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关于文化交流的内容、规律，以及应该通过文化交流发展中国文化的论述，很丰富很精辟，下面介绍他的五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内容有三个层次。
文化交流中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季老认为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但是，能拿哪些方面的东西，认识还是很不一致。季老借用庞朴先生关于文化交流有物、心物和心三个层次的三分法作如下阐述：“第一层次是‘物’，如啤酒、咖啡等等，只要好的，我们都拿，而且这个比较容易。第二层次是‘心物’，指心物结合的。比方说制度，制度我们也可以学习。比方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当然不是抄哪一国的，可是也不完全是中国的，我们发展了……我们明确指出，我们的管理制度有的不好，我们要学习外国的。第三层次是‘心’，一般讲起来，最难的是心的部分。比方说是价值观念，这个恐怕很难拿，思维方式，这个也很难拿。审美趣味，我看倒是不难拿的……我觉得审美趣味拿来并不难，一下子就改变了。道德情操这就难了；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我看改变这些也很难……我们今天讲文化交流，讲文化发展的战略，不仅物的方面要拿，那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拿第三方面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在这些方面，我看得要改一改，不改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会很难，非常难。”又说：“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讲文化交流，要讲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就要向别的国家好的地方学习，最容易学的我们都学了，啤酒也喝了，沙发也坐了，可是我们得学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生产力发展不了的话，社会主义建起来就困难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拿比较难拿的。怎么去拿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够改变的。中共中央的决议里边，建设精神文明里边恐怕也有这层意思。”至于如何拿，季老说：“我们现在讲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讲文化交流，讲向外国学习，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我们中国的好的方面，就是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这个我们不能丢，无论如何也不能丢，要大胆发扬。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弱点，在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方面，我们有弱点，刚才我举了好多例子。”季老说了他对鲁迅提的我们民族性的缺点的看法：“我觉得鲁迅是对的，没有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好多现象，就是党中央决议里边讲的严重的消极的东西，这跟鲁迅指出来的，并没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观点：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
季老说：“文化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文化交流。这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这两个‘性’有矛盾又统一。……我现在手里拿着一本刊物叫《文艺研究》，刚出版的。打开书一看目录，文章的题目有：《关于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历史继承与现实创造》等。你看，‘西方影响’即‘时代性’；‘民族风格’即‘传统文化’。‘历史继承’即‘传统文化’；‘现实创造’即‘时代性’。”正是基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二‘性’又矛盾又统一的观点，季老指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简单的过程，而是经过两种文化的撞击，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必然要加以修正，完完全全照搬的很少。所以“文化交流不是直线的，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
为此，季老以中国全部历史发展来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在文化交流中，通过其民族性与时代性产生的不断矛盾与统一的过程，得到持续的发展。他说：“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外来的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边撞击，边矛盾，边和解，边融合，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外来文化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不会结束。”
第三个观点：以文化交流发展中国文化。
基于对文化的交流特性、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深刻理解，季老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而且必然要借助文化交流。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季老说：“我自己认为，在我们中国的今天，要讲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今天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屡次讲‘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我刚才说了，这个政策非常正确。专从文化方面来讲，我那个提纲上有，我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这里边没什么深奥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我们要开放，要拿来，要交流。”季老把“改革开放”与“文化交流直接联系起来，这恐怕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季老把自己对文化交流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国策，从文化方面论证其正确性和必要性，从而把东方学的理论研究与发展东方文化的当代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即我国的东方学研究要服务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现实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
季老认为，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国家呈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更需要也更有条件开展文化交流，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季老介绍的这条历史经验不但非常宝贵，而且非常有说服力，比喻也非常生动、贴切，不能不令人深深叹服。
第四个观点：“拿来”，也要“送去”，“送”为重点。
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当时曾主张“拿来主义”，把西方文化里的好东西拿来。季老是很赞同的，但是季老又觉得，时代不同，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提倡“送去主义”。这样，有来有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季老说：“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绝不会白吃白拿。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如何拯救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季老认为拯救之方是有的，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他说：“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我们还将在后面集中讨论，这里就不多谈了。季老之所以提出“送去主义”，而且认为应该把“送去主义”定为重点，是因为他一方面深知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有许多好东西，一方面发现西方文化产生许多严重的弊端，甚至威胁到了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拯救的希望只能寄予东方文化。所以“送去主义”的提出，既表明季老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高度评价与高度自信，也表明季老对西方文化产生的严重弊端和人类未来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忧虑与关切，故而以气冲牛斗之势，为挽狂澜于既倒，提出拯救人类之方。
季老还主张在21世纪应该提倡“东化”。他说：“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这个话呢，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术来讨论也可以，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要扣帽子。可现在我们学术界，就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提倡“东化”，也就是提倡“送去主义”，这在那些崇拜西方，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的人，或缺乏民族文化自信，“贾桂思想”严重的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口出狂言；然而，两相比较，不也更显出了季老那中国的脊梁的高大形象吗？！
“送去主义”也好，“东化”也好，不管你同意还是反对，客观上早已开始“送”起来了，“化”起来了，而且日益扩大和深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正在形成的21世纪全球中国热就是“东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据新闻报道，世界学习汉语热持续升温，目前已在36个国家开设“孔子学院”80所，不久将增至100所。1950年代埃及只有几个留华学生，学成归国后长期找不到工作。今天，埃及最有名的三所大学均开设中文系，学生1200多人，工作好找，收入也多。“中国制造”的商品，物美价廉，畅销全球。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划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造福人类。现在已在国外种植150万公顷，希望到2010年推广到1500万公顷，至少增产300万吨粮食，够养活近1亿人口。
第五个观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季老认为：“文化交流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互相交流时，产生的现象异常复杂，有交流，有汇流，有融合，有分解，有斗争，有抗拒，有接受，有拒绝。千变万化，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一种文化传入另一国以后，往往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的外国文化不会一下子就被另一国接受。适应往往就意味着改变，它必须根据新的环境改变自己一些特点以适应当地的需要……还有一个以哪个文化为主的问题。我认为，当然以本国文化为主，绝不能反客为主或喧宾夺主。以中国为例，我们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此同时，分析、接受外来文化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精华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常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吗？所谓中国特色，我认为，就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就算是精华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也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是过去我们搞的那一套僵化的教条），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技都在内，使之为我所用。”
季老在这里实际上谈了四条极为重要的原则：第一，强调文化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交流是一个异常复杂、千变万化的过程。一国文化传入另一国，能否被接受或接受多少，不取决于外来文化，而只能取决于当地文化。换言之，取决于外来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直到能适应当地文化，才能最后为当地文化所接受，融入当地文化。因此，一国的文化如果别国不需要，切不可强加于人；否则，是注定最后要失败的。第二，文化交流中应以本国文化为主，绝不能反客为主。这才是一条繁荣发展本国文化的正确原则。若违背这条原则，反客为主，就会走上诸如“全盘西化”的歧途。第三，对外来文化的处理，应当是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其先进的东西，使之为我所用，并假以时日，逐渐将其改造，融入本国文化，为本国文化增添一份营养。第四，在正确处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有一个如何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在季老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特色就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当然，这些精华也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分析、研究，赋予时代精神。
从以上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季老对文化交流的研究非常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学习和掌握季老有关文化交流的理论观点，相信对于发展东方学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复兴东方文化，都会有很大的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