涵碧楼了。
为了探究涵碧楼的历史，我前往日月潭旅游局采访。
日月潭旅游局热情地接待了我，拿出涵碧楼的历史照片让我翻拍。他们介绍说，在日本统治台湾初期，为了建造日月潭水电站，在现今涵碧楼半岛最高处修建了一座以当地木料、竹材为梁、墙，而以茅草覆顶的日式木屋，作为水电站施工人员的招待所。
1901年，日本人伊藤在日月潭边兴建了用桧木建造的一幢在当时算是豪宅的二层楼房，取名为“涵碧楼”，成为最早的涵碧楼。
后来，涵碧楼又几经改建，益发漂亮。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东宫太子（后登基成为日本裕仁天皇）游台湾。为了迎接东宫太子来日月潭，涵碧楼特地扩建了八间贵宾室。东宫太子下榻于涵碧楼，日本报纸和台湾报纸都刊登了他在涵碧楼的新闻和照片，从此涵碧楼名声大振，成为台湾的历史名楼。
于是，诸多达官富贾游日月潭，慕名下榻涵碧楼。
此后，在日月潭水力发电厂完工时，为了迎接前来参加开幕典礼的日本东宫太子之兄梨本宮，涵碧楼再度进行扩建。
1940年，涵碧楼贵宾馆遭祝融之灾，所幸只烧毀部分建筑，涵碧楼进行了修缮。
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来到台湾。蒋介石非常喜欢日月潭，游日月潭必住涵碧楼。1949年，蒋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楼。从此，涵碧楼成为蒋介石的行馆。
日月潭旅游局告诉我，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于是，我赶紧回到涵碧楼，希望能够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前往涵碧楼总台，这才得知，这个纪念馆如今由于乏人问津，已经空关多年。总台小姐笑道，难得还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会对蒋介石仍感兴趣！
于是，总台小姐派人打开尘封已久的纪念馆，让我参观。
一进纪念馆，迎面便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在涵碧楼的大幅照片。
蒋介石在台湾有十个行宫，他最喜欢的行宫便是涵碧楼。纪念馆里按照当年的原样，复原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办公室。据说，内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红木家具。那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大红绣金缎垫。
蒋介石刚刚从大陆败退台湾，便在涵碧楼进行“反思”，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商议如何整顿、改造国民党。
蒋经国在1949年12月30日日记上写道：
“上午，父亲在涵碧楼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等先生，讨论本党的改造问题。父亲准备重新改造党，决定改造方针。”
蒋经国在日记上又写及：
“下午，父亲仍在涵碧楼与本党同志继续讨论党的改造问题。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提到日月潭（涵碧楼）：
“政府迁台后，在生聚教训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总裁建议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政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整旗鼓。’”
过去，人们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足见陈果夫、陈立夫权重一时。陈果夫更有“国民党教父”之称。陈立夫在涵碧楼变得如此“谦虚”，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蒋介石要把陈氏兄弟作为败北大陆的替罪羊。
从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蒋介石驱逐出国民党决策圈，陈果夫隐居台中，而陈立夫被放逐海外，到美国新泽西州湖木镇养鸡！
1953年，蒋介石在涵碧楼会见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将军，商谈“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曾经倡议，把涵碧楼作为指挥要塞，把涵碧楼附近、台湾中部港口、机场作为基地，“先取闽浙”，足见蒋介石对涵碧楼的看重。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蒋介石当局尚与诸多国家保持“邦交”，蒋介石曾经在涵碧楼会见过美国副总统安格纽、伊朗国王巴勒维、日本首相岸信介及吉田茂、泰皇普美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蒋介石还安排他们在涵碧楼住宿。
在纪念馆，我见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过圣诞节的照片。不过，从照片上见到的当年的涵碧楼，跟今日涵碧楼相差甚远。
我也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涵碧楼以及日月潭畔的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拍的是蒋介石的背影。他坐在涵碧楼前，面对日月潭畔陷入沉思，摄影师选择了从背后拍摄，为的是能够展现日月潭的波光。据说，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或者要作出重大决策，蒋介石总喜欢离开车马喧喧的台北，来到涵碧楼静静地呆上几天以至半个月。那两张在日月潭边沉思的照片，也许正是蒋介石思索重大决策的写照。
纪念馆里的档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当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蒋介石，正住在涵碧楼思索对策。当金门急报传到涵碧楼，蒋介石在涵碧楼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商量对策。
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纪念馆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笔者在香港认识曹聚仁之子曹景行，他曾任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笔者也认识曹聚仁之女曹雷，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曹聚仁，通常被称为“香港作家”，其实他集作家、记者、学者于一身，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早年在上海创办《涛声》、《芒种》等杂志，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从此定居香港。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曹聚仁作为一位香港作家，非国又非共，他向来宣称“我是一个绝对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他怎么会被蒋介石“亲点”作为国共和谈密使前往北京，而且到了北京，又马上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原来，曹聚仁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过非同寻常的友情，而他能够被国共双方高层所看重，恰恰正是在于他非国又非共，诚如他自称，“我这个人嘛，国共两党中，只要是榜上有名的人，我都认识。”
曹聚仁能够被蒋介石“亲点”，是因为曹聚仁与蒋经国交谊深厚。那是在抗日烽火燃烧的1938年春，曹聚仁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在南昌采访了当时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发表了题为《一个政治新人》的关于蒋经国的报道。一年之后，蒋经国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在那里实行新政，曹聚仁也在赣州定居，与蒋经国有了更多的接触。1941年，曹聚仁应蒋经国之邀，主编专员公署的机关报《新赣南报》。曹聚仁接手之后，改名为《正气日报》，从此与蒋经国交往甚密，还兼任蒋经国的家庭教师。蒋经国曾说过：“知我者，曹公也。”曹聚仁写了关于蒋经国的传记《蒋经国论》一书，在当时江西的《前线日报》连载……关于曹聚仁担当海峡两岸和谈密使，早有所闻。国共双方究竟谁先选中了曹聚仁充当密使，涵碧楼纪念馆所说“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表明是蒋介石首先点将曹聚仁。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三中会议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开始这种商谈。
不久，曹聚仁便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行记者的名义从香港前往北京。由于他担负非同寻常的使命，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
曹聚仁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
“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又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当时，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公开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
此后，1957年，曹聚仁再次肩负台湾当局的秘密使命，前往中国大陆，在蒋介石的故乡以及庐山蒋介石故居“美庐”拍摄了诸多照片，转给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