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七
论兵
今州郡无兵无权。先王之制，内有六乡、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连帅之兵，内外相维，缓急相制。
本强，则精神折冲；不强，则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木之同。
凡为守帅者，止教阅将兵，足矣。程其年力，汰斥癃老衰弱，招补壮健，足可为用，何必更添寨置军？其间衣粮或厚或薄，遂致偏废。如此间将兵，则皆差出接送矣。
「辛弃疾颇谙晓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虑。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统领拣人，要一可当十者，押得来便看不得，尽是老弱！问何故如此？云，只拣得如此，间有稍壮者，诸处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军可恃，又如此！为今之计，大段着拣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顿处。』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只缘虏人调发极难，元颜要犯江南，整整两年，方调发得聚。彼中虽是号令简，无此间许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变，所以要调发甚难。只有沿淮有许多捍御之兵。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它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着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纔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是时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终当如何？」曰：「须有道理。」蔡曰：「莫着改更法制？」曰：「这如何得？如同父云：『将今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方好。』某看来，若便使改换得井牧其田，民皆为兵，若无人统率之，其为乱道一也。」「然则如之何？」曰：「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这极易。只呼吸之间，便可以弱为强，变怯为勇，振柔为刚，易败为胜，直如反掌耳！」
先生云：「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又云：「诸州禁军皆不可用。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见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复留而不去，故军冗不练，官冗不澄。」寿昌。
问：「今日之军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拣之又拣，如太祖时，方好。」曰：「只有拣练便用。太祖时即用。如拣而养十数年，又老了，依旧无用。」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日兵不济事。兵官不得人，专务刻削兵，且骄弱赡养，不知劳苦，一旦如何用！某尝言，宜散京师之兵，却练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趱去淮上卫边。谓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饶州之兵趱去衢信，衢信趱去行在，迤逦趱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趱去，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与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节度、兵。观察、财。处置等使，即节镇也；使持节某州诸军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隶于节镇，而节镇、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并掌兵事，又皆是士人为之。其久则根势深固，反视节度有客主之势。至有诛逐其上，而更代为之。凡陆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节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归命朝廷。若论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广，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于是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当时至有某州某县直隶京师，而不属节度者。置通判，以夺其政；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员。神宗时，又增置三十七将。乱离之后，又有都统、统领、统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变而通之，则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责之郡守。他分明谓之郡将，若使之练习士卒，修治器甲，筑固城垒，以为一方之守，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古人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问：「后世虽养长征兵，然有缓急，依旧征发于民，终是离民兵不得。兼长征兵终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诗可见。」曰：「自秦汉以下至六国，皆未有长征兵，都是征发于民。及唐府卫法坏，然后方有长征兵。」因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扰之。当时朝廷免征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征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费，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当初见刘共父说，他制得义勇极好，且是不属官吏，官不得扰之。某应之曰：『无缘有不属州县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兵甲诡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于此理会。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数人之料。军中若无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择将，以其全数钱米与之，只责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计较。近来刮刷得都尽，朝廷方以为核实得好。先生云，闻前辈云云。
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锐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后来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也！
唐时州县上供少，故州县富。兵在藩镇，朝廷无甚养兵之费。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熙丰间，又令州郡见看军额几人，折了者不得补，却以其费桩管上供，而朝廷得钱物甚多。今天下兵约四五十万，又皆羸弱无用之人，所费不可计。今若要理会，须从此起。
论财赋，曰：「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已前未有徐扬江鄂之兵，止谓张宣抚兵，某人兵。今增添许多兵。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
今朝廷尽力养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却是无日不用兵也。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
「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然后尽驱州郡所养归明北军，往彼就食，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着。须是择帅。既得其人，专一委任，许令辟召寮属，同心措置，勿数更易，庶几有济。」屯田。
范伯达有文字，说淮上屯田，须与画成一井，中为公田，以给军。令军人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给军。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尝差官理会。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与者。都只令人筑起沿江闲地以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须是出来担当，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大事，圣人犹能裁成辅相之，况于其它。」因举齐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语，又与晏子言「美哉室」之语，皆放倒说话。且如五代时，兵骄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战既败却，忽然诛不用命者七十余人，三军大振，遂复合战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屯田，须是分而屯之，统帅屯某州，总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户部尚书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为殿最，则无不可行者。今则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则经由数司佥押相牵制，事何由成！
赵昌父相见，因论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且如本朝诸公游陕西者，多知边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白复生，亦何由辨之？」择将帅。
问选择将帅之术。曰：「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大眼力，如萧何识韩信，方得。不然，边警之时，两兵相抗，恁时人才自急。且如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
不令宦官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
今日将官全无意思，只似人家骄子弟了。褒衣博带，谈道理，说诗书，写好字，事发遣！如此，何益于事？谦。
今诸道帅臣，只曾作一二任监司，即以除之；有警，则又欲其亲督战士。此最不便，万一为贼所虏，为之柰何！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帅，其势岂不张大？前辈谓祖宗用帅取以二路：一是曾历边郡；一是帅臣子弟，曾谙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谓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员，此意亦好。盖经历知得此等利害，向后皆可为帅。然必须精选而任，不可泛滥也。
或问：「诸公论置二大帅以统诸路之帅，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择得一个人了，君相便专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择参佐，事便归一。今若更置大帅以监临之，少间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纷扰。须是得一个人委任他，听他自渐渐理会许多军政，将来自有条理。」
蜀远朝廷万有余里。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
或问古今治乱者。先生言：「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柰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无彼中人气象，似此间人一般，无能为矣。」
边防马政甚弊。庐州旧夹肥水而城，今只筑就一边。
论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左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
论刑，云：「今人说轻刑者，只是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若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来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
李公晦问：「『恕』字，前辈多作爱人意思说，如何？」曰：「毕竟爱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斩之于市？盖为此人曾杀那人，不斩他，则那人之冤无以伸，这爱心便归在被杀者一边了。然古人『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虽爱心只在被杀者一边，却又溢出这一边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