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徐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容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也。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五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草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请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レ埴，颠倒狂瞀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予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若海陆医学、律学、师范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技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咸属焉。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讲求激励之。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国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
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摺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流通，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国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忧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
光绪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谓军机大臣曰：“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总署王大臣，自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是时康知己将任用，复百端陈说于翁同之门。翁为其所动，交章推荐，至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于是光绪帝用康之心益坚。顾康之所求者，变法也。使法虽变而不统筹全局，则必以不得要领以止。于是复上一疏，详论天下之势。
疏上，下总署议，迁延不复。催之，仍不复。而俄以德占胶州为藉口，欲强租旅顺、大连湾之事，又相逼而来。光绪帝益知不变法，不能立国，惟奕则屡以谏阻，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光绪帝曰：“今祖宗之地，且将不保，何有于法？”因令奕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西后闻之，滋不悦。然知其志之决，乃使奕以办事不阻之意复之。是年四月，奕适以病殁。翁同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光绪帝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天下。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之至意。
诏既下，海内士夫见之，知此后一切维新，皆基于此，且决康有为之必将召见。至二十八日，果以徐致靖之保举，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奏对良久。见后，授以总理衙门章京，所行新政，多顾问焉。于是京外各官，附康者日众，于是始有新党旧党之称。新党之最矫矫者，曰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梁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谓不愧为康之高弟子，因赏给六品衔，令办理译书局事务。杨锐、刘光第，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谭嗣同为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林旭为康有为之弟子故，于七月二十日特加四品卿衔，令入军机，参预新政。参预者，用日本维新置参预官于宫中之义也。其时凡关于新政奏折，皆交四卿阅之。颁发谕旨，皆令四卿拟之。虽旧臣盈廷，悉置不问，惟以国政系于四卿。故论四卿信任之专，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云。
虽然，新党既任用矣，夷考其时，改革之事，非一无可观者也。因择而录之如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