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6天，“日清丸”轮的船长只好派出代表，到航务管理处向卢作孚处长表示愿意遵守中国港口的规定，欢迎派员上船检查。卢作孚问：“你们船长认识错误了吗？”来的代表满脸堆笑，连说：“大大地认识、大大地认识了。”于是，北碚峡防团务局的武装人员登上“日清丸”轮，在船长陪同下，按章履行了港口检查手续。然后，工人才给他们卸货，商人才供应他们给养。
死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卢作孚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卢作孚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卢作孚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卢作孚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卢国纶曾在一家媒体上口述了父亲去世的三个直接原因：民生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以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的“五反”动员大会。大意如下：
建国初期，民生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收支失衡，员工发不出工资，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甚感担忧。1952年初，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旧制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原因甚不可解。因此，卢作孚至离去也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卢作孚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蒙淑仪后来回忆，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卢作孚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2月8日的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自尽的导火索。
当晚大约7时，蒙淑仪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她说，卢作孚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蒙淑仪考虑到近来卢作孚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卢作孚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蒙淑仪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卢作孚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公司来人竟没有把卢作孚送到离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蒙淑仪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卢作孚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卢作孚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蒙淑仪才派温师傅去叫儿子卢国纶，他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蒙淑仪和卢国纶为父亲守灵。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卢国纶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卢作孚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卢家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卢国维也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日下午两点，他和妻子带着孩子赶回重庆家中。母亲、弟弟和姑母都在家里等着他。卢作孚的灵柩停放在客厅。他的面容安详，栩栩如生。
2月12日，是卢作孚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卢作孚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其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
卢作孚逝世后的第二天上午，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前来卢家看望。卢作孚的生前好友张澜和黄炎培，从北京发来了唁电。国内外媒体也迅速刊登了卢作孚逝世的消息。
民生公司总公司的职工和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得知卢作孚去世的消息后，自动降了半旗。不少职工和船员，卢作孚接触过的或者没有接触过的，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知道卢作孚去世的消息时，都感到十分惋惜。195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在首都隆重的庆典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曾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周恩来在卢作孚去世后，不止一次地询问了家属的工作情况，对卢作孚一家给予了深切的关心。特别是在卢作孚去世后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对卢作孚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称他不仅为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使卢作孚全家非常感动。
评价
毛泽东：不能忘记的人
当卢作孚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
张群：一大堆不协调
按照卢作孚的好友、四川省主席张群的说法，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梁漱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
“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我结交作孚先生约在抗日战争军兴之后（1937年），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大约是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到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至。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周老谈话时的情景，我依然清楚记得。他将拇指一跷，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由此可见周老对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称道。……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常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的了解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
“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黄炎培：富于理想而勇于实行
“卢先生奋斗越努力，事业越发展，信誉越增加，……而他还是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
古耕虞：没有一个企业家能赶得上他
“卢作孚先生是全心人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谋利益的爱国者，中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人心胸慈善，办事诚恳”，“一生清廉俭朴”，“为人胸怀坦荡，很有气质”，“一贯事业心极强”。“我看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能赶得上他，我敢于这样说，这不仅仅说他是那企业家的经营本身，最根本的是他那种高贵的创业精神，没得人赶得上他。……作孚先生留下的，至今盛传不衰的崇高风范，不都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吗？多么值得我们景仰和借鉴啊。”
经叔平：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实业家。他以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为己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实现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为改变旧中国的教育落后、经济落后而奋斗终身。……卢作孚先生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历经艰险，呕心沥血，经营有道……卢作孚先生还是一位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家。他重视人的因素，重视员工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用人唯贤。‘民生公司’和‘民生精神’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典范。”
厉以宁：我国近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创业不是简单地改变个人的处境，或使得个人的事业有所成就；创业是同国家的振兴、国民经济的腾联系在一起……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有高度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创立的民生公司，有理由被认定为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内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范例。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近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张公权：有学问而追求新知识
“民生公司，以作孚先生之埋头苦干，以身作则，不特于长江航业已足与外轮抗衡，而于培植后进，尤不遗余力，用是人才辈出。”
“热忱而克已，有旧学问而追求新知识，有事业心而到处助人。”
妙文
快乐与痛苦
卢作孚
快乐与痛苦是产生于人们的感觉，尤其是产生于人们的要求，而非产生于环境或刺激。我们要求什么，什么便是快乐。相反或不同的刺激，便是痛苦。
快乐和痛苦的程度，亦决定于要求强烈的程度。达到了愈强烈的要求，愈快乐；违反了愈强烈的要求，愈痛苦。例如：朋友谈天，是快乐的事，但是我们正在要求读书，而有朋友来搅扰着谈天，便是痛苦的事了。运动，是快乐的事，但不好运动的人，倒视运动为痛苦的事了。要求玩耍的人，做事便是痛苦，而要求做事的人，无事却又是痛苦。要求集团生活的人，在集团中便是快乐，离群索居便是痛苦。要求秩序生活的人，在秩序中便是快乐，杂乱无章便是痛苦。反之，孤僻的人，则以人群聚居为痛苦，而自由活动的人，则又以规律束缚为痛苦。
不明白快乐和痛苦的来源在自己，却每每埋怨着社会。其要求愈缩小——缩小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装饰，个人的舒服……其痛苦则愈扩大，扩大到社会环境的全部。因此为社会的要求而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工作，却变成了非常痛苦的工作；为社会的要求而讲学，乃至于为社会的要求而运动而游戏，是非常快乐的生活，亦变成了非常痛苦的生活。只以个人读小说为快乐，一到了读书会有组织的讲学，则以为痛苦。只以个人乱扯胡琴为快乐，一到了游艺会在大庭广众中表演游艺，则以为痛苦。为了以社会生活为痛苦，乃至于谢绝了一切快乐之来源，陷其生活的全部于痛苦的重围当中。自己缩小快乐的范围，扩大了痛苦的范围。不觉悟，到反感觉环境的烦闷，社会的冷酷。社会每成一个被憎恶的中心，虽然那一个社会在用尽力量帮助个人，亦不会产生个人对它快乐的感情。强者辄思毁坏，弱者止于沉没，好人自然的消极到只爱惜自己，不好的人，便扩大要求的范围到牺牲社会，无所爱惜。尤其是人各为其自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要求的冲突，由此冲突产生了弥漫周围的痛苦。愈从个人身上去寻求快乐，便愈加紧了弥漫周围的痛苦。
个人身上是决不会产生快乐的。快乐只有在社会中间寻求。只有将个人的活动全部安放在社会中间，给予社会的仰望，取得社会的赞同，取得社会的欣赏。个人的活动全为社会的感情所紧紧包围，沉酣在社会的强烈刺激当中，乃是人生无穷的快乐。在今天不但这样快乐须我们去寻求，这样社会还待我们去创造。我们要创造一个社会，这社会当中任何个人，都为了社会而工作而学问而运动或游戏。假设这一个社会竟是民生公司，则里边的朋友必须努力工作，从工作上增加收入节省支出，扩大帮助社会的实力，而且随时随地地寻求机会以帮助社会。必须努力学问，参加一切授课读书讲演的机会；必须努力运动或游戏，参加运动，参加音乐演奏，参加戏剧，尤其是在一切快乐的集会机会。从这些社会的活动当中去创造社会的要求，社会的欣赏，社会的快乐感情，自己的活动则全部鼓舞于此社会的快乐感情笼罩的当中，则浑身都是快乐，尤其是与人接触的都是快乐的活动，所谓痛苦便完全被祛除了。
只有社会中间没有痛苦。快乐都在社会中间，只待你去寻求。
原载《新世界》（193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