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囗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囗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囗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囗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囗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囗盖以其不知其义之为何义也。夫义之所在，鲁史臣宁不知之囗然必不能如圣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则以己意为之，所谓窃取之是也。后之人虽不能尽测，然其大者亦自显然可见，约而求之，岂无数端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余，则不敢穿凿以失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没圣人谨严之意，爰是加诸标识，则春秋之眉目灿然略见，而圣人之心事亦或跃如于纸上矣。至于书法，固圣人之余事，亦宜标出，以别旧文，使人知为圣笔不可略也。吾见春秋书目，昔人有舍例从法之书，舍例是已，从法何不言从义乎，诚以书法犹属文辞，不足以尽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论春秋，质诸后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时去上古淳朴已远，其风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凡春秋所书会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属不善，故圣人据事直书，而不善自见，非贬之也。设使孔子为唐、虞史臣，则其所书皆善言善政，亦岂孔子褒之乎！故谓之「常事不书」，此最惑乱春秋、诬罔圣人之邪说。予谓史所记者，大事耳，如会盟征伐，必其有关于一国及天下之故而后书，若小事则有不胜纪矣，故而改之曰「小事不书」。
自古以例说春秋，予囗为埽尽，惟标「取义」及「书法」二者。又「常事不书」之说，予改为「小事不书」，如是则春秋之旨庶可复明，圣人复起，当不易斯言。
予尝见世儒说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传后起最不通之例，若公、谷之例则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轻议矣。又所辨论者，以此例之是驳彼例之非，而自为其例，究不出例之范围也。此由例之一字从来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间有以书法论春秋者，而取义则从无人及之。盖春秋以取义为大，不可混取义为书法，犹之不可混书法为取义也，须辨明始得。
取义必其真确无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标出，若臆度影响之见、似是而非者，囗不敢妄标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传久矣，而左传尤如影之附形，学者顷刻不可离也。然予谓经有三传，经之所以滋晦也。公、谷之纰缪，世所尽知之，故且无论，而左氏之诬罔不实，世或未尽知之也。何则囗公、谷言义，纰缪可以立见，左氏言事，其诬罔难以悬知。故世敢于辟公、谷而不敢于辟左氏，为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舆辈亦知辟左，然旋辟而旋据之，终不能出左之范围，此非左之以事胜乎囗予观左解经之语，亦大半纰缪，与公、谷同，而其事实与经抵牾者什之三四，然则经反非耶囗故其事难以悬知者，亦以经知之而已。夫传以证经也，传不足以证经，安用传为囗岂可舍经而从传哉！退之束传之言，盖亦发愤有见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见有行之者，故予仿其意以着此编。经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丝马囗，未尝不可以见，而其会盟征伐，亦可合前后总观而得之，若夫传之繁文琐事、怪语夸辞，以及帏房猥迹，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尽据其事以说经乎！且诸例实作俑于左，则其害经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左氏固周人，但非亲见孔子，亦亲见国史也。故与经多抵牾。然以其为周人，其言亦时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经，凡后人说之不合者，则以左传正之，而于春秋，凡左传说之不合者，则以春秋正之。
左传虽出于张苍，然实显于刘歆，见歆移太常博士书。或因谓歆伪作，夫歆则安能作左传，岂不高了刘歆。
编中公、谷皆不置办，以不胜辨也。惟左氏有与经抵牾及诬罔不实者则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安国亦妄自称传，其纰缪已极，世人稍具心目者无不周知，又安用予辨为。故公、谷与胡氏囗不之及，惟其中凡言礼制者似乎凿凿，实则皆枉撰无稽之言，间一及之，无俾世惑而已。安国传大囗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称之，至今以行于世。又兼袭孙明复尊王发微，刘原父意林诸书，取其最纰缪者，并非全自撰者，又不可知其所由云。
刘原父春秋权衡专攻三传，盛名之书也。然吾观其攻左，惟在解经语，人亦多知其缪。又多辨杜注，杜注之荒缪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为事，其切要处则鲜及之。若其攻公、谷则益无论，盖亦浅陋之书也。
李廉氏春秋会通专于详例，颇为害经，然正予破例可资以查核。
张洽氏集注，明初与胡传并用，亦以张为朱仲晦之门人，故其后专主胡而张废。予观此书与胡亦相伯仲，但缪妄不若之甚耳。
昆山新刊经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种，佳者绝少，略可观者，吕大奎氏或问、程积斋或问而已。
黄东发解春秋语多有可观，闻见于他处，未见其全书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一篇，议论甚正。
郝仲舆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浅陋无当。其书专办楚之非夷，以己为楚人也，致（至）（「致」，二本同，疑当作「至」）为可笑。按：楚本蛮方，蛮与夷别，古南方皆蛮国，故孟子言南蛮，夷则远为外国也。郝于蛮夷且未辨，胡哓哓为囗吴越亦蛮也，今江浙文采富丽且甲天下，人何尝以蛮少之囗而其人亦何尝以蛮自歉邪囗
季明德春秋私考主于辟左，可为有识，然其自解则多武断，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隐括颠末、贯穿前后，最为晓畅，宋明以来之说春秋者，未能有过之者也。
凡经书鲁君所行礼事，多春秋时之礼，春秋时之礼，即周礼也，故周礼虽亡，而赖春秋所书，犹可得其千百之什一。奈何诸儒误执「常事不书」之语，囗为非礼书之，所以示讥，然则诸传及后人反知周礼，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囗此由误执谬语以致曲说诬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书之，亦可为小事不书之证。
谓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然则孔子为幸灾乐祸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违心反说以为记异，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书」一语，流毒以至于此极也。
吾今始知后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为说者，亦无怪其然。何则囗盖由于不知鲁史之旧文何在，圣人之取义何在、书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为解经话柄，若舍此，直无置喙地矣。
谓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为刺讥，此世之阴险薄夫所为，然则解春秋作如是观者，定是此一辈人耳。
或问春秋既无褒贬，然则孟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义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误解孟子此语，以孔子为天子，以春秋为刑书也。然尚有未尽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乱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谓春秋书臣子弒君父，则乱贼自惧，乱贼惧则天下治矣。孔子之时本治也，故以此为一治，便于伸其治乱之说耳。孟子与孔子道同而迹不同，孔子言言质实，孟子生于战国，尚议论丰采，其言多有不可执泥者，苟或执泥，便会错去。如谲谏而怂恿、好货好色，不将为逢君之恶邪囗尚论圣贤所宜囗知此竖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乱贼惧，真不值一笑也。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后，论之周匝无遗，使人一览首尾，了然者次也。若仅就此一事评论善恶得失、灾祥报应，肤辞套语，漫衍盈幅，此是史论，与经旨毫无干涉，斯为下矣。吾见宋人解春秋大率不出下者，而宋后至今诸家亦不能免焉，愚着绝去此弊，宁为简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论，览者审之。
编中取义者以囗识之，书法者以囗识之，注字于傍，其无识者约略皆旧史文也，非敢于圣言有所点污，诚思冀得圣衷之一二尔，知我者亮之。
无例之说既备于前，又各详于经文之下，书成，复加荟萃诸传及后人所造种种谬例，牛毛茧丝，分条明辨，名曰春秋无例详考（「春秋」，中研本作「春称」，今据北图本改。），以附于后。吁！竭其愚衷，大声疾呼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览此即可了然，无俟旁搜曲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