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魏晋南北朝时的城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城市进人了一个中衰时期。从东汉末年起，由于战乱和外族入侵，城市普遍遭到破坏，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凋敵^在这种情况下，官府所需的物品，除了絹、布可以取自租调外，其余就必须自己生产。所以官府手工业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由于战乱频仍，货币经济发生混乱。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文帝明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西晋以后，实物货币仍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南方各朝尽管对货币屡有改铸，但由于货币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商品的流通，部分地区也有钱帛杂用的情况。
这一时期在城市发展方面值得一提的事实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城市内部结构出现了变化。以邺城为例：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和河南安阳的交界处，公元201年曹操建都于此，当曹丕代汉定都洛阳时，邮城成为北都，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及北朝的东魏、北齐都曾以此为都。目前，邺城的城墙、城门和街道的位置已探明。邮城的特点有两个：（1）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大于南区，宫殿集中在城内北区中央，南区为居民区，从而改变了汉代及汉代以前宫殿南北分散的形制；⑵有对称均勻的中轴线，改变了以前都城内宫殿建筑不规整的局面。这种布局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北朝、隋、唐等时期的都城规划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南方的城市取得了较大发展。如建业，原名秣陵，在汉代只是杨州郡的一个小县。公元211年孙权于此建都后，改名建业。此后，由于富商大贾在此交流各地物产，使其成为江南一大商业都会。城内有大市、小市和北市，《吴都賦》中说建业“器用万端……交易相竞……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东晋以后，建业更名建康，为南方各政权都城。据记载城周廿里九十步”。南朝梁时，建康有“户二十八万”。以每户5口计，当时的建康已是拥有140万人口的世界罕见*的大城市。各地赶来交易的“贡使商旅，方舟万计7《宋书？五行志》）建康以外，荆州、成都、京□、广陵、吴郡、会稽以及寿春、襄阳、广州等都是商业繁荣的城市。
6.隋唐宋元时期的城市
隋唐宋元时期，国力强盛，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的发展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涌现出一批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都市，而且出现了一些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
长安是隋唐时期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之一。隋唐长安城建在龙首原及其6条余脉上，枕渭水，面终南山，规模宏大，规划整齐，面积达83平方公里，由外廓城、皇城、宫城3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城内北部正中，为皇宫所在地；皇城在宫城之南，为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所在地；外廓城主要由居民区和商业区组成，长安城的商业区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居皇城东南者，隋代叫“都会市”，唐代称“东市”；居皇城西南者，隋代叫“利人市”，唐代称“西市”。两市皆为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唐时，东市有220行，几千个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而且“商货所凑，多归西市”（宋敏求《长安志》），繁华超过东市。根据考古发掘，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周围都有夯筑围墙，墙内设沿墙街和井字形街道。井字形街道两侧房屋密集。两市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所不同，如有的地方出有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和大量瓷器残片；有些房址内发现有石杵、臼；南大街中部出土有大量料珠、珍珠，骨质、玛瑙、水晶等装饰品，还有少量金饰件，骰子、骨料甚多。这些情况印证了文献中两市按行分区的记载。
东都洛阳为隋炀帝在位时期兴建。隋曾将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家集中到洛阳进行生产。洛阳城内，街道纵横交叉，里坊林立；还有三市，“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其中，通远市周围达3公里，丰都市周围有4公里。通远市之东是漕渠，有“舳舻万计”，“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丰都市“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廷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同市“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其繁荣程度不亚于长安。
开封既是北宋都城、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宋神宗时，开封城中有居民20万户，人口百万。以前坊市分置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坊、市杂处的局面。城内手工作坊遍布，店铺林立。中等以上工商业者6400余家，小商小贩则近万家，既有集中，又有分散。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城内有多处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内城州桥以南到朱雀门一段，酒楼、饭店、茶馆、商号、药铺等鳞次柿比；州桥以东是鱼市、肉市、金银器铺；以西有鲜果行、珠玉铺。宫城东面的潘楼街、界身巷等，也集中了大量的店铺，少数民族的客商常在这里出售猎鹰及其他特产。界身巷的店铺以经营金银铼帛为主，“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城中还有营业至三更的夜市，五更点灯开市、天明即散的“鬼子市”，除固定的店铺进行的商业活动外，开封城内还有众多的定期开放的大型交易场所。
大都是元代的首都，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元世祖于金人所筑城之东北更筑新城，称为“汗八里”，汉人称为“大都”。大都周围28600米，不仅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经贸中心。元代的大都“人烟百万”。关于其经贸盛况，《马可？波罗行记》和黄仲文的《大都賦》中都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口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往来之外国人，或来人贡方物，或采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店，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人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织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乃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的商业区主要有两个，一个在市中心的钟楼、鼓楼附近；一个在顺承门内的羊角市一带。钟楼周围有：锻正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刺市、铁器市、面市、柴炭市等。羊角市里有：马市、牛市、骆驼市、驴市、骡市等。其他小市场有：中书省前纸扎市、文籍市，齐化门东车市，翰林院东靴市，修文坊煤市，把云楼前脂粉市等。大都城中贸易规模也很大。如酿酒，“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有人在大都城东通州酿酒，其“糟房，日至万石”。据载，元代商税在天历年间（公元1328年~1330年）达76万余锭（7600余万贯）之巨。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城市的发展。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城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扬州是长江、运河的转运枢纽，随着江淮经济地位的上升，其工商业日趋繁荣。在唐代后期，“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扬州的经济地位超过北方的长安和洛阳。由于原材料来源比较方便，技术交流较快，使其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当时扬州的铜器制作、造船业、制帽业、丝织业、制糖业、家具加工业均较发达，而以铜器生产最负盛名。在制作精美的铜器中，有铜灯树、铜镜等，铜镜尤为出色。韦应物《感镜》诗云广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张籍《白头吟》诗云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说明扬州铜镜得到广泛的使用和普遍的好评。唐后期，扬州是海盐和茶叶的重要集散地，药材、木材的销路也很好。而且由于“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因而珠宝金银交易也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扬州就成为一个“商贾如织”的地方。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还有不少“胡商”。解放以后，扬州先后出土了一批唐俑。其中有些俑高鼻深目，一望而知是胡人形象，故被称为“胡俑”；此处还发现了与“胡俑”有联系的骆驼俑，胳驼有“沙漠之舟”之称，是胡人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再联想到杜甫《解闷》十二首中“商胡离别下扬州”的诗句，自然会使人想像出当时扬州的商业盛况。蜀郡（成都）在隋时已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之所。到唐后期，由于许多人避乱巴蜀，更促进了这里的发展。时人称“扬一益二”。杭州在唐代也非常繁荣。它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李华《杭州？史厅壁记》）。北宋元丰年间，杭州城人口20万户。南宋时，这里是都城，居民最多时达38万多户。城市的规模较前有很大拓展，“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耐得翁《都城纪胜》）。货物品种齐全，“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吴自牧《梦梁录》）。上市货物的产地几乎遍及南方各地，而且“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耐得温《都城纪胜》），工商业行会的门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有414行之多，只是名称上或称行，或称市，也有称团、作的。此外，苏州、荆州、鄂州等城市也逐渐繁荣起来。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一批以外贸为特征的城市。隋唐时的广州已很繁荣。“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韩愈《送郑尚书序》）。唐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税款。宋代，广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对外贸易都较发达，政府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设过市舶司。
这一时期，城市的人口不断增长。在北宋，都城开封人口超过百万；而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还有40多个。城市的数量不断增长。北宋时，凡设置征收商税机构的“场”、“务”的地方，大多为中小城镇，称为镇市。此外还有草市和小市集。地处交通要道的草市、小市往往会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定居人口的增多发展成为新的镇市。
7.明清时期的城市
明清的城市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一方面，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
明清时期，大中城市的经济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京作为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消费中心。“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商业非常发达。南京是明初的都城，工商业也很发达。手工业主要有纺织、印刷、造船和建筑四个部门，尤以织造、印刷为盛。此外，还有毡匠、皮作、铁作、银作各匠，鞋辔和杂役作坊。据正德（公元1506~1521年）《江宁县志》记载，南京的商业铺行有104种。杭州不仅手工业发达，丝织、印刷、造船、酿酒等部门的生产很兴盛，而且是“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之所，是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扬州在明初只有18万人，到明末，人口已达80万。
明清时城市发展方面最明显的特征是工商业市镇的勃兴。据《吴江县志》记载，该县弘治以前只有三市四镇，万历年间增至十市七镇。其中盛泽镇，明初只是五六十户居民的村庄，嘉靖时始为市，万历时巳成为5万户的大镇。据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地区统计，万历时的市镇，人口5万以上者4个，3，5万的1个，1至2万的有7个，万人以下的则比比皆是。这些新兴市镇既有商贸型市镇，但更多的则是专业性的市镇如苏州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王汇泾镇、濮院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等以丝织业著称，松江的枫泾镇、朱家角镇、朱泾镇等以棉织业著称。这些新兴市镇的发展速度很快。如广东佛山，起初只是少数村落里有家庭冶铁活动的存在。到明代，由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商品经济发达，大量铁锅被用于煮糖、煮茧、蒸酒等，因而引起佛山冶铁业的发展。永乐后，许多农村家庭手工业者离开农村集中到佛山从事冶铁工作。佛山因此很快发展起来，冶铁产品也远销到外省。到明末，佛山巳是“生齿日繁，四方之舟车日以辐辏”（乾隆《佛山忠义乡志》）的都会了。到了淸代，甚至成为四个主要商业城市之一。所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明淸城市中最深刻的变化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已稀疏地出现在江南和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棉布袜织造业、榨油业、矿冶业等手工业部门。如苏州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到明中叶以后手工作坊雇工的现象已相当普遍，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载，当时税监肆虐，“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以此推算，苏州城里的雇工不下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