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世表，但纪三五之渊源；而《春秋》氏族，仅存杜预之世谱，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欧阳《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几之寓言；（《史通书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刘本旨。）第邓州韩氏，不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创例而不纯者也。魏收《官氏》与郑樵《氏族》，则但纪姓氏源流，不为条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仅见於欧阳，而後人又不为宗法，毋亦有鉴於欧阳之为例不纯乎？窃惟网罗一代，典籍浩繁，所贵持大体，而明断足以决去取，乃为不刊之典尔。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声望与国相终始者，纂次为表，篇帙亦自无多也。标题但署为世族，又何至於为例不纯欤？刘歆曰：“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其是之谓矣。
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或曰：州县有大小，而陋邑未必尽可备谱系。则一县之内，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计户口，而士自不虞无系也。或又曰；生员以上，皆曰士矣。文献大邦，惧其不可胜收也。是则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宽严焉。或以举贡为律，或以进士为律，至於部府之志，则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为律，亦自不患其芜也。夫志之载事，如鉴之示影也。径寸之鉴，体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称是矣。未有至於穷而无所置其影者也。
州县之志，尽勒谱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贯可稽检也，争为人後之狱讼可平反也，私门不经之纪载可勘正也，官府谱牒之讹误（谱牒之在官者。）可借雠也。（借私家之谱校官谱，借他县之谱校本县，皆可也。）清浊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劝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赐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尝以人著地哉？封建罢，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问谢而知为阳夏，问崔而知为清河，是则人户以籍为定，而坊表都里，不为虚设也。至於梅里、郑乡，则又人伦之望，而乡里以人为隐显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乡里为次焉。
先城中，一县所主之地也。次东，次南，而後西乡焉，北则无而阙之，记其实也。城内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乡先东南而後西北，《禹贡》先青、兖，次扬、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为定例，就一县之形势，无不可也。
凡为士者，皆得立表，而无谱系者阙之。子孙无为士者不入，而昆弟则非士亦书，所以定其行次也。为人後者，录於所後之下，不复详其所生；志文从略，家谱自可详也。寥寥数人，亦与入谱；先世失考，亦著於篇；盖私书易失，官谱易存，急为录之，庶後来可以详定，兹所谓先示之例焉耳。
私谱自叙官阶封赠，讹谬甚多。如同知通判称分府，守备称守府，犹徇流俗所称也。锦衣千户，则称冠带将军，或御前将军，或称金吾，则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为何官也。今并与较明更正。又谱中多称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号，今仍之，而不入总计官数云。
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
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昔司马氏创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此则学《春秋》而得其谱历之义，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图书之通也。夫列传之需表而整齐，犹书志之待图而明显也。先儒尝谓表阙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阙而书志不得不冗也。呜呼！马、班以来，二千年矣，曾无创其例者，此则穷源竟委，深为百三十篇惜矣。
郑樵《图谱》之略，自谓独得之学；此特为著录书目，表章部次之法尔。其实史部鸿裁，兼收博采，并存家学，以备遗忘，樵亦未能见及此也。且如《通志》，纪传悉仍古人。反表为谱，改志称略，体亦可为备矣。如何但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又樵录图谱，自谓部次，专则易存，分则易失，其说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检前代之图，其流亡散失，正复与前不甚相远。然则专家之学，不可不入史氏鸿编，非仅区区著於部录，便能保使无失也。司马迁有表，而周谱遗法，至今犹存；任宏录图，（郑樵云：任宏校兵书，有书有图，其法可谓善矣。）而汉家仪制，魏晋已不可考；则争於著录之功小，创定史体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於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学，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贵其心领而神会也。至於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以郑康成之学，而凭文字以求，则娑尊诂为凤舞；至於凿背之牺既出，而王肃之义长矣。以孔颖达之学，而就文义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缅志》之流远矣。此无他，一则困於三代图亡，一则困於班固《地理》无图学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专责之。）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レ埴矣。
唐、宋州郡之书，多以图经为号，而地理统图，起於萧何之收图籍。是图之存於古者，代有其书，而特以史部不收，则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为体也，无文辞可以诵习，非纂辑可以约收；事存专家之学，业非文士所能；史部不与编摩，则再传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辅黄图》，《无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是岂一朝一夕故耶？盖古无镌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有其编。马、班专门之学，不为裁定其体，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为也。解经多舛，而读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闻可以为典则者，其弊有二：一则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於史裁也。一则厕於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夫表有经纬而无辞说，图有形象而无经纬，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而流俗相沿，苟为悦人耳目之具矣。则传之既久，欲望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之犹存文字，且不可得，而况能补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观也哉！
图体无经纬，而地理之图则亦略存经纬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释名》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地理之求经纬尚已。今之州县舆图，往往即楮幅之广狭，为图体之舒缩；此则丹青绘事之故习，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开方计里为经，而以县乡村落为纬；使後之阅者，按格而稽，不爽铢黍，此图经之义也。
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宫殿》之图，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著。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於文辞，而不得其解，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城邑衙廨，坛祠庙，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後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後，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万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列之於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图》，至宋始著，误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竞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亦可已矣。
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
史迁为《河渠书》，班固为《沟洫志》，盖以地理为经，而水道为纬。地理有定，而水则迁徙无常，此班氏之所以别《沟洫》於《地理》也。顾河自天设，而渠则人为，迁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险人工之义；而固之命名《沟洫》，则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浍畎所为，专隶於匠人也。不识四尺为洫，倍洫为沟，果有当於瓠子决河、碣石入海之义否乎？然则诸史标题，仍马而不依班，非无故矣。
河为一渎之名，与江、汉、淮、济等耳。迁书之目《河渠》，盖汉代治河之法，与郑、白诸渠缀合而名，未尝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为独蒙以河号也。《宋》、《元》诸史，概举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闸，皆存其制，而其目亦为《河渠》，且取北条诸水，而悉命为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类，不一而足。）则几於饮水而忘其源矣。（《水经》称诸水，无以河字作统名者。）夫以一渎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罗陂闸，虽曰命名从古，未免失所变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为统名，而道存制度，标题入志，称为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圣祖所锡；浑河、芦沟，古已云然；题为河渠，是固宜矣；然减水、哑吧诸水，未尝悉入一河，则标以《水道》，而全县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宜图，俱不可以求之文辞者也。迁、固以来，但为书志，而不绘其图，是使读者记诵，以备发策决科之用尔。天下大势，读者了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论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岂非徇文辞而不求实用之过欤？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则不可表治也。盖表所以齐名目，而不可以齐形象也。图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则非图之所得概焉。是以随其形象之沿革，而各为之图，所以使览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贡》之纪地理，以山川为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谓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则举其大体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屡徙，往往不三数年，而形势即改旧观，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为经，而开方计里，著为定法，河形之变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经，此则古人互证之义也。
志为一县而作，水之不隶於永清者，亦总於图，此何义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见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记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贡》、《周官》。亦见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开方计里之法，沿革变迁之故，止详於永清，而不复及於全河之形势，是主宾轻重之义。滨河州县，皆仿是而为之，则修永定河道之掌故，盖秩如焉。
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周礼在鲁，而《左氏春秋》，典章灿著，不能复备全官，则以依经编年，随时错见，势使然也。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後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
郑樵尝谓书志之原，出於《尔雅》。彼固特著《六书》、《七音》、《昆虫草木》之属，欲使经史相为经纬，此则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论制作，备乎官《礼》，则其所谓《六书》、《七音》，名物训诂，皆本司徒之属，所谓师氏保氏之官，是其职矣。而大经大法，所以纲纪天人而敷张王道者，《尔雅》之义，何足以尽之？官《礼》之义，大则书志，不得系之《尔雅》，其理易见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刘煦之徒，不知挈其纲领，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会要》、《会典》之书，不能与史家之书志合而为一，此则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古今载籍，合则易存，分则难恃。如谓掌故备於《会要》、《会典》，而史中书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则《汉志》不用汉官为纲领，而应劭之仪，残阙不备；《晋志》不取晋官为纲领，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晋官品》。）亡逸无存，其中大经大法，因是而不可窥其全体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难为典则。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极，则立官建制，圣人且不以天下为己私也；而载笔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见为详略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