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上海浦东人，祖籍苏州洞庭东山。上海工商界名流，昆剧票友，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者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棉花专家。
6岁入塾。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入棉花行学徒，光绪二十三年进夜校学英文。光绪二十六年，进上海江海关任办事员。光绪三十年，与马相伯等人组织“沪学会”，声援上海各界的反美爱国斗争，从事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任江苏铁路公司警务长。宣统元年（1909年）夏赴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学习农科、纺织和企业管理等。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成归国。1915年，与胞兄穆湘瑶共建德大纱厂，自任经理。他曾几次拜访过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唯一跟这位伟大的管理学家有过切磋的中国人，1916年1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他翻译的泰罗著作——《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并将该管理法在厂内推行。此后，创办了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分别任总经理及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其间，还办植棉试验场，著《植棉浅说》，致力改良棉种和推广植棉事业。1917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中华职业学校校董会主席。1918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董，2年后连任。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被推为理事长。同年又被聘为北京政府农商部名誉实业顾问，次年，集股在上海办中华劝工银行。1921—1925年，担任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1922年秋由上海总商会推派，北京政府农商部任命其为首席代表，出席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商务会议”。1923年，辞去厚生纱厂总经理职务。1924年，豫丰纱厂被迫由美商慎昌洋行接办。1925年，辞去德大纱厂总经理之职。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和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主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和史量才、黄炎培等人组织地方维持会，支持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1943年9月16日，在重庆病故。
节俭
1918年6月27日，厚生纱厂开工之日，穆藕初因操劳半年，累坏了身体，一睡48小时，起不了床。德国名医福医生对他说：“你用脑过度，最好请假到外地静养一阵，否则一两年后即将成为废人。”有一日复诊，福医生问他回国几年了，他回答已四年。问他办了几家厂，他答已设两家纱厂。问他月薪多少，他答约400元。问他每月伙食费多少，他说伙食费约6元，另外房租24元。福医生笑着对他说：“你自视太轻，自奉太薄。400元月薪不算少，而你用的不足1/10，你不要认为欧洲人崇尚奢华，入门有亭园花木，屋内陈设精美，起居舒适，那是工作后用以怡情养性、恢复脑力所必需的。你回国才四年，组织的两个厂已先后开工，你的建设能力不小，信用也厚，有几个留学生能做到？希望穆先生爱惜自己，为国家社会效力。”穆藕初的回答是：“月薪虽不少，但家用和子女教育费为数也不少。我正当盛年，即使有积余，也应当以血汗所得之财，供社会正当用途，怎么能以一人的怡情养性，来消耗有用的财力？”
当时，穆藕初家住在德大纱厂对面简陋而拥挤的里弄，周围孩子都是工厂子女，大家以穆家孩子为中心，他感到特殊待遇只会增加孩子们的傲慢之气，不利于培养进取心，所以就送他们上学校住读。不知道是不是福医生的话触动了他，当年他就在德大、厚生附近买下一块地，开始造一幢西式住宅，1920年11月迁入。留学美国之前，他在海关、龙门师范和铁路工作的月薪都有百元，但在德大最初只拿80元，有朋友为他抱不平，他却说：“人生处世，唯当自问能力、精神、才识如何，及处事之勤奋如何，薪水可不计。”他常引用西方谚语“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来自勉。
1922年4月6日，他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华劝工银行董事长。第二天，他写信给经理楼恂如、副经理刘聘三，不要每月的车马费：“愚者一得，苟于行务微有裨益，自应竭诚。其每月车马费120元，务请停给为盼。”
穆藕初办事一向公私款项分得很清楚，往来巨款，交割手续毫不含糊。办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账房、栈房、物料，都请股东选派合适的人分别主管，但由他监督，由他决定去留。特别是他没有股份的厚生纱厂，总账房1人、花纱布栈房主任3人、物料主任1人、批发所账房3人，都由大股东介绍信赖的人担任。他在辞去总经理时，只是将账房、栈房、物料房点验清楚，将32把钥匙交接即可。他说：“大丈夫磊落光明，财色生死关头，尚须打破，何况此区区小事哉！”
即使从政时，穆藕初对公私也分得很清，公物公款，一丝不苟。他说用公家的钱，“要和用自己的一样爱惜，一样节省，一样斤斤计较，一样文文打算”，“不宜吝啬，要用得得当，用得恰如其分”，“公私要分得清楚，不得假公济私，不得以私损公”。曾在其手下任职的吴麟鑫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作起来仿佛不要命，常常通宵达旦，连年轻人也比不上他。他平常写自己的东西从来不用公家信笺，私人书信往来，决不用公家的信封、邮票。
抗战期间，穆藕初慎重地向行政院提议颁发院令，劝告四川人改长衣为短衣，以节约布料。他在重庆担任的官职不少，经济收入还算宽裕，但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经常穿的是旧衣衫。老友黄炎培评价他“黄金满筐，而君萧然”。
1943年9月16日，病重的穆藕初从医院回张家花园寓所。并对家人云：“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他一再告诫家人，将来一定要把他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苏州，并用陆游的两句诗叮嘱儿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穆藕初的财产，在他生前就差不多已经散尽。这些钱财，千丝万缕地融化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中。有人问穆家修，他父亲有什么遗产留给他。穆家修笑道：“什么遗产也没有，我们兄弟姐妹中，无人经商，也没有一个是富翁，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父亲的愿望。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他认为该花的地方。”
乐观
即使在艰苦的处境中，穆藕初仍保持着乐观。在他身边工作的倪传钺回忆，穆藕初晚年在重庆，“经济大不如前，有一次，唱曲结束后，先生带我们到饭店吃饭，改善伙食，每人点一样菜，规定必须要全部吃干净。吃完后，先生拿起一个空盘子放在面前，很幽默地说这叫照镜子。”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其中有两个中国内地的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穆先生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如此一个乐现主义者就像中流砥柱一般……穆先生的才干和性格是中国的一种幸运，我们为有更多的穆先生而祈祷！”
穆藕初素来坚持体育锻炼，身体强健。1942年12月，穆藕初突然被蒋介石“撤职查办”后，原本不太严重的痔疾突然加重起来。1943年3月19日，穆藕初入中央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肠癌。有一次，好友黄炎培、杨卫玉等到医院探望，见他谈笑如常，十分感动，特意作诗一首，戏云：“老爱吟成癖，闲将病带来。客稀诗境静，医去笑颜开。浩气仍摇榻，刚肠易若灾。明朝君勿药，且漫醉千杯。”
重教
穆藕初认为，国家要富强，重要的前提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大量的人才。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真正的人才，则必须注重教育。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优良教育的民族，绝不可能是一个进步强盛的民族。穆藕初对教育的赞助，可以说是倾尽了心力。
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此捐巨款。他无偿捐银5万两给北京大学选学生赴美留学，在当时曾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举动，无论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在开办之初，也曾得到他无私无偿的援助。
教育成功的试金石，在于能否培养有用之才。穆藕初在《惜人才》一文中这样说：“国无人才，国将不国，才而不才，或用违其才，非爱惜人才之道”，“人才为国之元气，惜才为培养之原。”
穆藕初选择人才的标准，也是不拘一格。当年出资北大资助学者留美，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用死板的考试，而是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位学者推荐，不限地域，不限学科，只要道德、学问、能力诸方面都出类拔萃，得到这四位大学者认可便可通过。结果选送的五位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人才，其中有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和文学家。
令人感慨的是，穆藕初出资送人才出国留学，不求任何回报，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后为他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须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便算达到了目的。
有一回，穆藕初收到企业中的一个年轻的勤杂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向穆藕初借阅有关棉纺工业技术的书籍。第二天穆藕初便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这个小勤杂工。他问神情紧张的小勤杂工，为什么要借这些书。小勤杂工回答，想自学。穆又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小勤杂工答：“家里没钱，只上到初一，便辍学来当学徒。”穆藕初想了想，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小勤杂工一惊，以为老板要解雇他。穆藕初笑道：“放你三个月假，你准备一下考高中吧。如果你能考上，不要担心学费，都由我来负担。”三个月后，这位小勤杂工很争气，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第一个学期结束，穆藕初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各科成绩优异，便决定在第二年暑期后送他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七年后，这个年轻人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成为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这位勤杂工出身的经济学家，就是方显廷。方显廷感激穆藕初的知遇和提携培养之恩，毕生把他奉为恩师和慈父。
1943年，穆藕初在成都治病期间，穆藕初的夫人与儿子家麟及伯华先后辗转来到成都。虽身患重病，他仍然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据穆伯华回忆：“一日，我走进先君病室，先君正向家麟弟讲述欧阳修《陇冈阡表》之精要语，‘祭而封，不如养之薄也。’我忽然冲口而出‘俭朴所以居患难也’亦是精要语，先君视我而不言。继而我暗思先君殆自知病况难望好转耶。……是安慰我们而已。”7月19日，穆藕初给刘聘三信中还提到家麟的婚事，“麟儿订婚，将来拟请兄与超然兄作冰人。”在病逝前，他安慰伯华“不要灰心”。为人之父，穆藕初对子女们充满真挚的爱，寄予深厚的期望。
莫逆
上世纪的前四十年间，在上海乃至中国，一个教育家与一个企业家之间，相濡相挈之友情，能达到“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的，恐怕无出于黄炎培与穆藕初之右者。从1901年他们相识，到1943年穆藕初辞世，历四十三年。他俩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奋斗，却又时时携手，相互支撑。一个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与一个著名教育家之间如此深沉的友谊，从一种具体的、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上海）企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黄炎培与穆藕初是同乡。他们都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即以后的上海市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滚滚黄浦水和江边冲积平原的沃土养育了他们。他俩的家乡川沙，紧挨着正在形成中的，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繁华的大上海。
由于哥哥抒斋（湘瑶，又称恕再）是公学特班的学生，穆藕初常去该校，一方面在这里可以接受到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另一方面还可结识新朋友。黄炎培说：“当清光绪辛丑、壬寅之际，恕再共余读书南洋公学，日常称道弟藕初不去口。某日，一白皙少年入恕再室，就而询之，恕再扬其手以答曰‘此即余弟也。’余之识藕初自此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