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如此。不过季羡林是更为甚者，珍惜时间到了对自己几近苛刻的程度。古人惜时有“三上”之说，他则利用一切时间的“边角废料”，会上，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时，脑海中思考不停。他恨不得每天有48小时，不敢放松一分一秒，不然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是在慢性自杀。除了有争分夺秒的惜时之心，还得有巧用时间的妙法。季羡林在几十年间养成了一段时间内从事几种研究的习惯，不喜欢单打一。这种歇活不歇人的办法，他屡试不爽，在《罗摩衍那》的翻译中，他获益良多。他说：“除了这件事之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把脑筋这把刀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就是我用这种翻来覆去磨过的刀子翻译完毕的。”
是时代造就了季羡林特殊的勤勉不怠、惜时如金的性格。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读了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们对季羡林近乎怪僻的治学之道，就不难理解了。
惜时如金，坚持一辈子不动摇。天道酬勤，季羡林的印度学研究，以及其他学术的研究，获得跨越时代的成就，皆得益于此。
预流弄潮治学要开创新天地，决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而必须勇立潮头，不主故常，咸与维新。季羡林对此有深刻体认，而且身体力行。他强调学术要紧跟上时代的新潮流。他说：“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他非常赞同陈寅恪关于学术研究的“预流”的精辟之见。他说：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并认为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是得了“预流果”的。我认为，季羡林本人也是得了预流果的，是中国当代学术的弄潮人。
季羡林学术研究中的弄潮精神，除了受到他的中国老师陈寅恪等的影响外，还得益于他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他是一位权威学者，第四学期念完，他就给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为了做好博士论文，季羡林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长长的绪论。送给教授，约一周后退回，整篇文章用一个括号括了起来，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教授说：“你费的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读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
这件事对季羡林的打击很大，但受用终身。“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成了他的戒律和衣钵，并传给他的学生。
由此，季羡林对印度学的研究，见解独到，充满新意。我们以他对《罗摩衍那》的研究为例，来看他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在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和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罗摩衍那》中，对这部大史诗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意迭出。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尤见心裁和功底。
他首先将世界上著名的《罗摩衍那》专家的各种见解一一列出，然后指出：以上这些学说或看法，很不相同，也很有趣味，但都没有搔到痒处。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真是一石投林惊百鸟。接着，季羡林从种姓关系、婆罗门和刹帝利之争、正义和非正义之辨、民族矛盾问题切入，对大史诗的思想内容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一系列新论点，铿锵作响，掷地有声。
追求卓越和不同凡响，是季羡林学术研究的风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种风格和精神在他对印度学的研究中，随处可见。例如，他对《梨俱吠陀》中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若干哲学诗的新解，特别是对《无有歌》的洞见，真有振聋发聩之感。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更是他宝刀不老、勇攀高峰精神的见证。
季羡林对印度学研究如此，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如此。预流创新，是他学术研究的灵魂、生命和价值所在。他呼吁我们：“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为此，季羡林提倡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动态，阅读中外国杂志，反对闭门造车，反对空喊和国际接轨。他说：“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用弘取精季羡林推崇胡适“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的观点，认为它是不刊之论。为什么要大胆呢？季羡林认为：“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在这里，大胆假设和预流是相通的，不过大胆假设之后要小心求证。“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越多越好。”饶宗颐是这样评价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这四个字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但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必须具备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言条件，第二是多姿多彩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等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季羡林对材料的求全责备，跟他重考据的学术爱好有关。清代桐城派姚鼐认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季羡林认为，考证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他56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
考证的基础是材料。所以对材料的竭泽而渔，是季羡林学术研究的首要追求。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有了材料，还要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绎出可靠的结论，使结论尽量接近真理，就是“小心求证”。如果说，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至于达到竭泽而渔的境地，是“用弘”的话；那么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绎出可靠的接近真理的结论，就是“取精”。季羡林认为，“小心求证”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要反复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经不住客观材料考验的假设，就必须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就是小心求证。
综观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无论是印度学研究，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走的都是用弘取精的路子。首先是大胆假设，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所谓发挥想象力、胡想力；一旦确立假设，就广收博罗，对材料竭泽而渔；接着就是对材料爬梳剔抉，披沙拣金，去芜存菁，用可靠的材料去修正假设；最后将经过修正的假设和挑选过的材料进行博综精思，灵构妙筑，写出学术论著。以《罗摩衍那》研究为例，他写了一本专著和两篇论文。在《〈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中，介绍和研究《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搜集了梵文、巴利文、汉文、傣文、藏文、蒙文、古和阗文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八种语言的材料，给人搜罗备至、叹为观止的感觉。同时，他的绎归纳做得很好，许多高妙的绝论令人叹服。
学术道德以上三点，是季羡林治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它的全部。他还非常重视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中国学者历来讲道德文章，即强调做人和文风。这个传统到清代还得到较好传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季羡林对此深表赞同。认为梁启超的“德”与他谈的学术道德完全一致。
对学术道德，季羡林身体力行，而且大声疾呼。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但相信学术的作用。“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谈学术道德的，看似调子不高，却十分坚实。他对学术骗子给予严厉鞭挞。什么叫有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季羡林认为，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什么是学术骗子呢？他说，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对于学术骗子，季羡林给予了严厉的警告：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季羡林所以大声疾呼，是因为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
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必须自己做到。季羡林郑重申明：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季羡林认为，正确对待不同学术意见，尤其要敢于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才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他坦诚地承认，最初他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也不够冷静，觉得别人的思考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后来，他有了进步，认为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与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还认为，无论怎样离奇的想法，其中也有可能有合理之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尤其可贵的是，季羡林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多么正确，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他强调了时间的因素，认为“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季羡林是这么认识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选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将反对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
谦虚，是学者的美德。季羡林作为一位学术大家对此非常关注。他关注的是真谦虚，而不是“故作谦虚之状”的假谦虚。他将谦虚与否，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考量，认为“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对一些年轻人自视甚高，他深感忧虑。他说：“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人贵有自知之明。季羡林是真正做到了的。他总觉得自己不行，“样样通，样样松”，“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凡是了解季羡林为人的，都知道他讲的是实话。他写了一辈子文章，累计达千万言，但一直到晚年他写作还是不敢离开字典。这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态度，就是“心虚”，就是不敢自以为是，就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就是学者的道德。季羡林的谦虚可谓数十年一贯制。1947年，已经是教授、系主任的他，听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一年，每堂课必到，听课笔记保留至今。周祖谟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季羡林觉得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就征得他的同意去旁听他的课。到晚年，他撰写《中华蔗糖史》，为了资料占有的彻底性，他不耻下问，向东语系各专业的教师包括青年教师请教各类糖在各种语言中的说法。
虚心治学和学术勇气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学术道德。坚持真理，敢于向权威挑战，是季羡林的一贯作风。关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他曾于1956、1958、1984年写过三篇论文，是其在国际学术论坛勇于挑战、敢于胜利的范例。进入耄耋之年，季羡林的学术勇气依然不减当年，他提出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大破大立，另起炉灶。这是何等的见地和勇气！季羡林为何愈老威望愈高，不但得到国内外老一辈的同行学者的敬仰，而且深得青年学者的喜爱？是因为他的道德文章。
季羡林是当今学术界泰斗，一代宗师，其学之富，非五车可喻。张中行说：“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以上所述，只是对季羡林学术研究的一孔之见，既不深，更不全。然而古人说“见象之牙，知其大于牛也”，请读者“以所见占未发”吧。
季羡林在《汤用彤全集》序中说，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像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这样的“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季羡林用毕生的精力，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永远令人叹之，仰之。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