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五
为政篇上
为政以德章
问：「『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为政否？」曰：「不必泥这『以』字。『为政以德』，只如为政有德相似。」
亚夫问「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发之于政，如水便是个湿底物事，火便是个热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
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
文振问：「『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强去率它。须知道未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语便粗了。」郑录云：「德是得之于我者。更思此意。」
或问「为政以德」。曰：「『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
「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上蔡说：「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极。天如水车，北辰乃轴处。水车动，而轴未尝动。」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众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谓之居其所！
众问「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如为孝，是心中得这个孝；为仁，是心中得这个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经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进德也』。忠信者，谓实得于心，方为德也。『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枢纽。乃是天中央安枢处。天动而枢不动，不动者，正枢星位。枢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后一个分外开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极星也，惟此一处不动。众星于北辰，亦是自然环向，非有意于共之也。」
问：「『北辰，北极也』。不言『极』，而言『辰』，何义？」曰：「辰是大星。」又云：「星之界分，亦谓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个界分。极星亦微转，只是不离其所，不是星全不动，是个伞脑上一位子不离其所。」因举晋志云：「北极五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北辰。
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缘是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谓之极星。这是天之枢纽，如那门笋子样。又似个轮藏心，藏在外面动，这里面心都不动。」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康节说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说是每一辰各有几度，谓如日月宿于角几度，即所宿处是辰也，故曰日月所会之处为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直卿举郑司农五表日景之说。曰：「其说不是，不如郑康成之说。」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义刚问：「如说『南极见，老人寿』，则是南极也解见。」曰：「南极不见。是南边自有一老人星，南极高时，解浮得起来。」
问：「北辰是甚星？集注以为『北极之中星，天之枢也』。上蔡以为『天之机也。以其居中，故谓之「北极」。以其周建于十二辰之舍，故谓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于此处却不深考。北辰，即北极也。以其居中不动而言，是天之枢轴。天形如鸡子旋转，极如一物，横亘居中，两头称定。一头在北上，是为北极，居中不动，众星环向也。一头在南，是为南极，在地下，人不可见。」因举先生感兴诗云：「感此南北极，枢轴遥相当。」「即是北极否？」曰：「然。」又问：「太一有常居，太一是星否？」曰：「此在史记中，说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极也。以星辰位言之，谓之太一；以其所居之处言之，谓之北极。太一如人主，极如帝都也。」「诗云：『三辰环侍傍。』三辰谓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
问：「谢氏云：『以其居中，故谓之北极。』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谓以其所建周于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记载北极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极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间界分。其极星亦微动，惟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之心也。沈存中谓始以管窥，其极星不入管，后旋大其管，方见极星在管弦上转。」一之。
子上问北极。曰：「北极自是北极，居中不动者，史记天官书可见。谢显道所说者乃北斗。北斗固运转也。」
问：「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也。』后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两件，亦只是勉强，非是有得。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如此去为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个好人在说话，听者自是信服。所谓无为，非是尽废了许多簿书之类。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集注。
「行道而有得于身」，「身」当改作「心」。诸经注皆如此。又曰：「古人制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间从心，便是晓此理。」
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诸书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于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于身』。」曰：「如此较牢固，真个是得而不失了。」
问「无为而天下归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劳力。礼乐刑政，固不能废。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
问：「『为政以德』，如何无为？」曰：「圣人合做处，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非是说行此德，便要民归我。如齐桓晋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搜以示礼，伐原以示信之类。但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
子善问：「『「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圣人岂是全无所为邪？」曰：「圣人不是全无一事。如舜做许多事，岂是无事。但民心归向处，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许多事都从德上出。若无德而徒去事上理会，劳其心志，只是不服。『为政以德』，一似灯相似，油多，便灯自明。」贺孙录云：「子善问『「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曰：『此不是全然不为。但以德则自然感化，不见其有为之迹耳。』」
问邵汉臣：「『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是如何？」汉臣对：「德者，有道于身之谓，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语，程先生说得也未尽。只说无为，还当无为而治，无为而不治？这合着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则莫敢不正』，而天下归之，却方与『譬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相似。」邵因举集注中所备录者。曰：「下面有许多话，却亦自分晓。」
问：「『为政以德』，老子言无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无为。孔子尝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后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笃恭尽敬。若能尽其恭敬，则视必明，听必聪，而天下之事岂有不理！」贺孙录云：「老子所谓无为，只是简忽。圣人所谓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如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这是甚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
诗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无邪」便了，便略了那「诗三百」。圣人须是从诗三百逐一篇理会了，然后理会「思无邪」，此所谓下学而上达也。今人止务上达，自要免得下学。如说道「洒埽应对进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埽应对进退」之事。到得洒埽，则不安于洒埽；进退，则不安于进退；应对，则不安于应对。那里面曲折去处，都鹘突无理会了。这个须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贯通。到这里方是一贯。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习而但求察。
居父问「思无邪」。曰：「三百篇诗，只是要得人『思无邪』。『思无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
「思无邪」一句，便当得三百篇之义了。三百篇之义，大概只要使人「思无邪」。若只就事上无邪，未见得实如何？惟是「思无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
或问「思无邪」。曰：「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问「思无邪」。曰：「若言作诗者『思无邪』，则其间有邪底多。盖诗之功用，能使人无邪也。」
徐问「思无邪」。曰：「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统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个『思无邪』；析而言之，则一篇之中自有一个『思无邪』。」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某诗传去小序，以为此汉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吕伯恭以为「放郑声」矣，则其诗必不存。某以为放是放其声，不用之郊庙宾客耳，其诗则固存也。如周礼有官以掌四夷之乐，盖不以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为三百篇皆正诗，皆好人所作。某以为，正声乃正雅也。至于国风，逐国风俗不同，当是周之乐师存列国之风耳，非皆正诗也。如二南固正矣，郑卫诗分明是有「郑卫」字，安得谓之正乎！郑渔仲诗辨：「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然太史公谓三百篇诗，圣人删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为皆好。盖太史之评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义皆『思无邪』。」先生笑曰：「如吕伯恭之说，亦是如此。读诗记序说一大段主张个诗，说三百篇之诗都如此。看来只是说个『可以怨』，言诗人之情宽缓不迫，优柔温厚而已。只用他这一说，便瞎却一部诗眼矣！」
问：「如先生说，『思无邪』一句却如何说？」曰：「诗之意不一，求其切于大体者，惟『思无邪』足以当之，非是谓作者皆无邪心也。为此说者，乃主张小序之诗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劝，恶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恶事至多。此等诗，郑渔仲十得其七八。如将仲子诗只是淫奔，艾轩亦见得。向与伯恭论此，如桑中等诗，若以为刺，则是抉人之阴私而形之于诗，贤人岂宜为此？伯恭云：『只是直说。』答之云：『伯恭如见人有此事，肯作诗直说否？伯恭平日作诗亦不然。』伯恭曰：『圣人「放郑声」，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乐耳；取者，取其诗以为戒。今所谓郑卫乐，乃诗之所载。』伯恭云：『此皆是雅乐。』曰：『雅则大雅小雅，风则国风，不可紊乱。言语之间，亦自可见。且如清庙等诗，是甚力量！郑卫风如今歌曲，此等诗，岂可陈于朝廷宗庙！此皆司马迁之过，伯恭多引此为辨。尝语之云：『司马迁何足证！』子约近亦以书问『止乎礼义』。答之云：『诗有止乎礼义者，亦有不止乎礼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