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观之，南怀瑾先生逐一解读儒、佛、道三家圣哲对水的赞语，读出了不同的深意：儒家精进利生，道家谦下养生，佛家圣净无生。一水犹如三面古镜，观照人生的不同趋向，何时何地应当何去何从，某时某刻应当如何运用宝鉴以自照、自知、自处。
先生的道理深不可测，即是告诉人们观水学做人的道理。该如何做？前文讲到“心如止水”，这只是人心的一种状态，即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和其光，同其尘，愈深邃愈安静。另外还可从水身上学到：至柔而有骨，执著能穿石，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齐心合力，激浊扬清，义无反顾；灵活处世，不拘泥于形式，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器而变，因机而动，生机无限；清澈透明，洁身自好，纤尘不染；一视同仁，不平则鸣；润泽万物，有容乃大，通达而广济天下，奉献而不图回报。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尽数于己身发挥出来，且得当运用，几乎可达到完人的境界，此乃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最佳诠释。虽不易做，也要勉励追随。
入世：圆融待人，进退自如
物来则迎，过去不留
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博弈，是利用现实，还是为现实所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便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广泛应用。
最早提出“中庸”的其实是庄子。《庄子·内篇·齐物论》中讲：“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有人说，子思的《中庸》便是依据庄子“中庸之用”的思想而来，究竟是否如此，也未可知。南先生在解释庄子“庸”的作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并非是主张完全不用，还是应该用，用而恰当，用而适可，并且庄子在下面就有“用”字的解释，即“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由此观之，《中庸》的来源差不多也有这个意思。
南先生还说，庄子所处的动乱战国，许多人对于现实都抱有同样的思想——逃避现实。然而现实是逃不开的，只有想办法，善于用现实，不被现实所用，才能安身立命。用得好，便是“庸”；用得不好，就变成后世所谓的“庸碌”。“庸”不是马虎，不是差不多，是“得其环中”，恰到好处，最高的智慧到了极点，看起来很平常，但“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现实本就不尽如人意，如何在博弈中取胜，就成了人生必须掌握的智慧，“用”好现实中的一切，即便是苦难和挫折，便可通达天地，领悟“中庸”。
有一个青年，出生于贫寒农家，侍弄过庄稼，做过木匠，干过泥瓦工，收过破烂，卖过煤球，曾经感情受挫，官司缠身。他独自闯荡，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总遭受别人鄙夷的眼光，但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热爱文学，写下了许多清澈纯净的诗歌。曾经有知情者疑惑，这样清澈的文字居然出自于一个痛苦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人笔下，对此，他解释：“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农村人家家都储粪。小时候，每当碰到别人往地里运粪时，我总觉得很奇怪，这么臭这么脏的东西，怎么就能使庄稼长得更壮实呢？后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我都发现自己并没有学坏，也没有堕落，甚至连麻木也没有，就完全明白了粪和庄稼的关系。粪便是脏臭的，如果你把它一直储在粪池里，它就会一直脏臭下去，但是一旦它遇到土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和深厚的土地结合，就成了一种有益的肥料。对于一个人来说，苦难也是这样，如果把苦难只视为苦难，那它真的就是苦难，但是如果你让它与你未来世界里最广阔的那片土地去结合，它就会变成为一种宝贵的营养，让你在苦难中如凤凰涅槃，体会到特别的甘甜和美好。”
年轻人所说的正是人与现实的博弈关系，土地能够转化粪便的性质，心灵同样可以转化苦难的流向。升华与堕落，都在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面对苦难的现实，他的笔下流淌的竟是美丽纯净的歌：“我健康的双足是一面清脆的小鼓，在这个雨季敲打着春天的胸脯，没有华丽的鞋子又有什么关系啊，谁说此刻的我不够幸福？”
南怀瑾先生经常讲，人生只有十二个字：“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人活一世，过去的种种因由都在牵绊着人们，即使看得破，也不一定能挣脱，但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难行也得行，难忍也得忍，才能在过程中积累更多的能量。而突破痛苦的方法就是以“中庸”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物来则应，过去不留”。面对它时便勇敢面对，它走时也不必留恋，不近不离，不舍不弃，心中藏有是非，举动毫不挂怀，不被物质所打垮，不被环境所诱惑，我还是我。这便是那些古代圣人先贤所达到的境界。
孔子曾说：智慧的人爱水，仁德的人爱山。孔子之所这样说，是因为因为智慧的人活跃，什么事都看得开，有水灵动和随形的特点；仁德的人沉静，能坚守自己，有山肃穆稳重的特点。所以，智慧的人永远是快乐着的，仁德的人善养气能够长寿。山、水的存世方法，无不体现中庸之理，所以圣人快乐而长寿。人如果也能深谙中庸之理，相信美好的乐、寿的生活就在不远处。
危行言逊才是不倒翁
以“谨慎”著称，在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人物恐怕就是诸葛亮。南先生以一副对联来说诸葛亮的戒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宋代的一个宰相，小事马虎大事却从不糊涂，是个非常精明的人；而诸葛亮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
孔子曾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通常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人们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不然则会引火上身。南先生也一再强调为人处世要危行言孙（逊），也就是行为举止要谨慎，如履薄冰一般。虽然南先生强调谨小慎微，但他却将谨慎与小器区别开来。人谨慎可以，绝对不能器量窄小。
在“危行言孙”方面做得极好的历史名臣便是中唐名将郭子仪，南怀瑾在“谈典论人”时，写下《能进能退的郭子仪》一文，咱郭子仪善用黄老。
中唐时期，郭子仪位高权重，一直被朝中很多人视为眼中钉。唐代宗大历二年十月，正当郭子仪领兵在灵州前线与吐蕃军拼杀的时候，鱼朝恩却偷偷派人掘了他父亲的坟墓。当郭子仪从泾阳班师回朝时，朝中君臣都捏了一把汗，料他回来不肯和鱼朝恩善罢甘休，会闹得上下不安。郭子仪入朝的那一天，代宗主动提了这件事，郭子仪却躬身自责，说：“臣长期带兵打仗，治军不严，未能制止军士盗坟的行为。现在，家父的坟被盗，说明臣的不忠不孝已得罪天地。”君臣们听了，都由衷地佩服郭子仪坦荡的胸怀。
郭子仪心里明白，自己功劳越大，麻烦就越大，就是当朝皇帝代宗，也会对自己有所顾忌。所以他处处谨慎小心，以求自保。每次代宗给他加官晋爵，他都恳辞再三，实在推辞不掉，才勉强接受。广德二年，代宗要授他“尚书令”，他死也不肯，说：“臣实在不敢当！当年太宗皇帝即位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后来几位先皇，为了表示对太宗皇帝的尊敬，从来没有把这个官衔授给臣子，皇上怎能因为偏爱老臣而乱了祖上规矩呢？况且，臣才疏德浅，已累受皇恩，怎敢再受此重封呢？”代宗没法，只得另行重赏。
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进出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进行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军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边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有贤相伊尹、汉朝的大臣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妨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光明正大可以为自己澄清许多事情。他的政治眼光和德行修养，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之后修炼而来。最后郭子仪享年八十五岁，子孙皆为显贵。
南怀瑾先生感叹郭子仪的一生时说，历代历史上的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太难而特难。先生的言下之意即是说，郭子仪最善此道。所以回过头再看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他的确深谙孔子所说的“危行言孙”之法。只可惜的是，孔子一生言论常作为后世人的存世经典，儒家所提出的中庸之道至今甚至广为在世界传播，然则孔子本人却不善处世，处处碰壁。可见，有时话虽如此说，人却未必能尽数做到，世人只有尽量谨言慎行，低调做人，才能较易明哲保身。
趋进退止，方圆自若
“方圆”是由老庄的道学中得来，与儒学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的妙处。南先生常说，学问是不分家的，儒、道、佛没有几家之分，它们迟早是会趋于联合成一个大文化。
道家、儒家均讲，方圆与中庸都需要深浅有度，太过圆滑，便是狡猾厚黑。庄子曰：“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这句话是庄子的应世良方，意思是内心保持真心、真情，崇尚道义，但行为上却顺从圆润。内刚外柔，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庄子虽然讲方圆，但他的方圆却有尺度，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任人摆布。就比如与一个人在一起，可以跟他很亲近，但是自己的内心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就是随和而不随便，这才是处世待人的最好方法。
南怀瑾先生说，内方，外圆，人们都很难做到，即便做到了也要关注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不能深入，恰到好处。“和不欲出”，自己内在心地要光明磊落，保持端正和平，但外表不能显露。
事实上，外圆内方，并非老于世故、老谋深算者的处世哲学。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是方法；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船头不是方形而是尖形或圆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人生也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生活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事计较、处处摩擦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结果。
老庄的理想道德是自然，是天地，天圆地方；孔子的理想道德是中庸，是适度，是不偏不倚。外圆内方、深浅有度是一门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使人们在正义和生活的天平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精通方圆之道的，不只郭子仪等辈，南先生还提到了冯道这个人。此人身处唐末五代时期，当时皇帝换来换去，国家动乱，胡人乱华。每当一个朝代发生变动，冯道都会被请去辅政，他成了时代的不倒翁，直到七十三岁才死，简直是个奇迹。南先生说，他读了历史之后，由个人人生的经验和读史的体会得出了结论，冯道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如果说太平时代，冯道能够在政坛不倒或许不稀奇，但在乱世中不倒就是本事。先生由衷地赞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冯道一生，曾事四姓、相六帝，在时事变乱的八十余年中，始终不倒，令人称奇。首先，此人品格行为炉火纯青，无懈可击，清廉、严肃、淳厚、宽宏；其次，深谙方圆处世之道，深浅有度，中正平和，大智若愚。冯道曾写诗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言辞中尽显其戒骄戒慎、游刃有余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