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山石突出如嘴”处
李洪图2002.3.6
石嘴山之市名源于地名，地名又源于山名，山名源于山石之形状。《大明一统志》载：石嘴山“在卫城（今银川市）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明清的宁夏方志亦有如是记载。显然，石嘴山之所以名为石嘴山，是因为“山石突出如嘴”。
在石嘴山工作多年，始终未见过“山石突出如嘴”之状。直至1987年6月随市志办的同志察看古迹时，始寻到“山石突出如嘴”之处。
那地方位于石嘴山当地人俗称石喇叭之处的黄河岸边，亦即石嘴山城区至河滨区的中途，紧靠公路边，面向黄河。若从路上观之，几于平地，但面河的一方，巨石突出，伸向河面，从石之两侧观之，确如张开之大口。“山石突出如嘴”，此之谓也。
当年石嘴山“山石突出如嘴”之处，或许并非此处这一小段，而是沿河很长很长的一段。大约是自然与人事诸多原因，使之逐步缩小，留存下来的仅此而已。然而，有此一处，当可使后来者形象地明白市名的来历。
6.涝坝口石刻塔
李洪图2002.1.23
石嘴山市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两处共七座石刻塔。其中，涝坝口两座，大枣沟五座。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炎炎夏日，一行十余人乘一辆中巴，从大武口沟口的石城子开始，至正谊关口的老关疙瘩，看遍沿山一带古迹，涝坝口石刻塔亦在其中。
石刻塔者，山崖石壁上雕刻的塔也。涝坝口石刻塔在沟口北岸的崖壁上，并排两座，皆为喇嘛式塔，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呈三角形。两塔造型相同，西边的石刻塔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中见开方龛，龛高30厘米。宝珠塔顶上置一小三角体塔刹，塔体通高2米、底宽1.2米。东边的石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8米，底宽0.95米。两塔表面均有白灰残痕，说明塔体曾以白灰抹壁。有关人士据塔之造型及西夏盛行佛教并风行喇嘛教诸方面，判断该塔系西夏时期所刻。若干年后，《石嘴山日报》有报道云：有牧羊少年于石刻塔附近捡得铜碗，村民接踵而至争相挖掘，获铜碗、铜盘、铜豆若干。有关部门闻讯后全部追回。《宁夏日报》有报道称：这批铜器，经专家鉴定为西夏祭器，弥足珍贵。这批文物的发现，进一步证实，石刻塔乃西夏时刻制。
天空云卷云舒，山谷中寂静无声。石刻塔既是宗教活动之产物，当年这里必定有相应的宗教活动。然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于数百年前的情景，今人不可妄断。当我从山上往下走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石壁上，两座石刻塔清晰可见。岁月如流，物是人非矣。
7.石嘴山市境的史前遗存
李洁2006.8.25
石嘴山市境发现的史前遗存有四处：暖泉遗址、明水湖遗址、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
暖泉遗址在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其地位于平罗县西南58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上。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器、陶器等文物，还发现了房址。房址为浅地穴式，略呈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朝东设有门道。房址中心设有煮饭、取暖、照明用的火膛。火膛旁有磨盘、磨棒等加工食物的器具。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定居，并已出现原始村落。
明水湖遗址在大武口明水湖。其地在平罗县西北9公里处，北临北长城。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石叶、石片、石核等，还发现了红陶、灰陶陶片、石珠等。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简泉遗址在大武口简泉村。其地在石大公路旁，贺兰山脚下。在这处遗址发现了刮削器、石核等石器。
高仁镇遗址在平罗县高仁镇，其地在黄河以东。在这处遗址发现了细石器、仰韶文化半坡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龙山文化陶片等。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在1987年来宁夏进行考古调查时，于6月22日到简泉遗址、高仁镇遗址考察。考察后，他在给市志办的复信中说：“高仁镇遗址范围较大，在流动的沙丘之下，暴露有文化层，是宁夏北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处。”他还说，简泉遗址“文化性质尚难作进一步判断”。“总的来说，宁夏北部的史前遗存，包括细石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细石器的早期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的晚期也可能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并存。这些遗存的相互关系尚有待深入工作。”
我市境内的上述史前遗存，说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今石嘴山市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生态环境良好，很适合人类生存居住。当然也说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不但已有人类活动，而且已有人类定居。今天，如果你站在这些史前遗址上，遥想当年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生活的情景，你一定会感到这片土地的久远、厚重，无尽的沧桑之感一定会油然于心头。你也一定会为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自豪。
8.千古兴废昊王渠
李洁2006.9.29
昊王渠又称李王渠，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位时（公元1032年～1048年）所建。昊王渠遗迹是石嘴山市境内的西夏遗迹之一。20年前，在当时的大武口乡，尚能看到昊王渠的痕迹。不过，那时是在文物工作者的指点下才看出来的。眼下，大约已很难寻觅旧迹了。
昊王渠实际上是在汉代和北魏古渠的基础上开建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在贺兰山东麓建成了一条长达120里的大渠，因其处于贺兰山下的高处，因而名为高渠。汉王朝灭亡后，羌族等游牧部族占据今宁夏，高渠亦随之废弃。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薄骨律镇（其辖地约为今宁夏北部）镇将刁雍主持在搞渠的基础上重开水渠，名为艾山渠。艾山渠使用不久，又淤塞废弃。李元昊在位时，对废弃的艾山渠加以修复并扩大延长，使之成为一条宽20的多丈，长300余里的大渠。这条大渠起于今青铜峡，止于今石嘴山，与今西干渠平行，但在今西干渠之西。汉代的高渠，北魏的艾山渠，并未延伸至今石嘴山市境，唯有李元昊扩建的昊王渠进入了今石嘴山市境，并留有遗迹。
昊王渠使用时间并不太长，随着西夏的灭亡，又再度废弃。直到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500年左右），又大规模疏浚整修。当时主持整修工程的宁夏巡抚都御史王珣有诗曰：“滚滚河流势险哉，平分一派傍山来。经营本为防胡计，屯守兼因裕国哉。”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重修这条大渠，一是为了“防胡”，二是为了“屯守”。也就是说修渠的目的是想把水渠当做阻击游牧民族的防线，同时还想屯田，发展农业。于是，这条渠又名为靖虏渠。渠名也就有了军事意味。然而，这次修整，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因为“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汉代高渠、北魏艾山渠、西夏昊王渠、明代靖虏渠，几次修复，几度废弃。“修”当然是农田灌溉之需，“废”则是地理条件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其一是该渠位于贺兰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沙砾部位，渠水渗漏严重。其二是渠道穿越20多条山洪沟，水渠易被山洪冲毁。其三是黄河河床不断下切，地面相对抬升，渠首引水困难。在此情况下，只有降低渠首和上游渠身，但最终为顽石流沙所困而告失败。
昊王渠的兴废展示了宁夏悠久的水利历史，显示了古代宁夏人民兴修水利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这足以令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引以为豪。
9.石嘴山采矿之始
李洁2005.9.30
石嘴山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矿业始于何年？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述，见于《石嘴山土神祠记》。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奉旨修建惠农渠、昌润渠。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惠农、昌润二渠建成，又分别在今平罗县姚伏、宝丰，曾设新渠、宝丰两县，并将原平罗柔远市口移至石嘴山。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通智在石嘴山修建了一座土神祠，并题写了《石嘴山土神祠记》。
《石嘴山土神祠记》全文是：“侍郎臣通智、大理寺卿臣史在甲奉命重兴是役。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用恒艰，爰于石嘴山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壤，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万户欢呼。因上奏九重，钦奉硃批：‘此皆上天仁爱苍生之大德。朕以手加额焉。钦此’。臣等仰体国家崇德报功之典，于山之阳择地建祠。俾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民商贾得抒诚敬。于是乎记。”
这篇记述修建石嘴山土神祠之缘起的记文，是颇有史料价值的。从文中可见，通智当年修建惠农、昌润二渠，建筑新渠、宝丰二县，乃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会同史在甲维修唐徕渠时，曾就近取料，在石嘴山采石十万余丈、铁五十万余斤、煤炭不下十万车，用以修建闸座、城堡。据此可知，早在清雍正年间，石嘴山已有冶铁业。另外，记文中说，石嘴山“更出干泥，烧造瓷窑”。可见至迟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石嘴山就已有了烧瓷业，开始生产瓷器。至于采煤业当然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之际。道光九年成书的《平罗纪略》记载平罗物产时说平罗出产煤炭、石炭、干炭、干泥，炼铁、烧瓷，为使“山土神祗有所凭依”，“人们商贾得抒崇敬”，所以才修建土神祠。惠农、昌润二渠建成，新渠、宝丰二县增设，“移市口于石嘴子”，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商业活动。采石、开矿、炼铁、烧窑，于是石嘴山便有了冶炼业、采矿业、烧瓷业。上述各业的出现，再加之石嘴山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交通要道。所有这些便构成石嘴山形成城镇的要素。
10.清代蒙汉贸易的口岸
李洁2005.8.18
石嘴山俗称石嘴子，左依贺兰山，右临黄河，地处险要，为水陆交通要路。清代在这里开设市口，是宁夏与毗邻蒙古族聚居地区贸易的口岸之一。
清代，宁夏与毗邻的蒙古族聚居地区的贸易是有规定地点的。当时规定开设市口的有三个地方，即花马池、横城、石嘴子。这三个市口，每十天交易一次，每月开市三次。开市之日，蒙古人可以到市口交易。除此之外，清廷部郎衙门还发给阿拉善左旗腰牌三十面。每牌限十人以下凭牌出入赤木口、黄峡口、宿嵬口，到宁夏（银川）城，于宁夏居民交易。宁夏居民不经官方许可也不得私入蒙境。
石嘴子市口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平罗柔远市口迁址而来。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0年）在平罗城北“柳陌河之边墙西闇门”开设市口，名为柔远市口。其地距平罗城三十里。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通智建成惠农渠和昌润渠，增设新渠县（在今平罗姚福）和宝丰县（在今平罗宝丰）。与此同时，“移市口于石嘴子”。
清代对蒙汉贸易控制甚严。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为了禁止在蒙汉交易时“勒索抽用钱”而立于石嘴子大街上的两块石碑表明了蒙古人出售商品的种类。碑文说：“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卖绒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蒙古人用皮、毛、羊、马进行交易，购回布匹、茶叶、日用杂货。
石嘴子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地开设市口后，清代统治者防范甚严。按规定，石嘴子市口每月初一、初十、二十日开市交易。交易之日，平罗营参将、鄂尔多斯梅林、厄鲁特梅林亲临市口，共同监督贸易，维持市场秩序。当时在石嘴山市口建有监夷厅、东监夷厅、西监夷厅，分别为上述汉、蒙官员的办公之地。因为交易时有税，故而市口还没有税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大地震后，昌润渠倒塌，地成泽国，民户星散，新渠、宝丰二县随之裁汰。为了加强石嘴子的防务，又从平罗营拔出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兵丁二百五十名，移驻石嘴子附近的大敌台（在今红果子）。大敌台千总带兵丁五十名驻防石嘴子。后因石嘴子“民蒙交涉事件繁多”，当地“人夫工匠络绎不绝”，统治者担心“不时逃亡奸宄易于混迹”，又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这里“设立文武，专司稽查弹压”，向石嘴子派驻主簿一员，把总一员，带兵丁五十名，负责管理蒙汉贸易事务，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石嘴子市口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始，至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止，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五年之久。辛亥革命后，废止了清代的蒙汉贸易规定，但石嘴子仍然是蒙汉贸易的中心。
11.石嘴山市境的贺兰山口
李洁2006.7.28
贺兰山耸立于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南北绵延二百余公里，东西最短处十余公里，最长处五十公里。在古代，它是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带。贺兰山有许多沟谷，这些沟谷是东西之间的通道。沟谷的进出口，称为沟口，战时为关隘，平时则为交通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