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危思上副班。副班是为调节倒班日期而设置的，插在三个小夜班与三个白班之间，上副班的内容通常为打扫卫生或者政治学习。
刚进车间，办事员先用诧异的目光扫一眼他的脸，才交给他一封中央戏剧学院的来信。危思到处找廖一平说的那张登有招生消息的报纸，结果没有找到，就给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写了一封信。他没想到回信来得这么快。信皮上印的“中央戏剧学院”几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鲜红夺目，显示着一种高贵的威严和气派。危思莫名地有些紧张，捏着信跑到僻静处，见无人留意，才颤颤地撕开信封。
信里除了一份招生简章外还有一纸便笺，上面写着：危思同志，来信收悉。招生情况详见简章。本院在长沙设有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20日至22日，包括初试和复试。请注意，报考时请一定要携带单位介绍信、体检报告以及本人作品（最后是发表过的剪报）。没有介绍信的一律不予报名。此致，敬礼。落款处盖着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印章。
他接着读那份招生简章。报考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只考语文、政治和专业写作（可交已经发表的剧本或其它文学作品），没有他心怵的数学，这很对他的胃口。简章里还有一句话：特别注重写作水平。太好了，好像就是专为他而考虑过的。他很兴奋，似乎中央戏剧学院的门槛就在眼前，只须一抬腿，就跨进去了。
危思屈指一算，离考试时间只有十来天了。还得复习复习，特别是那些戏剧知识，“三一律”什么的。不过最要紧的，是要做完体检和取得厂里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一切从都无从说起。他想事不宜迟，便向班长请了假，匆匆往厂部而去。
正是上午九点左右，太阳隐没在一团白亮的云雾中，空中飘着若有若无的毛毛细雨，路旁的夹竹桃湿漉漉的，不时有水珠滴到他的头上。他不管不顾，光着头顶着雨一阵猛走。米黄色的厂部办公楼就在厂门对面，被一群高大的雪松簇拥着。到了门口，他拿出信捏着，像捏着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门卫对他看了看，没有吱声，他也就没打招呼，径直走了进去。一进门厅，一股带油墨味的阴凉气息扑面而来，使他兴奋燥热的身体冷静了许多。水磨石地面光可鉴人，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犹豫不定的影子。他弄不清开介绍信要找哪个部门。大概是厂办公室吧？他又摸不准办公室的位置。进厂好几年了，这幢楼他还没来过几次，除了几个常做报告的领导，这里头的工作人员几乎一个也不认识。
他挨个地看门上的招牌，一楼没有，于是他踅上二楼。二楼是财务科和劳资科。这时他领悟到，作为厂里的最高行政领导部门，是应当雄踞在上的，上面既清静，同时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他蹑手蹑脚地爬上四楼。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门，寂静而肃穆。楼道显得深而又深，似乎走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有人从一扇门里出来，狐疑地瞟了他一眼，他以为会盘问他几句，那人却扭头走了。越过一个敞着门的会议室，他终于找到了他认为要找的地方。
危思小心翼翼地叩了叩乳白色的门。
门开了，他瞥见里头有好几张宽大的办公桌。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问：“你找谁？”
“我想请厂里开个介绍信。”
他走了进去，举着中央戏剧学院的信，把他想报考的事语无伦次的说了一遍。他很紧张，一边说一边直恨自己嘴笨，那封信在手里抖得沙沙作响。
“中央戏剧学院？”白面书面微蹙双眉，拿过那封信仔细查看，特别是对那个红印章，上下左右端详良久，似乎怀疑它是冒牌的；接着又逐字逐句地读完那信，才将暧昧的目光投到他脸上。
“你想考？”
“是的。”
“嚯，你野心不小呵。”白面书面眯起了眼睛。
“是不是你负责开介绍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
“是呀，章子就在我手里，”白面书面掏出指甲钳慢条斯理地修着指甲，那封信被他的两根瘦指头夹皱了，“不过，这事得先经过政治部批准呵！”
“政治部？”危思很茫然，他不懂为什么工厂里还有一个政治部。
“这点规矩都不懂？来，我带你去。”
白面书面扬扬那封信，领危思出门，来到隔壁门前，先整整衣领，轻轻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才推门走了进去。
一个梳大背头的胖子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白面书生走过去，稍稍躬腰：“张主任，这个人想考中央戏剧学院呢！”
“噢？”大背头的主任拿过信，毫无表情地审阅，半晌才抬起头，盯住危思，“是你？”
危思感到自己被探照灯光罩住了一样，赶紧点头并且一笑：“是我！”
主任凝视着危思，良久不语。危思觉出他的目光在脸上游弋，面颊表面就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危思竭力地忍耐着，他把这当作取得那份宝贵的介绍信必须经受的考验。在他忍耐的过程中，主任终于有了一丝笑意，乜着他问：
“戏剧学院是培养演员的吧？”
“不仅是……”
“还是在北京？”
“是的。”
“你看，你能考得上吗？”
“我想试试。”
“试试？人贵有自知之明嘛。演员嘛，对五官至少有个起码的要求，中国这么大，难道……是不是？”
危思龟缩着，他知道自己其貌不扬，惭愧得说不出话。
白面书生说：“你这样子，就是考上了，也只怕有损工农兵形象呢！”
“……我不是考表演，我考戏剧文学，学编剧！”他终于憋出一句话来。
“这么说你还想耍笔杆子？这就更不对嘛！”主任严肃起来，离开藤椅，背着一只手走到危思面前，“作为一个工人，应当热爱本职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嘛！大会讲小会说，不知教育你们多少次了，要爱厂如家嘛！要有主人翁精神，要做革命的螺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你就钉在哪里嘛！全厂工人都像你这样，那还搞不搞生产？还要不要大干快上，要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危思有些懵懂，脑子里嗡嗡响，他小声争辩着：“并不是全厂人都去，只有我一个人去考呀！”
“半个也不行！”
“那去年为什么行？”
“去年是去年，正因为去年考走了十几个一线工人，影响了生产，所以厂里决定，今年不管什么人，一律不许考大学！”主任把那封中央戏剧学院的信往桌上一拍，嘭的一声闷响之后，眼睛就不再朝危思看了。
对危思来说，这一声闷响惊天动地，他的毛发都竖起来了。他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他知道，一切争辩都是枉然，他的大学梦，就此破灭了。他缓慢地伸出手去，将那封曾燃起他无限希望的信拿了回来。他转身出门，听见全身的骨节喀喀作响。他拖着僵硬的双腿，捏着那封信，慢慢地挪出办公楼的时候，不由得联想起电影的母亲捧着她被杀害的婴儿踉跄而行欲哭无泪的情景。
在俱乐部门口，危思碰到廖一平。
“危思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危思把信递给他。
廖一平飞快地看完信，兴奋地叫道：“那你快做准备呀！”
他望着厂里冒烟的大烟囱说：“厂里今年不许考大学。”
“真的？”廖一平愕然地张大嘴巴，久久地没有合上。
人的命运常常被很普通的一句话或几个字所左右。
危思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年冬天，在那个阴暗寒冷的小镇医院时接受体检的情景。
医生举着小木锤敲击他的膝盖。锤子尚未落到膝上，他的小腿突然弹跳起来。
“不要自己故意翘腿！”医生狠狠地盯他一眼，“是不是有关节炎，想隐瞒过去？”
“没，绝对没有！”
“那为什么故意翘腿？”
“我、我没有故意翘腿呀！”他冷得筛糠一般抖个不止。
“没有？”医生抓住他的小腿上下摇摇，又勒起他的裤腿，按了按膝盖关节，听见了他牙齿的敲击声，拍拍他的肩，“哎，莫紧张嘛。”
“不，不紧张，我只是冷得很……”他结结巴巴。
他怎么能不紧张！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招工体检，上一次体检因血压太高，收缩压达到了160毫米汞柱而没有通过，那家煤矿没有要他。如果这一次还通不过，以后公社就可能不再推荐他招工了。他们不会再让他浪费机会。他并没有患高血压症，平时量，血压只是略高一点点，医生说年轻人血气方刚，这很正常。但是一逢招工体检，就不正常了。全是因为过于紧张的缘故。两小时前进医院时他喝了两大缸盐水，据说能降血压。进医院后他一直在告诫自己，要镇静，要冷静，要平静，千万千万不能紧张。但是这种告诫反而成了一种暗示，越告诫越紧张，全身的冷颤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并不怕医生敲他的膝盖，只因下一个项目就是量血压了，他感觉已到生死关头，他的命运全看血压计上水银柱的高低了。
医生冷不防一锤下来，他条件反射地再次弹起了腿。倏忽间他的躯体有了那种壳的感觉。他的壳被医生敲得崩崩响。他抖抖索索地放下裤腿，看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下“正常”两个字。医生递过体检表时，还以怜悯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仿佛对他的心理状态一目了然。这一来他愈发紧张了，突如其来的恐惧感魔爪般攫住了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