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8000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基虽稳牢，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来拉拢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作孚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吗都向我要？我不好办！”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四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份动员他们售出3000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趁此时夺过他手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那8000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这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人被孔大少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怎能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周旋到底，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账，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货值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8000箱不是个小数目，你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8000箱不知要多多少倍的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账？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锏。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接连派要员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的商人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事后，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
用人
古耕虞说：“资本家用人看才干；董事长要找官来当。”“罗致人才，是为了使用人才。而人才能不能为你所用，并发挥其才干，关键在于使用人才的人。”他又说：“使用人才，就在于重用想做事、敢做事，而且善于做事的人。而对于那些善于做官的人，倒应该有足够的注意。”在这些观点的引导下，古耕虞精心优选人才，他的公司里人才济济，光出身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有名的经济学院的人，就有十多个，少数外国职员（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也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担任四川畜产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的袁冲霄，就是古耕虞的得力助手。袁冲霄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他专门学习过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管理。在古、袁二人相识之前，袁本人也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怀才不遇的过程。正如袁冲霄自己说的那样，生活虽然舒适，但他毕竟成了一只“断线风筝”，“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他怀念自己的家乡，很想为饱经磨难的祖国做些事情，而且不喜欢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活。于是，1934年，他告别了生活达五年之久的美利坚，偕夫人启程回国。他不喜欢甚至很讨厌官场的气氛，渴望在工商界一展身手。他的这个性格和古耕虞极其相似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银行总秘书王君韧介绍他们相识了。在此之前，他们之间无任何来往。古耕虞是中国银行的大客户，互相来往密切；而袁冲霄回国后，任职的单位都是与中国银行有关的企业，因此，他们除了都与中国银行有点瓜葛外，二人之间可说是萍水相逢。
袁冲霄出身贫困，他的父亲早年是北京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园林的老画工。在那个年代，那些很想与权贵结交的人，自然瞧不起袁冲霄的家庭出身。古耕虞却不以为然，相反，他恰恰认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人家的孩子，年纪轻轻就被国内企业送到美国去工作，而且还在异国他乡拿到了著名的纽约大学的学位，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必有过人之处！
他开始刻意与袁冲霄接近。
他实施的第一个步骤，是以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的身份，亲自出面邀请袁冲霄担任该协会的副总干事。
袁冲霄后来回忆说：“古耕虞这个老头（其实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古稍大一点）真厉害，他几乎处处在捉摸我这块料能不能被他利用。”
促使古耕虞下决心选用“这块料”的时间，是在日本投降初期。此时，蒋介石任命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为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袁冲霄是东北人，张公权邀请他担任该委员会下属一个处的副处长，不久又许愿让他担任处长，但袁冲霄谢绝了，这更加引发了古耕虞对他的兴趣。
那时，古耕虞正处心积虑地谋划战后“川畜”向全国发展事宜，在他勾画的蓝图里，鬃商们必争之地的天津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毫不犹豫地把天津放在了第一位。他希望袁冲霄能够替他主持天津的业务。
他先试探了一下袁冲霄，并没把话讲明，只是问他以后有何打算。袁回答说：“我以前供职的义利公司、植物油厂都是与中国银行有关系的，而且其主事者都是上海人，可是他们内部斗争却很厉害。我是东北人，照理应该回东北，但以我与中国银行或张公权的关系来说，只是个外人，即使回东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无非是做官混日子。”
讲到这里，袁冲霄似乎言犹未尽，又坦率地对古耕虞说：“我知道你也不乐意做官，但你能和官混得很好。我却是连混都不愿意啊。”
袁冲霄向他表明了心迹，古耕虞有些感动。他真诚地对袁说：“冲霄，我和你都是从小干猪鬃的。我们萍水相逢，志趣相投。你不愿做官，我也不愿做官。我问你，你看天津这个码头怎么样？”
“在天津干猪鬃，当然是个最理想的地方。”袁冲霄顺着古耕虞的话题说。
“是的，我准备开办四川畜产公司天津分公司，你去当经理好吗？我们合作，痛痛快快干一番事业。公司的头寸，你可以不管，王君韧要去当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我会同他讲好的。你只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我授给你全权！”
袁冲霄被古耕虞打动了，他紧紧握住古耕虞的手：“老古，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干！”
古耕虞用力拍了一下袁冲霄的肩膀：“太好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不瞒你说，我连飞机票都给你预定了，就等你小子点头。”
“你这个家伙，真够绝的，我服你了。”袁冲霄笑说。
二人抚掌大笑。古耕虞说：“走，今天我请客，咱们吃火锅去！”
但是，古耕虞遇到了来自公司内部的压力——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们都反对他使用他们并不了解的袁冲霄。
袁冲霄回忆说：“这是因为我是东北人，而四川帮用人常常不爱用外地人。”
古耕虞召集董事和股东们开会，再次讨论任命袁冲霄的事情。讨论了半天，仍没有结果，他不想再这样拖下去了，疾言厉色地拍着桌子，大声说：“你们不要只看袁冲霄不是四川人，四川畜产公司要向全国发展，这是股东大会通过了的。这一点，我决不会动摇！你们都是公司的元老重臣，在公司历经辛苦，现在看到我要起用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们是不会服气的。但请你们为公司设想一下，既然要垄断猪鬃的国际贸易，就得破格录用人才。而人才的唯一标准，是看他的德才能不能担当起这个职务。其他什么亲戚呀、同学呀，在我心里是没有的！……”
古耕虞回忆说，股东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大家都清楚，天津分公司经理的职位确实太重要了，它几乎是整个“川畜”的命脉所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出口打包放款，有一半以上是给“川畜”天津分公司的，仅此一项，即可说明这个职位多么重要。把这样的大权放给一个与公司毫无瓜葛的人，董事会和股东们的担心也是正常的。
他向与会者解释坚持用袁冲霄的原因时说：“袁冲霄到底行不行，你们看看他的履历就明白了。公司最需要的就是懂国际贸易的人才，他就是这样的人才。我还考察过他，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才坚持用他。”
许多年后，在讲到自己的动机时，他说：“敢不敢使用一个有才干的人，关键在于你为了自己的事业，敢不敢不拘一格用人才。你要使用他，就必须信任他。当然事先要认真地考查、观察他。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考查，不断地观察。历史上，任何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没有这个魄力成不了大事！”
就这样，古耕虞最终说服了董事会和股东们。
古耕虞和袁冲霄二人之间说话坦率，而且自始至终保持了平等的氛围，古耕虞不因为自己是大老板去摆架子，袁冲霄也不因为自己是雇员而唯唯诺诺。除了当时必须向任何人都保密的事情外，古耕虞无话不同袁冲霄谈。他们有时也为了某些事情争得面红耳赤，但全是就事论事，都是为了公司更好，绝不会影响他们二人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