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刘孟瞻《左传旧疏考正》，其大指以唐人作五经正义，多用旧疏而没其名，《左传》尤甚。孔冲远《序》谓以刘光伯《述义》为本，而刘颇规杜过，孔专申杜，因取刘之申杜者袭之，攻杜者芟之，间一二存其规语，而复驳之，以致出入纷错，辞气不属，而《正义》成后，太宗复诏详定，高宗又束更正，已非冲远之旧，而旧疏益以泯没。今取疏文之隔阂者，寻其脉络，较其从违，为分条别出之，孰为沈氏（文阿）之文？孰为刘氏之说？孰为孔氏增加？孰为唐人改窜？皆援据证明，其用力可谓勤而用心亦良苦。然唐初儒学尚盛，况其时沈之《义疏》，刘之《述议》，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冲远以耆儒奉敕撰述，而尽掩前人，攘为已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恐非甚无耻者不肯出此也。盖《正义》之病，在于笔舌冗漫，故复沓迂回，接绩之间，多不连贯。其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为一部书中惟驳光伯之语出于冲远，余皆袭旧义，毋乃言之过欤？孟瞻此书，存此一段公案可耳。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四月十八日
公羊传
《公羊》桓八年传：夏曰杓。注云，麦始熟可杓，故曰杓。案《释文》杓亦作榆。《汉书》、《郊祀志》引《易》不如西邻之祭，作瀹祭。颜注，瀹祭谓瀹煮新菜以祭。《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郭注，新菜可沟。《诗》、《正义》引孙炎注同。沟瀹字通，何注麦始熟可杓之杓，亦当作沟。
同治庚午（一八七○）闰十月二十七日
春秋公羊通义（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公羊通义》。三传惟《公羊》最偏谲，何休注亦最。拜轩偏信《公羊》，又谓《左传》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而以何氏生于汉世，授受具有本原，三科九旨之说，体大思精，为二传所未有。其说皆偏。盖以汉世最尊《公羊》，而休为汉人，杜范皆晋人。乾嘉间汉学极盛，弊轩故为此说，是亦蔽于汉儒者矣。
夫三传各有师承，左氏事最详，昔人谓其亲见列国之史者，其言最确，故三传自从《左》为长。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左》氏以为鲁灭。《公羊》以为齐灭，不书齐者，为桓公贤者讳；此义本凿。外灭未有不书国者，为桓公讳而仅曰灭项，则何以别于鲁灭之耶？讳伯主而引外恶为内恶，夫子必不出此！《左》氏以为僖公因淮之会灭之，齐桓怒而止公，夫人姜氏会齐侯以请之，乃得释。故下又云公至自会，此自是当时实事。弊轩谓《左》氏云鲁灭者，未知内讳不言灭之义。然终春秋世鲁自项外未尝灭国，何以知其内讳不言灭乎？忆吐二年无骇率师入极，《左》氏亦仅曰入，不曰灭；《公羊》以为讳灭而言入者，未可信也。赵匡曰：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此言颇当。又十九年邾娄人执曾阝子用之。《左》氏以为宋襄公使邾文公执之者，《公羊》不言所以，而何氏以为邾曾阝因季姬故，二国交忿，邾因曾阝子至其地，执而用之。此本凿空之谈，拜轩遂附会其说，而曰《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实，乃归恶于宋襄，又托子鱼谏语；赵匡讥《左》氏凡谬释经文，必广加文辞，欲以证实其事，信哉斯言，云云。此无论其蔑传妄断，即论季姬之事，《经》于僖公十四年书曰夏六月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使曾阝子来朝，至九月又书季姬归于曾阝。《左》氏以为季姬来宁，公怒曾阝子不朝，止之。季姬因会曾阝子于防而使来朝，公乃归季姬。《公羊》但曰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其说亦可与《左》氏相通。曰请己者，即言请己归曾阝也，固绝无私会择胥之言。而何氏创为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之说，夫春秋世虽淫乱，未以诸侯女私会外侯要昏于父者。况鲁号秉礼，僖公贤主，断无纵其息女至此！此固何氏之最谬妄者。拜轩更曰：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许嫁邾娄，于上九年卒。礼、嫡未嫁而死，媵犹当往，故是时鲁致季姬于邾娄，行及防，遇曾阝子而悦之，使来请己，僖公许焉。则更无稽可骇。九年《经》书伯姬卒，《左》氏无传，《公谷》亦仅曰许嫁而不言何国。汉人有曰许嫁邾娄者，亦不知何据。且伯姬卒以九年，亦无迟至五六年之久而媵始行者。媵既行则邾有迎，鲁有送，岂得涂遇目成，挺身更嫁？拜轩更引《白虎通义》曰：伯姬卒时，娣季姬更嫁曾阝，《春秋》讥之，以为即此注之证。班氏等说虽有师承，然总不如左氏之亲承圣教；况其说亦不过曰季姬更嫁于曾阝，终不见私许事。自邵公以鄙倍之见申私说，宋胡安国元赵访和之，拜轩更附会其词，而《春秋》几成秽史矣。
圣祖仁皇帝御案从《左》氏而阙《公谷》，前人若苏子由，近人若李穆堂，皆深斥何氏此诂之悖。总之《左》氏或有福╀处，不过张皇文饰，其事自有本末。二《传》虽已多疏舛，然各有师授，非向壁虚造之谈。唐之啖助赵匡，生千余载之后，凭其私智小慧，而欲尽废传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宋刘敞孙复辈继兴，流及明代，其怪诡百出，几以解经为笑柄，真读书之厄也。拜轩此书，喜学汉人注书文法，多曲奥其句，未免笔钝舌强。然博识细心，其可取处甚多。又言何氏设例与经诡戾，序中举其不通者数端；注中亦时有异同，往往兼采《左谷》，旁及诸家，择善而从，多所补订，是固非专己守残者。且亦深讥啖赵之徒，横生异义，深为经病，而时不免转引其说以难《左》氏，则所谓蔽耳。
咸丰庚申（一八六○）三月二十二日
阅《公羊通义》。孔氏注义简，既多正何解，亦不曲护传文，治公羊家最为谨确。然如齐仲孙来之为公子庆父，季姬及曾阝子遇于防之为淫奔，灭项之为齐桓，皆《公羊》之曲说，最不可通。注家例不驳传，从而申之可也，乃必横诋左氏，反以为诬。今即以齐仲孙一事明之，无论子女子所谓齐无仲孙，果何所见；齐既无仲孙，左氏何以能强造一仲孙湫之名？以鲁公子外之而强属之齐，名何以正？言何以顺？此皆三尺童子能辨之矣。此经上文季子来归，《公羊传》曰：其称季子何？贤也。此据其他皆称公子友也。然前书公子庆父如齐矣，此又何贤乎篡弑熏淫之贼而称仲孙也。岂为季子贤者讳而并讳庆父之名乎？外之以齐而美之以字，此何说也。以矛刺盾，恐百喙不能解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十七日
公羊礼疏（清凌曙）
阅江都凌晓楼先生（曙）《公羊礼疏》。乾嘉间诸儒多尚《公羊》之学，以西汉特重《公羊》，首立学官博士，而何氏作注，又在东汉，遂谓《公羊》最存古义，何注又最有师法。自武进庄氏方耕、曲阜孔氏羿轩皆专精其业，著有成书，凌氏与武进刘申甫起而和之，盖自两汉以来，言《公羊》者莫之先也。此书皆取其注之有关礼学者，条分件系，博引群书以证之，俱详赡而不芜，名通而不滞，可谓必传之作。凌氏字子升，以诸生贡太学，著有《四书典故》六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礼论》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及《礼疏》十一卷，总为《蜚英阁丛书》，皆精确得汉儒家法。先生食贫力学，阮仪徵督两广时，曾延教其子，并刻其《礼论》等入《皇清经解》。先生有自撰《礼论》前后序，述其贫悴之况，令人酸鼻。三旬九食，忍饿著书，真有不愧古人者。同时若戴东原氏，尝一月断炊，注《离骚》成始得食。郝兰皋氏官京师日惟一食，力疾作《尔雅义疏》，为户部主事二十年不迁，皆贫而乐道者矣。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七日
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清许桂林）
得问月书，以孔氏微波榭所刻宋元宪《国语音》及近人海州许月南孝廉（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见赠。《谷梁》之学鲜传者，邵氏洪氏所辑皆未行。近日镇江柳宾叔孝廉（兴恩）撰《谷梁大义述》，仪徵太傅为之序；闽中陈颂南侍御复赞《谷梁传广证》，而其书都未见于世。许氏与柳氏同出吾乡汤文端之门，（文端典江南试，二君皆以经学得隽。）许氏此书，先从《谷梁》所书时日疏通其大旨，以《公羊》为《谷梁》外传，《左》氏为《谷梁》衍义，唐陶山作序己讥其武断，则汉人专门之结习，其能谨守师法者在此，其不能择善而从亦在此。予未暇为此学，亦未究阅其书，姑识其大端而己。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阅海州许桂林《谷梁传时》、《月日释例》，亦一家之学，而首为总论，极诋左氏，其言甚悖，且云所著尚有《疑左》二卷，盖妄书也。是书成于道光丁未，前有阮仪徵唐陶山两序，唐序尤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三月十一日
谷梁大义述（清柳兴恩）
阅镇江柳兴恩《谷梁大义述》。仅一册，前有序例七则，言第七为长编，言取载籍之涉《谷梁》者，以经、史、子、集依次摘录，附以论断，今所刻止《尚书》、《史记》寥寥数条；其第二述礼，止赙三从庶母祭锡命四条；第五师说，止及何休《废疾》、郑君《释废疾》四条；第三异文，祗及隐桓；第四古训，并无一字。盖仅刻其略。柳氏毕生治此，其全书当有可观。然其序有云：《春秋》托始于隐者，惟《谷梁》得其旨。《传》曰：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与桓，是则成父之恶也。如《传》意，则隐于惠公为贼子。《传》曰：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废天伦、忘君父。如《传》意，则隐于周室为乱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托始于隐者，所以诛乱臣贼子。则诬妄悖诞，愚儒舞文，悍恣如此，伤教害义，亦《春秋》家学之乱臣贼子矣。
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十月二十五日
谷梁礼证（清侯康）
阅侯君谟《谷梁礼证》共二卷，止于昭公八年秋于红之传，盖未成之书也。引史据经，古义凿然。然自僖公以后止文五年传会葬之礼于鄙上一条，而如二年作僖公主及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十有二年子叔姬卒，十有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谷梁》皆据《礼》以发《传》，而此悉略之，其下便接于红传礼证四条。疑其书实至僖公而止。其文传一事、昭传四事，刻者掇拾系于其后耳。伍崇曜跋言孝廉撰是书，未完而卒，假得其丛稿，厘为二卷。则非其次第本如是矣。
光绪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六日
谷梁补注（清锺文熏）
阅锺子勤《谷梁补注》。锺氏用力勤至，足成一家之学，而时失之拘牵。如僖二十八年春公子买戍卫，不卒刺之，先名后刺，杀有罪也。公子启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慈铭案，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后名，杀无罪也。范武子于公子启下仅注鲁大夫。杨士勋疏引旧解云，公子启即公子偃。启书日者，启无罪。是公子启曰之日，乃月日之日。非云曰之曰。古人作日月字皆方阔象形，作云曰字则瘦小，后人反之。（唐以前隶皆不如此。）于是以此传公子启日，误作公子启云解。士勋唐人，尚认日月字，故引旧解说之，旧解是也。启盖偃之字，以相反为义。公子启日者，传引刺偃书日以证此不书日为买之有罪，下云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言此为罪买当刺，故不书日，其理甚明。锺氏不信旧解而申疏，言上下文势，理恐不然，犹襄二十三年传引蘧伯玉曰。今案彼传云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此是传引伯玉平日论出奔之事，非谓伯玉说此经也。伯玉年辈远过宣圣，岂得与春秋笔削之辞，亦不必是论武仲。锺氏乃谓伯玉当夫子修春秋时，年近百岁，是比之于尸子沈子，亦不达甚矣。又谓不卒戍句，是当时断狱议罪之辞，公子启解其义而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说。后世史书但云某官某有罪弃市，或云有罪自杀，以实事为虚辞。案《左传》谓公畏晋杀之而以不卒戍告楚，《公羊》谓买不肯往戍而以不卒戍为内辞，揆之事理，《左》氏为长。晋伯方兴，释憾于卫，楚救不克，鲁先与楚，又亲于卫，不知晋文之强，故先戍卫。既知楚非晋敌，惧而杀买，托辞以谢楚人，此必左氏亲见鲁史，故能为此言。公谷皆传闻囗囗测，不足为据。其以先名后刺为杀有罪，先刺后名为杀无罪，亦非通例。锺氏乃欲后世史书皆以为法，反以称有罪为虚辞，则先刺后刺，岂足见实事乎？其慎甚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五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