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人生
上海是一座绮丽的城市，夜夜笙歌掩映着繁华。繁华里照着一个个匆匆往去的故事，城市里处处展示着奇异的智慧。
正是因为这“奇异的智慧”，张爱玲深深地喜欢着这座城。城市是新旧混杂的，而她自己，是新时代里从旧家庭里走出的时代新人，她即是这座城市里造故事的人。她跟这城似乎也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战争摧毁了张爱玲幽幽少女的梦。成绩单在战火中被烧毁，同时毁掉的还有她的“英格兰之梦”，她无法掌握命运的船，遥远的未来里，满眼荒凉清寂。
对于这件事，她只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
时代的大潮波涛汹涌，张爱玲深深地体味到命运的无力感，而那些灰冷的经历使她心底沉淀出无垠的冷静，让她的心能平稳地面对着现世动荡。
1942年春，张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回到这个她阔别三年的地方。
对于上海，张爱玲打心底里是有一种归属感的。上海，系着她的命，她的魂。
这里的语言文化都是本民族的，而香港是一个各色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的人都像是过客，上海，却是她心灵最安然的归处。
上海充满了文化气氛，处处流动着灵秀之气。而对于香港，张爱玲有着自己的独到的印象。
“印象中的香港是阴郁闷湿犯冲，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怪诞的，荒唐的，喜怒无常的”。言语中可以窥见，香港，总给予张爱玲的是陌生疏冷之感。不过，如此一来，这里没有一切严苛的标准，人们可以得到极大的自由。个性被最大限度的放大。
拿女孩子的穿着打扮来说，尽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是东方式的装束，也可以是纯西方式的；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复古的。女孩们的衣服形态各异，她们美得异彩纷呈。而张爱玲就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开始了她的“奇装炫人”之路。
像她母亲一样，张爱玲是极怕束缚的，穿衣打扮也是如此。一身美丽的着装，加之他人眼光和偏好，便如同一种绑缚。这是张爱玲断然接受不了的。
在这里，张爱玲发现了穿衣的喜悦，并自己选料、设计，从色调、搭配到式样，她都精心投入，仿佛要把生命装扮得如衣服般华丽、绚烂，别具一格。
每一件衣服里，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让她的年华增添更绚丽的回忆。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有一次弟弟子静来看她。那天，她穿了件布旗袍，大红色底子，款式像外国女人连衣裙式的旗袍，俏皮极了，旗袍下梢只到膝盖，露出修长的腿。当时，这种时髦的新式衣服还是独一份，这种独一无二正是符合张爱玲的个性，亦是她的人生。
子静惊讶极了，赶忙问姐姐哪来的时髦货。
她淡然一笑：“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服简直太普通了，我还嫌它不够特别呢？”
又一次，张爱玲一位朋友的哥哥结婚，她前去道喜，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满座宾客无不惊奇。此时，子静不胜感叹：“上海人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挂惦念，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在她而言，衣服永远不只是一块遮羞布，也不仅是取暖的工具，衣服体现着一个人的个性、生活的色彩和状态，以及对美的无限追求，衣服里是有着款款深意，和一个华美的梦境。
对衣服，张爱玲曾有过一句精辟概括：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人活在各种各样的衣服里，以此来扮演不同的角色，演绎不同的故事。然而，当人生如戏般匆匆地走了几十年过场之后，你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真实的模样。
对于此，张爱玲无疑是坦荡的。她用尽这一世生命拼力演绎，正是那个真实的自己。
世人往往都为自己层层伪装，掩盖自己生命最真实的样子。而张爱玲偏偏剪裁灵魂，为自己织就生命华服。
张爱玲的奇异，不仅仅负载在她的生命中，更是惊艳一个40年代的旧上海，她释放了自己的个性，锁住了人们的目光。
上海漫画家文亭曾绘过“上海女作家三画像”，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则被称为“奇装炫人”。
张爱玲，轻松一跃，便能跳出人们想象的疆界。她穿西装，会将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年轻人的脸，古董的服装，两者相碰撞，却也可以擦出意想不到的灵感“火花”。
对外貌穿着，张爱玲是极讲究的，她忘不了往昔花季里灰冷的朱红，颜色暗淡，沉甸甸地压着她的青春。刺破她芬芳的少女之梦。后来她对衣着的讲究和迷恋。仿佛是要把少年时的缺憾全找补回来，又或者是她想用衣服替自己“说话”。总之，穿衣打扮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人生中一件隆重的事情。
《传奇》出版时，她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因为穿衣服太“另类”，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都看张爱玲了。
《倾城之恋》被改成舞台剧的时候，柯灵、张爱玲一道与影视老板周剑云会面。当天，张爱玲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大的宽身袖子，火红绸子，黑锻镶着宽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类似如意。
周剑云是见多识广的，交际场上的各种时髦女子见得多了，可是在张爱玲这般盛气脱俗的装束面前，这位影视大佬竟然也拘谨起来。
张爱玲正是如此，轻而易举地便能抓住别人的目光。然而吸引目光的同时，自然会招致非议。
面对非议，她坦言：“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她的坦荡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非他人的眼光中。世间洒脱如她者能有几人。
自古便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告诫，且女子矜持和低调一直是社会一直以来女子所宣灌的美德。
世事洞明的张爱玲，当然知道这些，然而，她更是深爱着自由。被压抑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女子，恐怕也就只有穿衣规矩的相对宽松这点自由了，她又怎肯放过。她说：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男装却比女装不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点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自由是她的命，她一生都为自由而活。
回到上海，张爱玲住在姑姑那里，位于赫德路1292号的爱丁顿公寓。而此时，母亲又出国了。又一次成了张爱玲飘远的梦境。
父亲的家是回不去了，张爱玲也不愿意回，就这样，还是跟姑姑住在了一起。
自从被囚禁，最后逃到母亲那里开始，父亲的那个家在张爱玲心里已“不存在”了，她把姑姑家当成了自己在上海的家。
张爱玲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直至晚年，两位老人的关系依旧亲密，相偎相依，这是张爱玲淡漠的亲情关系里的一抹安慰。
对于姑姑，张爱玲心中是充满感激的，双亲难亲之时，能有姑姑相伴，这也多少能温暖她的心。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香港并不是她所爱，但是香港却给了她深刻的记忆。那些好的、坏的、琐碎的都时而不时地在她的记忆里回旋。
在港大的三年时间里，她发奋读书，欲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自惭形秽的命运，她也做到了，门门课程优秀，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在班上最有希望被送去伦敦深造。
眼看着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然而，一场战争击碎了所有关于梦想的憧憬，三年的成绩毁之一炬，三年的苦读付诸东流。
以前的成绩作废，她不得不重新考学。当时，好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成为了校方指派的学生长，除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后来，她进入圣约翰大学，直至毕业。
张爱玲也报考了圣约翰大学，以她的成绩，完全是十拿九稳的。可就在她憧憬着异国风情时，她却得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她国文竟然不及格。
一个自小饱读诗书，有着写作天分与热情的女孩，居然国文不及格，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仿佛是命运的一个玩笑，却真实地照进她的生活里，扣住了她迈向英格兰的脚步。
张爱玲因此被要求进入一个国文补习班。她的中学老师也为之愤愤不平：“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该编入何年级？”也许是张爱玲过于敷衍，但即使如此，也绝不会低于那些文墨不通的中学生吧。
落榜成了一个冷硬的现实，张爱玲也就没有什么挣扎了。被远行的梦牵扯太久，她也有些累了，梦落了，心也自由了。她索性捡起了冷落已久的笔，开始随心所欲地挥洒思想，描摹生活。所有的文字，都是心灵的沃土上绽开的花。
起初，她并不是写小说，也不是为了补习国文，而是用英文写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评自己看过的电影。
这样，既大大满足了自己的这两项浓厚的兴趣，同时，投给外国人办的刊物，还可获得一笔丰厚稿酬，自己养活自己，又大大减轻了姑姑的负担。这成为当时张爱玲的一段乐事。
就像她说过的：“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她就是这样的人，不愿依赖，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凡事总想着靠自己，即使是父母亲人。
不管是看上去多坚强的女人，都会有颗柔弱的心，每个女人都会渴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可是，宿命的安排，让一些女人不得百炼成钢，在世间坚毅的行走。
张爱玲，正是一个穿梭于烟雨民国的行者，飘摇乱世，她手持一支锋利的笔，书写自己的人生，用文字织就一幅幅民国幕影。
用英文写作，对张爱玲而言已不陌生。早在圣玛丽亚女校上学时，她就曾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英文习作。在港大的三年，她更是辛苦练就了一手漂亮地道的英文，连留过洋的姑姑都直夸她“真本事，无论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
张爱玲给上海一家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稿。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是个德国人，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1941年10月创办了该刊物，读者主要面向外国人，以介绍东方文化和世界形势为主。
《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是张爱玲寄去的第一篇文章，主编先生看后惊喜极了。先是对其英文风格大加赞赏，既流利新颖，又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色彩。除此之外，这篇近万字的文章里，还配上了张爱玲亲手绘制的十二幅服饰插图，这也让他赞叹不已。当他得知，这篇文章竟出自一位仅二十岁出头的中国小姑娘之手时，更是喜不自禁。
该文在该刊1943年第1期上被隆重推出，并给予极高评价，称“张爱玲小姐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她也从此成了几乎每期出现的撰稿人。
年少时的天才梦，已经逐渐的照进了现实里。
张爱玲对服装极有研究的，因为她见惯了旧时官宦之家的奢华，又饱读诗书，深谙古老的传统，下笔自然有富贵气，字句间又带着香韵，赋予了服装的以生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母亲影响，她又是极爱美的女子，自然也爱研究起服装来。如此一来，美丽的毒，渗透到了她的生命里。她一生时光沉浸于此，难以自拔。张爱玲，研究起来也极其细致，从颜色、款式、点缀品到时代与服装的变迁，无一不涉及到，而且她更看重的是对美的一种鉴赏和追求。她让美一层层升华。
除对服装怀有浓厚兴趣外，张爱玲还喜欢看电影。一幕幕人生辗转，每一次观影，她都感觉是经历了另一种人生。
有一次，她和弟弟一帮人去杭州玩，到的第二天，在报上看到了上海影院上映新片《风》的广告，心血来潮，一定要返回上海去看。别人拗不过，不得已，弟弟子静只好放弃游玩，陪她回到了上海。
一下火车，便直奔影院，连看了两场，还意犹未尽。子静实在没心情看，不停地抱怨，她却喜滋滋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的心里不知有多么难过呢！”
她就是一个如此执着的女子，只要是爱的，便会痴迷，爱美如此，爱影如此，今后爱人，更是如此。
看过之后还不算完，她还要把电影观感以及批评意见写出来，发表在《二十世纪》上，后来有些作品又改成了中文收录在了集子里。她的爱，总是深入到细节里。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被日本人控制，因种种历史原因，沦陷期间拍摄的80余部影片大都湮没无闻，成了电影史的空当，而张爱玲的这些影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年之内，张爱玲在月刊《二十世纪》发表的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6篇影评。她的英文文章为何如此受欢迎，可从梅涅特的话中窥得一二：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英文写作初获成功，令她信心大增，她的文学之路也渐渐开启，未来路，她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艳，怎样的传奇。
写尽世情
生命是一番艰苦的旅程，孤独行走，多是凄苦。不管哪一段路，我们总要有个伴，相互扶持，相互见证彼此多彩的生命。
两个人的静默，也好过一个人的狂欢。张爱玲与姑姑，正是彼此生命的伴。
姑姑张茂渊是一个幽默风趣的女人，也很有文学天赋，时常妙语连珠。一次，姑姑洗头发，头发太脏，水都有些黑了，张爱玲在一旁看着笑，姑姑就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思维敏捷，语言也极传神。她给张爱玲带来了不少的欢声。姑姑的许多故事，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张爱玲的记忆里。
之前，姑姑曾在无线电台当播音员，播报新闻和社论，每天念半个小时，薪资颇高。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元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幽默诙谐的话语，简单却又耐人寻味。
有一次，张爱玲把上海“爱德华七世路”弄错了，说成了“爱德华八世路”，姑姑就笑道：“爱德华八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说完，两人都咯咯笑起来。那样欢乐时光，那样干净的笑容，成了张爱玲人生中处欢乐的标签。此后当她回忆起姑姑张茂渊的时候，依旧会暖暖的微笑。
张爱玲说姑姑说：“姑姑说话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姑姑照例说她不懂这些，也不喜欢文人，对“周作人他们的”也不感兴趣，所以要处处撇清。但姑姑说话的确有情趣，像炎樱一样，每一句都是热辣辣的，让人出其不意。一次说到子静站在她面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张爱玲觉得“吧达吧达”形容得真好，姑姑也颇得意，笑说自己是文武双全，“文能写信，武能纳鞋底”。
张爱玲与姑姑脾气相投，两人就像一对好朋友。张爱玲曾说过，“姑姑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黏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常常抱怨：‘和你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虽然嘴上说抱怨，其实这样的两个人才是彼此充满关爱的。
乱世里，姑侄两人相偎取暖，她们碾碎悲伤，织造欢乐。
纵然亲密，在钱财上，张爱玲与姑姑总是分得清清楚楚。
她曾在《公寓生活记趣》里讲过几件有趣的小事：“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不仅与姑姑，跟炎樱、苏青，或者别的亲近的亲戚朋友，她都是“斤斤计较”的，此时张爱玲已能自食其力，况且姑姑也并不富裕。
张爱玲从不讳言她喜欢钱，姑姑说她是个“财迷”，常说她“不知道你从哪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总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个俗人，甚至怀疑这“俗”是天生的。在上海，有故乡，又有姑姑相伴。张爱玲心中但不知为何，张爱玲常常梦到香港，就算是隔了两年的光阴，那里的人和事仍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自来水管訇訇的响声也会吓得她魂飞魄散，令她以为是港战时飞机掷的炸弹。
午夜梦回，她又一次穿梭于香港梦境。船到时已是深夜，下着大雨。她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是天主教僧尼，因不敢惊动她们，就躲在漆黑的门洞子里过夜。风向一转，雨点大颗大颗地扫进来，打在身上，又冷又湿，她的脚直缩直缩，可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是送女儿来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敲门，整个宿舍瞬时灯火辉煌，她趁乱往里一钻，撞见了舍监，就像见了后妈一样，赔笑着上前叫了一声“Sister”。
舍监淡淡一笑，说：“你也来了。”张爱玲也没多寒喧，径自上楼，去寻找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她醒了。张爱玲跟姑姑讲起了这个“冷梦”，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含眼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着写着，还是会落下泪来。
梦中，她无依无助，没有亲眷，没有背景，遇到困难和委屈，只能自己去咬牙忍受，或者赔笑取悦别人。她这样一位自尊、要强的女子，竟沦落至此，即使在梦里，她也受不了。
也许，忆梦自怜，让她想到了现实的处境呢？关于香港的一切回忆，在她脑海里不断酝酿发酵，使她情不自已，想要一吐为快。在这样一种感情状态下，张爱玲写了一系列的“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等七篇小说。她写的是感情上属于上海的人在香港的经历，试着用上海人的眼光感受香港。沉香袅袅，字句间都散发着另一种风情。
张爱玲告别了《二十世纪》，告别了她的英文读者，开始真正抒写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而只有面对上海同胞的纯文学作品，才可以令她的感情挥洒自如。
194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古色古香的书房里，线装书，紫檀桌椅，飘香茶具，宣德炉里烧着一支紫罗兰香，袅袅地长起一缕青烟，恍如隔世前尘里的梦境。在这里，张爱玲见到了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两人相谈甚欢，张爱玲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稿簿交给了他。
当夜，周瘦鹃在灯下捧读这篇《沉香屑》，初读时并不经意，后来越读越吃惊。张爱玲老到凝练的文笔，洞察人情的深刻，都令这位老人连连称好。正好，周瘦鹃借这两篇文章重振《紫罗兰》，《沉香屑》被安排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在编者话里，周瘦鹃高兴地向读者宣布：“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写香港沦陷期时的生活状态，张爱玲视角独到，文章华丽哀婉，字字都牵动人心。
张爱玲以《沉香屑》两篇小说华丽地登上了上海文坛，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更多人也开始关注这个陌生的名字。从此，她了海上绚烂的一株花。《万象》杂志也“盯”上了张爱玲，盼望着她能为杂志写稿。《万象》的老板是平襟亚，杂志的具体工作由柯灵负责。柯灵是一位著名的编辑，以编剧本和写杂文出名。他也看到了张爱玲的《沉香屑》，并被文章的魅力深深地吸引，正琢磨着如何向她约稿时，张爱玲竟不期而至了。张爱玲将《心经》交给他，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说是要请柯灵多指正。
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两人的会见很短，却很愉快。柯先生诚恳地邀请张爱玲为《万象》写稿，张爱玲也答应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万象》发表了她的一些小说，其中包括《琉璃瓦》和《连环套》。《万象》上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署名“迅雨”，即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先生的笔名。他对张爱玲的艺术技巧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金锁记》一文，称它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但同时，他又对《连环套》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承认“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在文末，傅雷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女士身上！’”
原本是美好的希冀和期望，谁料想，一语成谶，点破了张爱玲后来漂泊海外的命运，书稿接连被退，晚景孤独凄凉，有些事，天注定。张爱玲素来是远离政治的，也不懂政治，自认“清者自清”，所以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
短短两年间，张爱玲将自己的文章，如天女散花般，抛向各种有影响力的杂志，抛到读者中间。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一颗文坛新星正冉冉升起，愈发耀眼。某个韶光午后，上海街头的小报摊前，一本印有隶书“传奇”两字的书，在众书中格外扎眼。
张爱玲痴痴地看，心中万千思绪。“小姐，来一本吧！”摊主热情地招呼道。
张爱玲故意摆出一副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这本书可好卖了！我一下进了几十本，这不，就剩下这最后两本了。你拿一本，另一本我还舍不得卖呢！我要留着自己看。小姐，你不会没听说过‘张爱玲’这个作家吧？……”摊主兴致盎然地为这位小姐讲述着他听来的故事，张爱玲静静听着，那一刻，她的心中涨满喜悦。
整个上海都在谈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发行仅四天便被一抢而空，一时洛阳纸贵，轰动文坛。她写着传奇，而她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传奇，穿越风雨人生，如花般绚烂开放。
这正是张爱玲想要的啊。她曾在《传奇》序言里这样写：“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少年时萦绕着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年纪实现了，还不晚，梦逐一在实现。
1944年8月，《传奇》由《杂志》社出版发行，共收录张爱玲1943年4月至1944年2月之间写作的小说十篇，其中包括《沉香屑》两炉香、《心经》、《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以及被夏志清誉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传奇》虽然是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但也是集大成集，对张爱玲的作家生涯而言，起点即是顶点。《传奇》里满是她的家族、家庭，还有她的心路，在岁月滑过的痕迹，记录下每一次绞痛的点点滴滴。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背景是香港，写作期间，她又一次回味了那般愁滋味。这是她返回上海后的第一篇小说，还保留着很多对香港战前战后声色犬马的记忆。那段记忆是深刻的，除了饱受战乱的威胁外，还品尝着人情的冷暖。
香港之行，让她深切地体会到了异乡独行者的孤独况味，那是一种毫无依恃的孤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文化、肤色、地域，令彼此总隔着适当的距离，那么陌生，不可亲近。而上海就不同了，这里是有亲情在的，即使不去亲近，心里也是可以有所依障的。那段日子，充满了艰辛的个人奋斗色彩。家族已败落了，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看得起，也正因为如此，她也受了很多委屈，这个曾经的大家小姐，对这种落差的感知会更甚一层吧。这个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触摸到张爱玲荡漾起伏的心路。
《第一炉香》的女主角葛薇龙身上无疑闪烁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以及她借角色之口，来表达自己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思考。《茉莉香片》之后，张爱玲暂时放下家庭阴影的回忆，将目光投向了都市中成年男女的微妙关系。此外，张爱玲还喜欢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把隐藏在内心的欲望赤裸裸地晾在阳光下，喜欢通过细腻的观察，用生活中的细节来展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喜悦和悲伤，高尚与卑鄙，善良与冷酷，等等。比如《心经》、《花凋》、《造人》、《留情》等。
《心经》里也夹杂着张爱玲的诸多人生经验。小寒对父亲说：“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
巧的是，张爱玲在与苏青的一次对谈中说过类似的话：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不论是对胡兰成，还是赖雅，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成分里，最先是对他们才情的欣赏和崇拜吧。
值得一提的是，《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夏志清和傅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部小说对女性的心理渲染达到了令人战栗的程度，细腻、深刻，又将人性的弱点暴露给世人看。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若干年后，在一个人公寓里，躺在地毯上，她有没有像七巧临终前，懒得揩腮边的一抹清泪呢？
3.相遇之前
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擦肩，所有缘分的开始，无论的转瞬而逝，抑或是天长地久，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累积。
张爱玲的缘分将要发生，为了成全她一生刻骨铭心，一个人，已经开始为
在张爱玲闻名海上的时候，恰逢遇到了一个男人，他让她的生命灿烂，他也同样给了她刻骨铭心的伤痛。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提及张爱玲，人们也仍不忘另外一个名字，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人，出身寒门，饱读诗书，满腹经世之才与入仕之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
他不像张爱玲那样，出身高贵，有着倨傲的资本。他不可以，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甚至为了扬眉吐气、“光耀门楣”，他不惜突破底线，投敌做汉奸。年轻人对世事有着敏锐的感知，又自恃胸怀雄才大略，加上漂亮的文笔，他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
1936年，他在《柳州日报》的一篇政论惹了麻烦，被桂系第四某团军的司令部监禁了33天，也因此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祸兮福所倚”，胡兰成的亲日言论引起了汪精卫的注意，遂将招致麾下，胡兰成也由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一跃升迁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走上历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一步：御用。
之后，胡兰成任《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的总主笔，该报是汪精卫的喉舌报纸，大肆进行卖国求荣的舆论攻势，企图从思想上奴化人民，当时这份亲日派报纸上洋洋洒洒的社论均出自胡兰成之手。可是不久，不知事出何因，胡兰成惹恼了汪精卫，被关押起来了。
胡兰成与苏青是老相识了，张爱玲从苏青那里，久闻胡兰成的才名，对之也十分倾慕。此时他落难，张爱玲一时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替胡说情。说情虽未奏大效，但于张爱玲而言，这个年轻女人的心里，头一次为了一个男子的生死牵挂了一回。
当然，此时的胡兰成并不知世上还有一个叫张爱玲的女子牵挂自己，很多事，也许冥冥中就注定了罢。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在一种叫做“缘”的牵引下，不知不觉地，哪天一回头，有些惊讶，又仿佛早已相识，只轻呼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胡兰成向来不是专一的人，在个人感情上如此，对待国家民族以及个人事业同样朝令夕改，见异思迁。既然在汪精卫处碰了钉子，他转而投靠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联系。这样，在日本人的出面下，胡兰成不久即被放出，暂时在南京赋闲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