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类物取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圣神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辞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隐微，遂为百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历世不通之义矣。（《易象春秋说》。）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虽有因革损益，或加详密，而大体不能相远，非周公创为之制也。古今风俗之事体不同，学者不深考世变，而辄指其一二古远可疑者，以为非圣人之书，此不难辨。独其封国之制，与《孟子》不合，则所当论。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计武王兴周，殷诸侯尚千有余国，既无功益地，亦无罪削地，此当仍其旧封，百里之下为三等。如《孟子》之说，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勋劳，及其余功臣，当封爵，与夫并建宗亲，以为藩屏，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当用周制耳。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则周家一代之制，虽《孟子》亦有不能详也。（《周礼说》。）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即圆丘方泽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谷也，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祖禘喾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总配五天帝也。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郑氏义也，故《周礼》《大司乐》注以圆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盖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圆丘，社次方泽，宗次祖，皆常岁所举之祭也。东迁，土蹙财匮，大礼遂废，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圆丘、方泽二禘，传记亦罕言之，非浅闻所及矣。《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称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称旅。肃欲以圆丘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肃欲混之，可乎﹖《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昆仑者，地之顶；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昆仑、神州，非是设此二祭，乃求神于二处。大地神灵莫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泽主昆仑，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见于经，误分为二，王氏由此并昆仑、神州为一祭，而遂以北郊为方泽，可乎﹖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而不言及喾，又以为禘小于袷，此则其失也。故断之曰，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晋武帝，肃外孙也，故用其说，并方圆二丘而祀南郊，历代无所因袭，而《周礼》天神地示人鬼极盛之祭，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辩王肃说》。）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为立庙而祭，谓之「閟宫」。君子以为，圣人之生，异于常人，无异义也。况乎生民之初，气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传既久，非纬书创为之说也。且《河图》、《洛书》蓍策之数，皆纬文也，其可废乎﹖（《辩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句龙、稷，非祭地也。礼，天子诸侯群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置社之名，其义高下不同，如此而谓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是责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责、可辱乎﹖《周礼》王祭社稷五祀则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则社非祭地，明矣。传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则地也。《周礼》，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师旅、大会同宜于社，又建国先告后土，则后土非社矣。《舜典》：「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礼》，四望与五帝同兆于郊，又与祀地同玉，又与山川同祭服，则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乐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礼，不止于方泽矣，而欲以社当之，可乎﹖《周礼》以圜丘对方泽，以天神对地示，以苍璧礼天对黄琮礼地，以祀天旅上帝对祀地旅四望，《书》及《礼记》乃多以郊对社，盖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专圜丘方泽，祭天神地示，其意广远，分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远，大神大示，不可烦渎，故岁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变则责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学，不信《周礼》，故专意立说如此。（《辩胡仁仲说》。）
赵东山曰：「先生之意以为，圣人制礼，远近、亲疏、高下、贵贱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后礼意可得。盖圜丘所祭者，全体圆转之天，总南北极、黄赤道、日月星辰所丽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总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则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泽所祭者，全体承天之地，总山林川泽极天所覆者而言，故主昆仑，而曰地示皆出，是总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渎之祀曰山川，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谓自然之序盖如此。
《大传》：「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袷及其高祖。」此以禘与袷对言，则禘袷皆合祭，通上下文见之也。盖诸侯之袷，犹天子之禘，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庙无庙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谓之袷。天子则于七庙，及祧庙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谓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庙无庙之主，寂寥简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诸侯曰袷，其礼皆合祭也。」《尔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谓之大祭乎﹖字书训释曰：「禘者，谛也，审谛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盖后稷有庙，郊既祀帝，誉虽配天而无庙，不可阙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则后稷率有庙无庙之主，以共享于喾，所以使子孙皆得见于祖。又以世次久远，见始祖之功德为尤盛也，况后稷之庙毁。庙，数十世之主皆藏焉，岂可当享喾之时而屏置之乎﹖盖禘袷所以相乱者，由天子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礼以说诸侯，或推诸侯之礼以说天子，不知诸侯之礼有袷无禘，天子之禘礼必兼袷，虽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孙以共尊一祖，自然当合食矣。《礼》曰：「天子犆礿，袷禘袷尝袷烝。」则是天子袷祭，随时皆用也。（《辩赵伯循说》。）
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为天子诸侯不易之大法。身殁，而王与伯禽躬为非礼，以享周公。成王贤王，鲁公贤君，必不至是。以《鲁颂》「白牡骍刚」推之，则记礼者之过也。禘者，殷诸侯之盛礼，周公定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袷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故命鲁以殷诸侯之盛礼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骍刚者，鲁公之牲也，又可见鲁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庙，而礼秩初未尝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则亦非常岁之祀。成王斟酌礼意盖如此，而非有祭文王为所自出之礼，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庙，则后世始僭之。然晋亦有禘，盖文公有勋劳于王室，欲效鲁禘祭而请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东周诸侯，为所自出之王立庙，称「周庙」，如鲁与郑是也。然止谓之「周庙」，不敢以祖庙称之；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则子孙亦不敢与享于庙，单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则亦用诸侯之礼而已。若鲁既得禘于周公之庙，则「周庙」亦应用禘，禘必有配，则固宜于文王庙以周公配也。若据赵氏，则鲁本无文王庙，止于周公庙祭文王，临期立文王主与尸以享之。此于礼意实不相似。若以为有文王庙，则是自文王庙迎尸以入周公庙，以父就子，以尊临卑，必不然也。鲁之郊大雩，则平王之世，惠公请之，是以得郊祀苍帝，而三望虽僭，而犹未敢尽同于王室也。（《辩成王赐鲁天子礼乐》。以上《戴记说》。）
古者重声教，故釆诗以观所被之浅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师所釆者，《周南》、《召南》是也。有录于史官，而非太师所釆者，《豳风》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余诸国风，多是东迁以后之作，率皆诸国史官所自纪录。方周之盛，美刺不兴；《汉广》、《江沱》诸诗，虽是见诸侯之美，而风化之原，实系于周。其后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善恶皆无与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谓之变风，以其不系于《二南》，而各自为风也。《周礼》，王巡狩，则太史，太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说。方釆诗之时，太师掌其事，而太史录其时世。及巡狩礼废，太师不复釆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史所自记录，以考其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高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故《大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是说诗者不可不辨釆诗之时世也。《黍离》降为《国风》，此时王泽犹未竭也，故人民忠爱其君，犹能若此。其后，听者既玩，而言者亦厌，遂与之相忘，则虽《国风》，亦不可复见。至此，则书契以来，文治之始绝矣。以时考之，《国风》止于《泽陂》，在顷王之世，当鲁文公之时，故曰「王者之熄而诗亡」，故说诗者尚论其世也。（《诗说》。）
（梓材谨案：楚望及东山，黄氏补本别为《九江学案》，而谢山《序录》无之，以楚望为草庐最所推重，并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草庐为江西儒学副提举，荐入国学。明宗在潜邸，选为说书秀才。及出镇云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陜西，先生谏曰：「太子此行，于国为君命，于家为叔父命，何可违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师发一矢，史必书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恶其言，遣之归。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书监典簿。秩满，丁内艰。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县尹，皆不就。人或劝之仕，先生曰：「向为亲屈，今亲已死，何以仕为！」至正间，朝廷重选守令，浙帅泰不华举为平阳沁水县尹，亦不赴。近臣又荐为授经郎，先生遂阳为瘖，不与人接。生平好读《周易》，终日坚坐。或问：「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曰：「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先生传，黄氏补本列《李俞诸儒学案》，今以草庐荐入国学，附入是卷。）
草庐家学（双峰三传。）
廉访吴先生当
吴当，字伯尚，草庐之孙也。幼承祖训，精通经史百家言。草庐既殁，四方从游者悉就先生卒业以荐由国子助教历官翰林直学士。顺帝至元中，江南盗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习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访使，克复建、抚两郡。时参政朵歹方驻兵于此，忌先生屡捷，功在己上，因构为飞语，谓先生与贼通。诏解兵柄。寻除名。先是，先生平贼功状，自广东海道未达京师，而朵歹方公牍先至，故朝廷责先生，左迁。及得功状，知其诬，复拜江西参政。命未下，而陈友谅已陷江西。先生戴黄冠，服道士服，杜门不出，日以著书为事。友谅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终不屈。归隐庐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礼纂言》及《学言稿》。
草庐门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复初，清河人。读书过目辄记，诸经皆有师法。时虞集以治经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为未广。」官至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赠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文敏。初，先生为江西省掾，吴草庐讲于郡学，先生问以《易》、《书》、《诗》、《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其身。
学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侨寓崇仁。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为一代所宗，而其学术源委则自父汲。与草庐为友，先生以契家子从之游，故得其传云。
道园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