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淫伤人，虽不一定从太阳始，但也可以从太阳始。因此，从太阳病初期的临床症状来分析：中风的病因是风邪，伤寒的病因是寒邪，中暍的病因是暑邪，湿痹的病因是湿邪，痉病的病因是燥邪，温病的病因是火邪。故仲景之论太阳病，下有六个证型，这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了无疑义。但“正名”不承认太阳温病这一明系与中风，伤寒相等列的证型，说这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若这种说法得以成立，痉、湿、暍固可置之不问，即中风，亦何尚不可剔出于太阳病之外，又何必要留此一证，与伤寒相滥，弄得连狭义伤寒的概念都被混淆呢！显然，用“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讲法，不承认温病为太阳病下面的一个证型，把中风、伤寒之外的其他证型全部剔除在太阳病之外，这是毫无理由的。将广义伤寒下面非狭义伤寒诸证型统统排斥在太阳病之外以证明仲景伤寒非广义，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按照这种做法，我们不也可以说伤寒是作为鉴别才提出来的吗？我们不也可以说仲景伤寒是温病而不包括伤寒吗？显然，这样做大谬。
五、不能否认伤寒论与内经难经的继承性
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明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内经》说热病离是伤寒，《难经》说伤寒有五，《伤寒论》之太阳病，下有中风，伤寒、温病、暍病、湿痹等证型。二二比观，其作论具有继承性，不言自明。说仲景伤寒与内经伤寒俱属广义，也是顺哩成章、浅显明白的。如因仲景未引《内经》、《难经》之文，就否定其论伤寒有继承性，这是十分错误的。“正名”似乎认为只要肯定仲景的伤寒是天行，就可证明其非广义。挽而，天行与非天行，寒疫与温疫，并非是天生就互相排斥的。东汉末年，即使有寒疫流行，也没有理由说仲景一生中没有碰到过温疫，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仲景之世，还有许多“非天行”的外感病存在。《伤寒杂病论》本是一部连杂病都相提并论的书，所涉及的病种很广，怎么在外感方面，反会与《内经》、《难经》立异标新，竟置狭义伤寒之外众多的外感病不论，内容狭隘到仅仅只是谈属于天行范畴的狭义伤寒一种呢？我们认为：仲景作论，在继承内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内、难、伤寒三书，虽同论广义伤寒，但内容伤寒论详而内、难简，故伤寒六经虽源于《内经·热论》，但已不全同于《内经·热论》，若因热论六经与伤寒六经的不同，竟得出“仲景伤寒为狭义伤寒无疑”的结论，这根本没有说服力。
结语；据《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所值气运为风为火”，而时医习用乌附辛热，力治多误，“故仲景以桂枝麻黄之温，治中风伤寒之病，即以葛根芩连白虎柏皮栀豉之清，治温热湿温之病”，这本已足说明，仲景伤寒为广义，然后世个别人，必欲把《伤寒论》说成是专论六气中一气，把仲景治温热病的许多方剂，说成是为狭义伤寒化热之后而设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说法，实是叶吴学说中最大的瑕疵，“正名”拾前人糟粕而张大其言，说明谬论流传，遗误后世，迄今尚有余毒，余有见于此，故复作驳辩，如上。
葛根桑叶辨
或谓陆九芝之治温病，与叶派轻以去实，辛凉透邪的观点趋一致。是说也，因其小同，遂忽大异，有肺胃不分之弊焉。观陆氏书，有《葛根桂枝辨》，有《葛根麻黄辨》，乃仿之而撰葛根桑叶辨。
叶派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桑叶者，治肺也，陆氏之轻以去实，辛凉透邪，如葛根者，治胃也。轻以去实虽同，治肺治胃大别。叶氏治温病，独重肺系，故谓“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陆氏治温病，独重胃系，故谓；“温病即阳明病”。故叶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桑叶、薄荷，桔梗、牛蒡之属，肺药也，陆氏之治温病，初起必用葛根，黄芩，黄连、山栀之类，胃药也。唯叶氏亦知伏气温病不与暴感门同法，故曰：春温一证，冬寒内伏，藏于少阴，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乃正治也，陆氏亦知温病之邪，在肺胃者，不得独用胃经药，故《不谢方》之治春温、风温者，亦用桑，薄、翘，桔之类也。温病初起，有在肺者，有在胃者，有肺胃二及者，有竟在三阴者。或伏邪从内而出外，或新感由表而入里，或新感引动伏邪，或伏邪又兼新感，或始终但病一经，或发即数经同病，故《难经》云：“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温病初起之治，原不可以一经印定眼目，然吴鞠通固执叶氏之说，以为温病初起，必先犯肺，竟谓凡病温者，均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后世盲从，踵其讹误，遂以轻清平淡为一切温病初起之治规，盖惑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等说也。叶氏以肺药治肺经病，未误。后人以肺药治胃经病，大谬。治肺宜辛淡轻宣，不可卑用芩、连苦寒者，盖恐胃本无热，而早投苦寒凉中，中寒气馁，则转失托邪外出之力，反招冰伏之弊也。治胃宜积极撤热，不可但用桑叶、薄荷者，盖恶病属中焦，而反治上焦，射不中的，坐使热灼阴伤，用药轻淡如儿戏，终至步步深入也。惟邪机概以从更出表为顺，故病之在肺者，初起必以辛散为宗，宜桑叶之类以轻举之；病之在胃者，初起亦以达邪为旨，宜葛根之类以透解之。然若因此小同，竟忽彼大异，则陆氏斥叶吴学派似肺药治胃之旨，固不得大白于世矣！“麻黄之轻扬，可去伤寒之实，葛根之轻扬，可去温病之实。”其去实亦同，然寒温相异也。斯陆氏已辨之矣。葛根之轻扬，可去手阳明之实，桑叶之轻扬，可去手太阴之实。此陆氏所未言，然亦正其砭斥时弊之宗旨，何后人反于此昧昧耶。须知只须辛凉轻剂，如桑叶配薄、桔之类，其病即可立愈者，无非伤风、肺胀之属也。而必须旱投苦泄，如葛根合芩、连之类，尚恐热盛蒸脑者，乃是暑痉，湿温之属也。病之轻重悬绝，用药肺胃有异，未可同日语也。总之，能“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致于死者。”必非肺经温病，如伤风、肺胀之属，故陆氏重阳明之治，有轻则芩连葛根，重则硝黄石膏之主张。用轻剂病不解，入营入血，动风发痉，而仍曰：病属上焦，初用辛凉宣其肺，终用芳香开心窍，有是证，用是药，治未尝误。此正犯病中治上，撤热被动之误。乃后人既不解叶氏慎苦寒，是为邪热在肺，故主用桑叶、薄，桔之类宣散之以解郁热；又不解陆氏之激言，是为砭时医肺胃不分，初起概用肺药之弊而发，故力倡用葛根、芩、连之类清透以祛胃热，乃终至从陆氏之抨击叶吴学说中，得出益可证叶派这一治疗学思想科学性之认识，则诚非陆氏生前之所能料！
《吴鞠通医案》伏暑门周姓案析评
周姓案前后共十四诊，病程较长，记录完整。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看到银翘散，桑菊饮，三仁汤，化斑汤、复脉汤、增液承气汤等方在温病治疗中的具体运用。就反映吴鞠通的温病之学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案，故特详加析评，以与伺仁共研究。
壬戌八月十六日周十四岁伏暑内发，新凉外加，脉右大左弦，身热如烙，无汗，吐胶痰，舌苔满黄，不宜再见泄泻，不渴，腹胀，少腹痛。是谓阴阳并病，两太阴互争，难；台之症，议先清上焦湿热，盖气化湿热亦化也。
飞滑石三钱连翘二钱象贝母一钱杏仁泥三钱银（：二钱白通草一钱老厚朴二钱鲜梨皮二钱生苡仁一钱五分竹叶一钱今晚一帖，明早一帖。析：鞠通根据“暑温伏暑，名虽异而病实同”，“暑兼湿热，偏于暑之湿者为湿温”等认识，初诊选方，采用三仁汤加减。因发热很高，故去蔻仁、半夏之温燥；加银花、连翘以清热；并加芦根、梨皮以护津，而象贝一味，是为咳吐胶痰设。
评：此案热自内发，寒从外束，证见高热无汗，苔黄痰帖，脉证合参，的系手太阴温病，但与足太阴脾实无涉。值此口不渴，津液尚未大伤之际，若能不受“温病忌用麻黄”等观念之束缚，投以大剂麻杏石甘汤（但《温病条辨》之麻杏石甘汤麻黄石膏等分，则不可用），积极撤热，津即可保，若能汗出热解，肺气自然清肃。倘若是处理，力挫病势，原可指望。但吴氏计不及此，不但于撤热一项轻描淡写，且以淡渗芳化为重点，此所以后来有阴津大伤之变。
十七日案仍前。
飞滑石三钱连翘二钱鲜梨皮一钱-五分杏仁泥一钱五分冬桑叶一钱银花二钱老厚朴一钱五分薄荷八分扁豆皮二钱苦桔梗一钱五分芦根二钱荷叶边一钱五分炒知母一钱五分午一帖，晚一帖，明早一帖。
析：前方服后未效，故二诊更弦易辙，改用银翘散加减。《温病条辨》治太阴伏暑，不论表虚表实，不论气分血分，概以此为基本方。鞠通说：“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去牛蒡、玄参加杏仁，滑石主之。”其自注说这是邪在气分而表实的治法。今观此诊，药法正是属此。因高热未退，故去性温之荆芥、豆豉，代之以凉散之桑叶；并加知母之苦寒，与芦根、梨皮之甘寒，合化阴气，以治热淫所胜。为病属伏暑，故复加扁豆衣、厚朴、荷叶边偕滑石等以清暑化湿。
比较前两诊之用药，有异有同。初诊虽亦用银、翘等清热，但重点在化湿；二诊虽亦用滑、朴等化湿，但重点在散热，故主方各异。但治疗上注重调畅气机，目的都在冀暑湿分解、肺得清肃，此则相同。这种药法，与“冶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理论相一致。
评：凡外感病初起即见高热无汗、痰粘苔黄等脉证者，其轻重与伤风感冒类小病相悬绝，若用轻清芳淡之剂如三仁汤、银翘散等去治疗，往往不能有效地截断逆转病势，这是鞠通的经验，所以说是“难治之症”。但由于他崇信叶氏学说太过，明知这样的治疗未必有效，仍然用这样的方药去处理，一若舍此别无他法，故以后的日治日重，原都是意料中事。实际上中医治法很多，此诊如果不受“到气才可清气”观念的束缚，在辛散药中及早加入鸭跖草、鱼腥草、黄芩，瓜萎仁、桑皮之类，积极控制肺部炎证，有效地截断逆转，不是没有可能的。
十八日两与清上焦，热已减其丰，手心热甚于手背，谓之里热，舌苔红黄而厚，为实热。宜宣之，用苦辛寒法。再按：暑必夹湿，腹中按之痛胀，故不得不暂用苦燥。杏仁泥三钱真山连（姜汁炒黄）一钱五分广木香一钱黄苓炭一钱厚朴一钱五分小茴香（炒黑）一钱五分梧蒌（连皮仁）八分炒知母一钱五分小枳实（打碎）一钱五分槟榔八分广皮炭一钱煮二杯，分二次服。
析：热邪己由表入里，故三诊时撤去银、翘、桑、薄类卫分药，改用芩、连、通、知等气分药。对腹胀腹痛，鞠通一直认为是湿阻太阴，气机不利所致，有鉴以前用厚朴，滑石等化湿理气未效，故复加入茴香、木香、枳实、槟榔、广皮炭等许多的温燥理气药。结合《温病条辨》“暑兼湿热，偏于暑之热者为暑温，多手太阴证而宜清；偏于暑之湿者力湿温，多足太阴证而宜温”这段文字来分析比较前后两诊的用药，可以认为：二诊是以轻宣郁热为主，其治侧重于手太阴，三诊虽用了芩、连等苦寒品，但与大量温燥药为伍，目的主要在燥湿理气，其治疗重点已从手经移到了足经。故前两诊治疗重心在上焦，三诊之治则重点已在中焦了。
评：此案为肺系疾病，相当于肺炎一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炎高热伴有肠燥便闭者时有之。鞠通制宣白承气汤一方，对此类证是比较合适的。但三诊时由于受“暑必夹湿”说之影响，将热灼津伤，肠中燥屎引起的“腹中按之痛胀”，误作湿阻气机所致，故自然不会想到应该用宣白承气汤之类去治疗。三诊时由于误燥屎为湿阻，故用药燥湿理气竞重于清热，在实热正炽的情况下，这样处理，就不可避免地加速了病从燥化的进程，故服后第二天，即舌苔干燥黄黑，津伤之象毕露。
十九日腹之痛胀俱减，舌苔干燥黄黑，肉色绛，呛咳痰粘。幼童阴气未坚，当与存阴退热。
麦冬（不去心）六钱煅石膏四钱丹皮五钱沙参三钱细生地四钱杏仁三钱元参五钱炒知母二钱蛤粉三钱犀角二钱生甘单一钱煮三杯，分三次服。
析：病变从卫而气，继续向营血分发展，阴津亦迅速为邪热所劫伤，所以舌绛苔干，有鉴于此，故治疗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主以淡渗香燥改为甘寒滋润了，这在本案之治疗，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分析四诊之药，可以认为是合并了化斑汤、增液汤、犀角地黄汤数方后加以化裁而成。其目的是在存阴退热、养阴敌阳，但因呛咳痰粘，故再加沙参、蛤粉、杏仁，以冀发挥化痰止咳之作用。
评：此案初起，阴津本未大损，因治疗中撤热不力，又屡用淡渗苦燥，才加速了津液的灼伤，今责之幼童阴气未坚，是不事实的。当热正劫阴之际，当急清其劫阴之热；治疗以养阴为主，也显得本末倒置。化斑汤清热作用得力于石膏、知母，今此二味之剂量不及原方之半，且石膏又用煅而不用生，此均不得法。至于犀角一味昂贵不必说，且“能耗散气血”，用于此证，亦无必要。
二十日津液稍回，潮热，因宿粪未除，夜间透汗，因邪气还表，右脉仍然浮大，未可下，宜保津液，护火克肺金之嗽。
细生地六钱元参六钱霍石斜三钱焦白芍四钱麦冬六线柏于霜三钱煅石膏三钱牡蛎粉一钱五分杏仁泥二钱犀角一钱煮三杯，陆续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