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纲领
春秋煞有不可晓处。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埽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湨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它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它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着刀，榖树汁出」者！鲁威之弒，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着，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
书「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礼，而有书「人」者，此类亦不可晓。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世间人解经，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郑忽与突事，才书『忽』，又书『郑忽』，又书『郑伯突』，胡文定便要说突有君国之德，须要因『郑伯』两字上求他是处，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已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予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说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人杰录云：「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威之世，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
或说：「沈卿说春秋，云：『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如「克段」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贬？』」曰：「只是中间不可以一例说，自有晓不得处。公且道如『翚帅师』之类，是如何？」曰：「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二年书『无骇』，九年书『挟卒』，庄十一年书『柔』，皆未命也。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予之。」曰：「便是这般所在，那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三传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吴越诸处又棈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籍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柰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左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以下看春秋法。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见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鴈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以下论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兼论国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以下三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义刚录少异。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