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植桐记》云：“咸聱子陈翥，子翔，少渐义方，训涉孤哀，沦于季孟，茕疾否滞，十有余年。蝎蠹木虚，根枝不附，志愿相畔，退而治生。至庆历八年戊子冬十有一月，于家后西山之南，始有地数亩。东止陈诩，西止柴养，凡东西延二十丈有奇；南止弟翊，北止兄翦，凡南北袤十丈有奇。自十二月至于皇祐三年辛卯冬，浇而植之，凡数百株。南栽戟榆以累翊，北树槿篱以分剪，余桐皆布于内，靡有列也。未植前，斫其地，有圃者至而问曰：‘将胡为乎？’余答曰：‘植桐于其中。’圃者笑曰：‘得利之速，植桐不如植桑之博矣。’余应之曰：‘吾非不知衣食之源为世所急，但足而已。夫仲尼岂不能明老圃之业乎？下惠岂不能为盗跖之事乎？苟议利而后动，诚圣贤之所不取，亦吾心之所未能也。’翌日将植，抚而祝之曰：‘尔其材森森，直而理，敷荣朝阳，立而不倚。梧将激清风，将其声听之，以为古琴之操焉。尔其叶萋萋，绿而繁，应时开落，不为物顽。吾将招君子，游其下乐之，以待灵凤之栖焉。’又曰：‘吾今四十，以徯我数十年，当蕲尔为周身之具，斯吾植之心也。’因书为《植桐记》。”
《西山桐竹志》云：“庆历八年冬十有一月，咸聱子陈翥，治地数亩于山之南，其下旧有水竹之苗，陈子以厥土惟黄壤，非桑之宜，堪桐与竹耳。始其谋而童氏谓曰：‘吾谓植数亩桐竹，不如植桑，且以桑一年一叶，质之以买桐竹，可数倍矣。桐竹岂为生之急务乎？’陈子默然不对，卒皆植桐与竹而已。自谓曰：‘农圃之事，余岂不能为哉？苟有白圭、陶朱之术以致富，而亡白圭、陶朱之心，诚一聚祻之林薮窟宅耳。昔齐豫章王于郡起山，列种桐竹，号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吾虽布衣，孤而且否，亦心有所好焉。夫竹岁寒不雕，所以坚志性之掺也。桐识时之变，所以顺天地之道也。俟桐茂竹盛，则当列坐石，命交友，谈诗书，论古今，以招凉乎其下，岂有“期我桑中”之刺哉！’俾后之好事者观之，知陈子虽无桑子起家之能，亦有虚心待凤之意，其豫章、子猷之俦乎？乃自号桐竹君，既为《植桐记》，又作《桐竹志》以尽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