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年（828）三月，唐文宗看到正直大臣韦处厚已死，裴度也心灰意冷要辞归东都。自元和末，宦官就掌握兵权，更加骄横，称为“北司”，控制了朝政，几任皇帝都控制在他们手中，威权甚至超过了皇帝。而朝官们所居的“南衙”，也称“南司”，大多都敢怒不敢言，不甘心地屈从于北司。唐文宗心急如焚，日夜想自为“堂堂天子”，哪能甘受这种屈辱？他不自省本身的过失，却认为朝中缺乏得力辅佐之人。思来想去，他心得一策，就是开科选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作为自己的肱股，把宦官手中之权夺过来，这就是他自鸣得意的“大计”。于是，他就下诏，召集天下读书人当廷策对，录用其策对优等的数十人。
前已叙及，中唐后每科中第之新进士的惯例是拜座师、游曲江、吃探花酒、雁塔刻石留名。但进士及第后，朝廷并不马上授予官职，还必须在吏部主持的制科考试合格后，才能解褐做官。当然这种考试分科较细，一般说来应考者容易发挥特长。而应吏部考试，就称为“应博学宏辞试”。
诏书一下，就有儒士一百多人入朝应试，其中不乏天下的著名诗人和名士。这次对策的策文由唐文宗亲自所拟，策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人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质文选救，百氏滋炽，风流微，自汉以降，足言盖寡。”
“朕顾唯道，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未达，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思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治，而豪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朝于变风而生徒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科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风靡，积讹成。其择官济治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治。思所以究此缪，致之治平，心浩然，若涉渊水。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启宿懵，冀臻到时雍。”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治之阙，辨政之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泽惠于下土？何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治，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以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惟此龟鉴，择乎中庸，所在洽闻，朕将亲览。”
皇帝的策文张榜挂出后，儒士们见唐文宗虚心列举朝政的弊端，又表述了自己革除弊端的意愿，从革弊、惠下、修治、和谐四个方面以及古人合时宜、兴课考、平藩镇等治世经验，要求士子推古源、鉴古今、择中庸、利现政、各抒己见。各个欢欣若狂，以为时逢圣主，各展平生所学，阐述各自建策，以备皇帝御览。
本来自贞观以来，唐朝于中国封建王朝各代中，是文禁最宽松的时代，士子在应试中即便是直斥皇帝也不为罪，此为史称唐朝胸襟博大的表现之一。这次儒士们对策，更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宗旨，纷纷奋笔疾书。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将儒士们的对策论文，按优劣分等，逐份上呈唐文宗御览，且将昌平士子刘（字去华）的对策文选为第一，誊抄后张榜挂出，士子们竞相传颂，只见上写：
对曰：臣诚不佞，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怀愤郁抑，思有时而发。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袄言之罪无所悔。况逢陛下询求过阙，咨访嘉谋，制诏朝内外，举直言极谏。臣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谨死以对：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地以济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虑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治，其则不远，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奸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代之成败。心有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欲人之化，在己以先之；欲气之和，在遂情以导之。救灾旱在致精诚，广播殖在视食力。国廪罕畜，本乎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检，由朝内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安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资访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否若唐尧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于中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之，勤而行之，则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如何如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