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一些悲观消沉的道德学家，他们不停地指责我们在众多同胞处于不幸时还能愉快地生活。那些可怜的人面临着种种煎熬，时时刻刻忍受疾病和贫穷的折磨，而我们竟然对他们在死亡线上的挣扎视而不见，满怀喜悦地为自己感到庆幸，这在他们看来是邪恶的。即使我们从未耳闻目睹，也应该确信这些同胞在遭受折磨，我们应该对他们产生怜悯，并且压抑自己因为幸运而带来的快乐，并表现出我们的同情。但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灾难表示过分的同情是有悖常理的。全世界平均有一个人遭受不幸和苦难，就会有二十个人春风得意，或者处境平常。而且这种装腔作势的怜悯不仅荒唐，甚至难以做到。那些表面上做到的人，只是善于矫揉造作和故作多情的悲痛。这种悲痛不具备打动人心的品质，只会让人们的交流和神情变得阴沉和不愉快。即使这种心愿能够实现，也只能让抱有心愿的人感到痛苦。无论我们怎样关心那些跟自己素昧平生的人，对他们都毫无益处。关心那些远不可及的世界，只是自寻烦恼而已。
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离我们最远的人，都有资格得到我们美好的祝福，我们也会给他们衷心的祝福，但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的不幸折磨自己。对于那些与我们毫无关联的人，我们的关心只能是有限的，这似乎是上帝明智的安排。我们本来的天性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我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对成功者的快乐不予以同情很容易，只要没有妒忌的妨碍，我们就会对成功者好感倍增。那些指责我们对不幸者缺乏同情心的道德学家们，也指责我们对幸运者、富豪和权贵轻率地表示崇拜。
另一类道德学家则试图减弱我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纠正我们消极情感中天生的不平等，古代所有的哲学派别都是这样，尤其是斯多葛学派。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我们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庞大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离群索居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应该时刻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小利。我们对集体的关心超过对自己私事的关心。我们应该用世界上其他公民看待我们的那种眼光看待自己，而不是自私心理造成的那种眼光。我们应该像邻人一样看待我们自己的事情。埃皮克提图说：“当我们的邻人失去妻儿时，任何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人世间的灾难，是一种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事件。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就会悲恸失声，仿佛遭受了最可怕的不幸。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偶然事故发生在他人身上时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当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应该这样对待我们自己。”
我们的情感容易对两种人的不幸容易超出适当的范围。当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遭受的不幸，比如我们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或最亲密的朋友等，这种不幸会间接影响到我们。另一种不幸，诸如疼痛、疾病、即将到来的死亡、贫穷、耻辱，等等，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肉体、命运或者名誉。
前一种不幸会使我们的情绪超过正常范围，但它们也不一定经常达到这种程度。一个对自己父亲或者儿子的死亡或痛苦无动于衷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好儿子、好父亲。我们怀着强烈的不满，坚决反对这种有悖人性的冷漠态度。但在家庭情感中总有一些过分或不足让人感到不快。上帝使绝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对儿女的爱大大超过对父母的孝心。因为血脉的延续是靠儿女而非父母，儿女的生活和安全有赖于父母的关怀，但为人父母者很少依靠子女。上帝让父母之爱变得强烈，这种情感无须激励而需要抑制。相比对待别人的子女，我们会给予自己的子女更多不合适的偏爱，于是道德家会极少教我们如何疼爱他们，常常劝我们克制对自己子女的溺爱和过分关心。但他们时常告诫我们要真情实意地赡养自己的父母，在他们年迈时努力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基督教的“十诫”要求我们尊敬自己的父母，却没有提到对子女的热爱，因为上帝早已安排好我们如何履行后一种责任。人们很少指责别人对子女的溺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烈，却常常怀疑别人孝敬父母是装模作样。同样，人们对寡妇夸张的悲痛表示怀疑，但如果能够让我们相信她的真诚，我们也会表示尊重。以上那些事例可以证明，我们也许不完全赞同这种夸张的感情，但也不会给予严厉的指责，甚至在那些装模作样的人眼中是值得称赞的。
虽然我们应该责备那些言过其实的感情，但即使这种感情让我们感觉不快，也不至于让人厌恶。我们责备父母对子女过分的溺爱，是因为这些最终对他们都没有益处。但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并原谅这种感情，更不会对之报以憎恨和厌恶。如果有人缺乏对子女的爱，反倒让人觉得可恶。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自己的子女过分严厉苛刻，毫无温情，那他就像残暴的君主一样可恶之极。当我们最亲近的人遭受不幸，我们面对他时，并不是竭力压制自己超乎寻常的感情才是正确，缺乏那种感情反而更让人难以接受。在这样的情境中，斯多葛学派的冷漠，虽然用一切形而上学的诡辩来维护这种观点，但这除了将纨绔子弟的冷酷心肠扩充十倍，让他变得更加傲慢骄横以外，别无用处。
对别人的不幸怀有合理的同情，这并不会让我们忽视自己的责任。对亡友深情的回忆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同情看上去似乎痛苦和悲伤，但实质上是美德和自我肯定的高尚品质。
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命运或名誉的不幸则完全不同，我们感情的过分比冷漠显得更为不恰当。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非常接近斯多葛学派的冷漠无情。
我们很少同情因肉体而产生的情绪。偶然原因导致的身体疼痛，或许能引起旁观者感同身受的痛苦，垂死的邻居也会让旁观者深感悲哀。但这并不能说明旁观者的感受同当事者一样深切，所以当事者绝不能因为旁观者的泰然自若而感到不快。
物质的贫穷并不能引起多少怜悯。为此怨声载道的人也容易让人瞧不起。在乞丐的纠缠下我们也许会施舍给他一些财物，但不会认为他值得怜悯。从富裕到贫穷，常常让人饱尝艰辛，所以容易引起旁观者真挚的同情。虽然在现今社会，遭受这种不幸的人大多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但我们也许很容易原谅他的这些弱点。人们同情并愿意帮助他渡过难关，依靠朋友的慷慨和债权人的宽容，他多少都能得到一些资助。人们钦佩和赞同那些自强不息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因地位的改变而自暴自弃，也不会因财富的减少而意志消沉，他们在逆境中仍然保持乐观，按照自己的品行来进行自我评价。
名誉被污蔑是一个无辜者遇到的最大不幸。所以在面对可能造成这种不幸的事情时，激动的言行并不能归于粗鲁无礼。如果一个年轻人对别人有损他名誉的诋毁感到愤怒，即使表达得有些过分，也会让我们更为尊敬他。一个纯洁的小姐，因关于她品行的流言飞语而苦恼，往往使人同情。老者将他人的诋毁置之度外，对他人的谩骂视而不见，甚至对那些无聊之人大为不屑，这是因为生活的积累和多次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对此变得冷漠。年轻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态度，如果年轻人也是这般冷漠，人们会认为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对真正的名誉也会毫不在乎。这是极为不适的。
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无动于衷，我们常常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忆别人遭遇的不幸。但对于我们自身的痛苦，回忆时则会带着羞愧的心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生活中那些脆弱情感和自我克制的细微差别，就会发现对脆弱情感的克制一定是通过某种过程学会的。而且它不是来自那些深奥的推理和演绎，而是上帝对我们的戒律。为了确立各种必要的美德，我们必须尊重所有旁观者的感受，哪怕这个旁观者只是出于我们的想象。
年纪尚幼的孩子缺乏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对他而言，不管是恐惧、痛苦还是愤怒，都可以用大喊大叫来唤起父母的关心，当他处在监护人的关心呵护下，除了被告诫不能过分生气之外，就没有必要克制什么感情。当孩子在发脾气之前，那些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安闲自在，往往会对孩子大声斥责并加以恐吓，使他们保持安静。这种行为使孩子明白，为了自身安全，有必要抑制自身的情绪。当孩子长到可以上学的年纪，或能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时候，他会发现别的孩子对他没有任何偏爱和容忍。为了得到其他孩子的好感，避免被孤立，甚至为了自己的安全感，他学着压抑自己的愤怒和其他过激的情绪，使身边的小伙伴们乐于接受他。由此，他步入了克制的大学校，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但生活的实践再长，我们也很难学会完美自如地控制我们的感情。
当人们造访一个生活在痛苦、疾病和不幸中的弱者时，他马上会从悲哀中振作起来，从造访者的角度出发，思考人们会如何看待他的处境。此时，他会获得某种短暂的平静。但这种机械的状态很快消失，他又回到那种悲哀中，自我感叹并痛哭流泪。他的感情很像那些缺乏自制力的孩子，无法压抑自己的悲伤，只希望唤起旁观者的认同和怜悯。
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可能会保持较长时间的振作，并尽可能使旁观者感觉到他的镇定。当他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保持平静时，朋友们自然会对他表示钦佩。这种感觉使他受到鼓舞，促使他更加坚强乐观地面对压力。他努力不去讲述自己的遭遇，他较有修养的朋友们也会避免这种话题。他会用各种玩笑使朋友们开心，如果非要讲述自己的不幸，也会用一种坚强超脱的语气进行讲述。但他如果没有很好的自制能力，这种表现就不会持续太久。长时间的约束之后，他会难以克制自己的本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悲痛万分。现在的风气让人们对软弱的情感报以宽容，如果某人家中遭受了重大不幸，一般只会允许最为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去拜访，而不希望关系疏远或者陌生人的拜访。人们觉得，关系亲密的人约束较少，更能给不幸者带来关怀和同情。其实心怀恶意的人，最喜欢混在那些亲密的朋友中间，对不幸者进行恶意的拜访。此刻，最脆弱的人也会用一种看似轻松愉快的样子，对那些恶意的来访者表示蔑视。
真正具有坚强和果敢品质的人，会有严格的克制能力。他们聪明正直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不管是激烈的党派斗争还是残酷的战争，他们都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不管是不是独自战斗，也不管成败与否，也不管对手是敌是友，他都能保持理性和冷静。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有位公正的旁观者，在时刻注意他的言行和感情，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良知。他已经习惯用旁观者的眼光去评价自己和周遭的事物。这种习惯，不仅规范了他的言行举止，更规范了他内心的情感。他完全认同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甚至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对他而言，这个伟大的旁观者下达的指令，是唯一值得恪守的。
综上所述，人们对自身行为的满意程度，随着自我克制的程度而变化。如果不需要自我克制，也就不会产生对自我的满足感。划破手指的人很快就忘记这种疼痛，但他不会因此对自己赞赏有加，因为这不值得他自鸣得意。如果有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一条腿，通过强烈的自我克制，很快使自己的言谈变得镇定自若，为此他会对自己产生高度的满意感。大多数人会因为突发的不幸，变得惊慌失措，倍感痛苦，致使他们无法考虑其他的事情，不管是内心的旁观者还是外在的旁观者，此刻完全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在不幸中遭受的悲痛和辛酸，上帝会按照我们的自我克制行为对我们进行补偿。如果我们自我克制的程度越高，得到的快乐和幸福也就越多，由此我们对自身行为的满意度就越高。此时，我们不再为曾经遭受的不幸感到痛苦。斯多葛学派认为，真正的聪明人在各种不幸的遭遇中，不会感到不幸的环境和别的环境有何不同。他们的幸福在各方面都不会有所损失。也许这样的想法太极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痛苦虽然不完全消失，但会在自我赞扬中消失大半。
面对突然降临的不幸，明智坚强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镇定，必须作出巨大而痛苦的努力。因不幸产生的痛苦和出于对自身处境的看法，会使他备受折磨。他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才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正的旁观者将会持有的感觉和观点上。此时，自己的荣誉、尊严和本能的情感，会产生严重的斗争。他难以完全做到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无法听从良心的指导。当他为了荣誉和尊严而行动时，会受到上帝赋予他的自我满足感，并得到所有公正的旁观者的称赞。如果这种补偿完全弥补他的痛苦，他就不会因为私利而逃避某种不幸的过程。但这种补偿仍然难以弥补他遭受的不幸，因此他对自己和社会的功能都会被削减。要想在不幸降临时保持沉着冷静和清醒的判断，必须有承受痛苦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