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君臣之职，君之所得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靖郭君劝齐宣王：「五官之政，日听数览。」既而厌之，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与人，君相之职兼失矣。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项文士，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后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后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职任甚简，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长，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非耀文华者所能至。
销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学者尤其弛备。然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销兵节次也。则销兵未必非，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不然，后世忘战者岂少邪！
李暠言：「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此语当记。然所谓勤者，非渔猎搜取、课劳计获而后能也。
晋有正始微言，胜会韵士，至于江左，虽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学者未宜略也。
伊尹谓「肇修人纪」，后世虽不足议此，然周之诸侯，大者秦、楚，小者鲁、卫，传世数十。盖其为国，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所以久而犹存，不止富贵自身也。李斯首破坏此事，君臣俱得富贵，然亦相随而亡。西汉虽皆李斯余本，但时作一二，有所凭借，故享国麤久，此后无有知者。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恐未必能及。其余君臣上下，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以致国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约叙祓除事，约固非知经。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
「欲者性之烦浊，气之熏蒸」，「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桂怀蠹，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
西南夷、诃罗、阿罗单、婆达、师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然则今释氏诸书，是其国俗之常文，中国人不晓，相崇尚以为经耳。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诚无闲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浅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谓「未闻变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闲，视玄愈下矣。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言诚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若随世见闻，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锢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诸子以儒家、道家、释氏「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自南北分裂，学者以周、孔与佛并行，其言乘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汉，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然则如韩愈知识，乃是数百年而一有，豪杰之士，何其难也！
中国之学，自不当变于夷。既变而从之，而又以其道贬之，颠倒流转，不复自知。
祖望谨案：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后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礼陆法和，盖畏冥祸。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盖人力之所能为，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极原本，追配《雅》、《颂》，只是驰骋于末流，无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亮地势不足自立，猛无坚凝之功，而绰由晋以后，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之叹不付余人矣。六条平实无华，自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寔、王符、仲长统之流，皆论治道，而无一言之几。然则，如绰者亦未易也。
乐逊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逊辈能言之。
侯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气即应，或中下旬气始应，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纔飞少许」。夫气之必应，灰之必飞，阴阳之情，天地之理当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尽齐者，人道之厚薄，时政之宽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贵于和阴阳，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议，而不知身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规讽，而未极理事之精，彼技术者，焉能测之﹖叩之愈急，其说愈谬。
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
昔之言月者，谓「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后人相承，遂谓「月无光，因日有光」。月果无光，安能与日并明﹖万物无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则光夺，为日所临，则奄而不明。数术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异。
自战国、秦、汉已言天子气。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气。有气而无德，将为不祥，以祸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宝志、陶弘景，号达者，陆法和已下矣，然皆验。予谓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数之末，竟堕术士之口，若圣人御世，彼恶得而谶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齐。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汉以后，稍号平时者，法无不宽，其君之薄德者，无不苛。则叔向所云「不为刑辟」，固非高远不切之论也。世道之衰，虽缘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样子，不敢转，如子产者是也。
「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后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学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虽焚纤，而妄称祥瑞，又甚于谶。
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矣。
祖望谨案：此说与温公语异而同。
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材虽多，不能救。
《儒林》称「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华，或穷枝叶，」此甚不然。英华即枝叶也。使其是，则溯枝叶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虽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义言之，只谓之反，今乃美其名曰「义兵」！唐人义之可也，后世亦从而义之，可乎﹖范氏谓「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独创业不正，无以示后。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禅，不受九锡，范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后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后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议，岂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许，后人亦以其自许者许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义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许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门族相高」。案孟子称故国世臣，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亡所从出，故叔向以栾、却降在皁隶，忧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如汉韦、平之流，此叔孙豹所谓「世禄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
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旨，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最当先论。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说以要省胜去离。汉初尝用之，虽化中国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虽亡不悔，盖本说然也。梁武不晓，用之，当身而失；唐宪、懿又出其下，直谓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诃陵国治太子，与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哀哉！
议论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
孔子讲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荀子言学数有终，义则须臾不可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雄习见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其是非不足计，乃列攻群辩，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卿所私，而他书无见者﹖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谓「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案穆王命太仆、左右侍御、仆从「无以便嬖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强本而节用，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天不能祸」。夫古人备是三者矣，其不贫、不病、不祸则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圣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灭天也。
「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古圣人曰「则天」，曰「顺帝之则」，未尝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如大神，盖与秦皇自称曰「朕」意同。
「礼者，养也，刍豢五味以养口」等语，则礼者，欲而已矣。
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