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馀。”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馀。”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馀。”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薰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馀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馀。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按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睭，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醜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令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管。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管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阁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睪廾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词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不著，《馆阁书目》有《郑条集》一卷。条，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