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龟子觉得老鹰实在是残酷无情，因此发誓要为可怜的兔子报仇。它知道鹰在树上筑了巢穴，于是就飞到树上，将鹰巢里的鹰蛋踢飞，鹰蛋落到地上，自然就会被摔的粉碎；鹰只好将巢穴筑在了山崖上，想这次金龟子一定没有办法了，可是不曾想金龟子居然慢慢爬上山崖，将它巢里的鹰蛋扔下悬崖。从此，鹰的日子没有一天是好过的，它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要求万能之神宙斯为它保护鹰蛋。不料，金龟子居然爬到了宙斯的衣服上排便。宙斯看见，急忙挥手拍屎，粗心的他这一拍不要紧，鹰蛋被他拍掉了！
坚持的金龟子，始终没有放过鹰；而鹰，因为金龟子多次对鹰蛋的迫害，也对金龟子产生了敌意。两个人顿时陷入了僵持、仇恨的境地，终日激战，双方精疲力竭，彼此都受到了伤害。宙斯见状，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于是不得不出面调和，可是二者谁都不愿意妥协。实在没有办法，宙斯只好将鹰的产卵期和金龟子的冬眠期进行调整，这才结束了战争。
金龟子和鹰因为仇恨而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彼此的格斗让双方都受到了伤害，其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负和博弈”（Negative Sum-up Game）。“负和博弈”即冲突或者斗争双方在斗争之后，彼此间的获得少于付出，或者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实际上，金龟子和老鹰之间的“负和博弈”原本是可以避免。为什么呢？
我们设想，假如当时老鹰放过小兔，另外寻找其他的食物，可能金龟子将会与他成为好朋友，今后在对方遇到困难时而彼此扶住；或者金龟子虽然知道鹰无情，但是不予理会，只是心里下定决心不在于其交往，然后提醒森林里的小兔今后注意安全。这样“负和博弈”也就不会产生。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退让，而是选择激烈的争斗，结果才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
类似金龟子和鹰这样的“负和博弈”在社会中随处可见，小到两个姐妹为了一件布娃娃争抢，大到两家企业间的利益争锋、股市投资的争议、甚至两个国家的权利争端等。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冲突，即采取什么样的博弈策略。要想将彼此间的损失降到最低，唯一的做法就是彼此谦让，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这样就不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状况了。
遇到竞争或者冲突，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小心翼翼的做事，在认清自己的同时，看清对方，尽量与别人为善，否则就会造成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
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ADAM SMITH）
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1751年到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于1776年在克科底去逝。斯密一生未娶，没有子女。在任拉格斯哥大学教授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一举成功，使他在余生享受着荣誉和爱戴。
一头大象改变了统计学家的决定——攻守成功概率
有博弈，就会有攻守。选择“攻”还是“守”，就要考虑各自的成功概率了。于是在博弈中，形成了一个博弈预测的现象，即预测决策的成功概率。
二战期间，德军经常对莫斯科进行空袭，为了躲避空袭，人们纷纷躲入防空洞，可是有一位著名的统计学家对此却总是从容不迫，他的理由很简单：莫斯科共有700万居民，自己被袭击的几率太小了。后来，动物园的一头大象被炸死了，这可把这位统计学家吓坏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德军再次对莫斯科进行空袭，防空警报响起的那一刻，统计学家像其他人一样，匆忙跑到了空袭避难所。他的朋友见到了他，感到非常惊讶，于是问他为什么改变先前一贯的做法。他的回答却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瞧，莫斯科有700万居民和一头大象，而昨天晚上，他们（德军）炸死了那头大象。”难道大象之死使得统计学家忘记了统计学的定理公式吗？当然不是，只是大象的死惊醒了统计学家，使其由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失去他本有的对事物的客观性，由一个小的概率变成了大的概率。这则故事是彼得·伯恩斯坦在《与天为敌》讲到的。
故事中，输赢的抉择中包含了很多对事物的猜测判断能力，即选择双方选择攻与守的成功概率各为多少。统计学家要想赢德军，就必需设法猜出对方将在什么时间对莫斯科的什么地点进行空袭，以减少自己被炸的概率，之前他不躲进防空避难所是因为他认为莫斯科一共有700万市民，炸死他的可能性只有700万/1 ；可是当他听说莫斯科城唯一一头大象被炸死时，就会觉得德军空袭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偌大的城市，唯一的一头大象居然被炸死，说明德军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式，而在德军改变进攻方案时，他无法马上猜出对方的进攻规律，而他被炸死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他才会觉得恐慌，于是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逃入防空洞。
在这个博弈中，实际是一个攻守的套路，才德军对自己的空袭命中率是攻，躲进防空防止空袭是守。那么到底是攻还是守呢？关于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关键在对概率的多少的判断以及判断方式。就好比玩桥牌一样，要想猜出对方将要出什么，就必需尽可能的多捕捉对方出牌的规律，这样就可以利用对方的贯用规律猜出对方的出牌情况，如果从被猜测者的角度讲，就要避免让自己的出牌方式带有规律性。也正是因为统计学家的德军空袭规律性猜测的失误，导致了他对大象被炸死的事情感到如此惊讶，进而由进攻变为防守。
其实，进攻和防守的概率本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一方脱离平衡规律，以一定规律或者不相等的概率出牌，对手发现后，自然会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另一方要想发现这个规律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在五次的博弈中，对手都按照正反比为2：3的规律出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下次他仍然会以这种方式出牌，因为不能排除对手会以相同概率随机出牌的，2：3的比例就成了某时间段的统计情况，具有一定的偏差性，另外，对手可能是故意露出一定规律，诱人上钩，可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个规律，正要调整自己的出牌方式时，对方可能已经反其道而行了。
所以，要想在博弈中取得胜利，不在于能否寻找对手以前的进攻规律，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对手的行为。但是博弈一旦发生，就没有人想输，所以都会尽力猜测对手的出牌策略的概率比，争取在博弈中取得胜利。
经济学家
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
斯彭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蒙特卡莱。他1962～1966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哲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牛津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罗氏奖学金；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1975年，迈克尔·斯彭斯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系副教授。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90年迈克尔·斯彭斯回到斯坦福大学并担任该校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生活现象的折射——破窗理论
一个没有及时修补的洞，通常会越来越大。防止的唯一途经就是及时弥补。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类似的现象，我们把它们称为破窗理论。破窗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事情发展的不规律性，很有“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课堂上一片安静，没人打手机。可是突然一个学生的手机响起了搞笑的铃声，一下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老师没有说什么。三分钟后，教室里的手机铃声接二连三的响起，很多学生居然将自己的手机铃声调成搞笑的，故意向同学炫耀……
干干净净的墙壁上，突然有人贴了一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几天之后，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招生的、房屋出租的、疾病治疗的，如是云云……
马路边上的草地本来并没有路。可是有一天，一个人为了赶时间，就从草坪的一角抄近而走。一段时间后，那人走过的地方已经完全没有了草，变得光秃秃的，正所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大街上摆放了很多鲜花，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整齐，花也开的很鲜艳。可是有一天，一个过路的女孩看见花好看，就顺手摘了一朵。渐渐的，摘花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干脆有人将花盆一起搬走了……
以上出现在生活中现象，从博弈的角度将就是“破窗现象”。“破窗现象”是“破窗理论”（The Broken Window Theory）中产生的现象。这个理论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的一个“偷车实验”。他将两辆不同的汽车分别放到了两个不同的街区，一辆完好无损的，他把它停放到了环境优雅的帕罗阿尔托中产阶级社区，而将另一辆摘掉车牌、打开车棚后，停放在了环境脏乱的布郎克斯贫民区。一个星期后，停在中产阶级社区的汽车仍然完好无损，而停放在贫民区的那辆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于是，詹巴斗将放在中产阶级的那辆车的车玻璃敲碎，结果几个小时后就不见了。
后来，美国的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们分析认为：如果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碎，而且没有及时修复，则人们就会受到某些暗示，更加放纵自己的行为，损害更多的玻璃，甚至连房屋都会毁坏。“破窗理论”体现的是细节对人的暗示效果，在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细节，这个理论就告诉我们不要忽视细节对事情结果的重要作用，从而指导人们的生活。例如：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就没有人会大声喧哗；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场所，就没有人会随地吐痰；但是相反，如果图书馆里面很多人在悄悄私语，那么声音就将会越来越大，环境就会越来越嘈杂；如果一个满是废纸、痰痕满地的场所，则乱丢乱扔的不文明现象就会越来越多。
在不同的环境里，同样的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属于环境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破窗效应”体现了人的四种不良心理：第一，颓丧心理。坏了东西不去修，公家的东西没人珍惜，长期下去，很多人对社会的信任度就会慢慢下降；第二，弃旧心理。大家都会认为既然没人管的东西，既然已经破旧了，就任其自然，所以就不会珍惜；第三，从众心理。规定和法律的制定是给大家制定的，既然大家能做，自己就能做，所以就照着别人的做法做了；第四，投机心理。看到有机可乘的机会，自然不会错过，这就是人的投机心理，是人的劣根性的表现。
而“破窗心态”的产生往往会助长破坏和犯罪，正所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破窗”的出现就意味着无序的产生，而无序就是引发犯罪的原始因素。
那么，如此说来，“破窗现象”就没有破解的方法吗？当然不是，威尔逊和凯林在提出这个理论时，提到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没有及时修复”，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采取及时的弥补措施，“破窗现象”就不会出现。例如，18世纪的纽约环境恶劣，街道脏乱，地铁的状况尤为严重，曾被称为罪恶的延伸地，平均每7个逃票的人中就有一个是通缉犯、每20个逃票人中就有一个是携带武器者。直到1994年，布拉顿担任警察局局长，地铁在他的治理下才慢慢变的干净、文明起来，现在的纽约是美国治理的最为出色的城市之一，这件事被称为“纽约引爆点”。
可见，凡事只有我们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破窗现象”就会有所转变。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破窗现象”，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其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
经济学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出生于1942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缪尔森。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创办了《经济学展望杂志》著作有《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讲义》。2001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