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公版书，为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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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汉迄于隋末，九百年间，战乱频仍，政治多变。然而“摇荡性情”则必“形诸舞咏”，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品类数量，还是批评理解方面，都十分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仅别集一类，即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若连同唐初已经亡佚的集子一起统计，则多达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惜唐宋以降，历经兵燹之灾，汉魏六朝的典籍散佚特别严重，几乎百不存一。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先唐旧集，不过是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其余各家诗文集都是宋以后人所纂辑的。前人的辑佚成果自然有保存资料之功，但其质量却参差不齐。如明嘉靖间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号称“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前人也称赞这部书“自上古以迄陈隋，网罗放失，殊有功于艺苑”（《列朝诗集·冯惟讷小传》）。就搜集唐以前的文学资料来说，冯惟讷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者，《古诗纪》一书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冯氏在考证上却缺乏功力，以致真伪错杂，讹误屡出，甚至把某些唐以后的作品也收了进去，成为艺林之笑噱。清人冯舒对这种粗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撰《诗纪匡谬》一卷，纠其失误凡一百一十二条。到了近代，丁福保又尽采冯舒之说，对《古诗纪》加以损益，去其繁芜，正其纰缪，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丁书问世后流通甚广，学人从中获益不少。可是丁书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一是不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还不能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二是所录各诗概不标注出处来源，使人无从信据，三是剿袭《匡谬》的按断，未能尽改原书错误之处。由此可见，若以《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资料书，仍存在有许多困难和局限。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阅读和研究中的资料问题，终于获得了很好的解决。此书的出版，为今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钜野大义集人。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门研读汉魏六朝文学。1973年逝世前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逯先生有感于《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不足，早在1940年，即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他潜心研究《古诗纪》所收各诗，逐一核校，在41年至42年期间，陆续撰写出《古诗纪补》、《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等专题论文，将自己纂辑研究的心得公之于众。到1947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出版时定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初稿，但由于时势变化，没有来得及校订。建国以后，他由广西应聘到东北任教，校订之事时续时断。又因为本书体例上的改变，直至1964年，全书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达二十四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除《诗经》、《楚辞》二书之外，从先秦到隋末的歌诗谣谚，无不辑录。其中先秦诗七卷，采录歌谣逸诗、谚语杂辞；汉诗十二卷，兼及古诗和乐府；魏诗十二卷，包括蜀、吴之作；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并有释氏篇章及仙道、鬼神歌诗。所收有名姓可考的作者，总计八百余人。全部引书近三百种，可以说前此各种收有唐以前诗作的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广文选》、《古诗类苑》、《苑诗类选》、《古谣谚》之类，均被逯书甄别采录，搜括殆尽。不仅总集、别集细心稽核，而且还广泛参考了经传史地、类书杂著、释道两藏、稗史小说、诗话诗注，甚至纬书字书、敦煌写卷等大量资料。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时间上起自上古，终于隋末，中间不曾间断，在内容上博大精到，集群书之大成，因此把它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是较为恰当的。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内容上远远超过前人纂辑的同类总集，概括地说有五大特点：（1）取材博洽。本书《凡例》说：“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阙佚，订正谬误，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其所引用之书已超过《古诗纪》一倍，取材不可谓不完备。（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一一注明始见于何处，载于何书，决不用转手资料，读者征引和复检十分方便。（3）异文详备。所录各诗，凡见于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予记录。（4）考订精审。这是编者下力最多，也最能体现本书学术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如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章、解析体裁等，编者都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明清人编篡总集，往往以帝王宗室冠其首，而以释道、闺秀（妇女）另卷附后，本书则破除陋规，以作者卒年的先后为序，其时代不详或无卒年可考而仅知大略时代者，仍沿《古诗纪》旧例，列在各卷之末。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待》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五个方面，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已经为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从古代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题解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里说明了纂辑总集的要求和总集具有的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已符合“网罗放佚”、“删汰繁芜”的要求，那么它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限以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请略举数端，以窥其一斑。
一、可以纵观历代诗风的嬗变。我们看世界地图时，其陆海连接，起伏递变，一目了然。把历代的诗歌集为一编，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居高临下，鸟瞰全局的效果，对各代诗歌创作的盛衰及其彼此关联和影响，会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二、便于比鉴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例如读魏诗，由三曹和建安七子可以领略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由阮籍、嵇康又可以看到正始诗文“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品格，两相衔接，恰成对比。这对于我们研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诸问题，都非常方便。
三、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鲁迅先生谈及文集编法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不可能将诸家作品逐一系年，但全部作者都按生卒先后为序，就全书而言，已经类似于编年体了。这就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某个时代总的文学风貌，分析某个作者在此一时代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当时和后世所处的地位。
四、可补文学史研究之阙。今天我们对于古代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依据现存的作品，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评论。如果根本看不到存留的作品，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了。例如西晋末年有个许询（玄度），《续晋阳秋》谓“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梁锺嵘的《诗品》也说：“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足见许询在当日声名是显赫的。《七录》载有《许询集》八卷，隋、唐志仅存三卷，宋以后便不见著录。今天要来全面评价许询的文学成就已经不大可能，幸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我们辑录了他的一首《竹扇》诗和四个残句，才约略透露出一点“恬淡”风格的眉目，而且把它们与毗邻的郭璞等人的诗作相比较，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孙、许“并为一时文宗”的端倪。
五、编者的按断可给读者以启迪。逯钦立先生一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校勘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例如陆云的“思文有圣”一诗六章题下有按语云：“此诗本集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为题，割‘奚世都’以下为序，并于题下注‘并序’二字。因序文言奚世都为汲郡太守，《诗纪》遂将‘奚世都’以下移作下篇《赠汲郡太守》之序。按本集、《诗纪》俱误。诗中言‘出抚邦家，入翔紫微’，非仅赠张彦明一人甚明。若从《诗纪》，则题诗冲突，可见‘奚世都’以下不得移赡于他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与‘奚世都’以下实相连为一长题，校刻者不知，误割为二，遂扞格而不通。”（《晋诗》卷六）由此一例可以看出，本书不仅是资料丰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有益的提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信读者在研读时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本书仍有疏失之处。譬如有的作者、有的篇章失于考订，沿袭了旧本之误；所收诗句也有遗漏或重出的；一些作者的编次不尽合理，等等。读者在使用时仍需要注意鉴别。但总的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失为目前阅读和研究唐以前诗歌的最完整、最精善的总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