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受重视的古典理论中，这一点是不讲明的，即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所有相关的变量的价值。因此，所有的变量都是组织的议事日程。这就是说，不得不经常选择它们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日常的观察和对组织的研究中，安排把一个潜在的影响决定的变量考虑成为实际的影响决定的变数中的困难，远大于给这个影响决定的变数选择价值的困难，这样的情况是常事。被联邦政府考虑为适当的议事日程的东西变化得很快。不能坚持认为，新的议程就一定会对需求和供给的改变做出必要的反应，比如，在这个世界上新问题的出现，或者与其解决方法有关的新技术的出现。失业保险是一个老点子，并且，对它的需要不仅仅出现在大萧条时期。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它确实是突然从一个非议事项变成了一个议事项。同样的例子可以在所有类型的组织中得到引证。公司的革新在许多时候只是在其他公司做之前把一个事项放到它的议事日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的一些事项正在进入议事日程的过程中。在联邦政府的例子中，浮动汇率的可能性至少已经浮出了地平线。
另一方面，很清楚，把事项提上议事日程具有真正的价值。《1946年就业法案》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除了最后把充分就业放进联邦议事日程的一份声明书中，同时，许多人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虚无的胜利。但那些强烈反对充分就业的人并没有被欺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对充分就业的认识是决定性的，虽然履行充分就业的责任的确很缓慢。一旦一个事项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中，人们多少会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它，只要这完全是可能的．并且，对几乎所有能想到的解决方法予以重视．可能要好过忽视这些解决方法。我急于想补充的是．这种普遍性有它的例外。有些问题并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把这样的事项提上议事日程，可能会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需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不满意。因此，“有意忽视”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大体上说．这种例外不可能是真实的。一个让人不满意的解决方法可能是为了产生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即需要用让人不满意的方法来逼迫人们收集所需要的信息去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但是，忽视永远不是建设性的和有生产价值的。
在这里，我想勾画一些关于决定议事日程的因素的观点。对个体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并且首先会把部分时间花在它身上。但本文将会提及的是．组织的本质和目的对于议事日程的决定产生了一些另外的结论，尤其是在引入新事项时行动缓慢的问题上会产生一些另外的结论。
严格地说。我这里将要陈述的不是一个理论或者模型，而是考虑的事项的种类，这些种类将会或者应该进入这样一种模型的形成过程。在形成将被陈述的概念时似乎不是很困难，虽然通过分析来处理它们从而产生有力的推论可能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种更宽广的方式去提出一些问题以避免完全集中在正在分析的问题上似乎更合适。这是个优化模型的观念，但是，它却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和信息渠道的丰富的框架中。无论在哪里采用的决定都属于接受信息的功能；那么。当信息不变化时，就不会做出决定，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做出不言而喻的决定不是为了改变特定变量的价值。反过来说．必须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因为它本身就是决定的结果。
当然，对这种观点来说，认为信息是稀缺的和昂贵的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假设人们能够获得所有的免费信息。我们接下来将会讨论，对于任何给定的个人和组织来说，不同种类的信息有不同的成本，这一事实对于组织的行为有着许多的含义。
本文将要陈述的主题是，不确定性、不可分割性、与信息渠道和使用信息渠道相关联的资本强度，这几种特性结合起来暗示着：（a）一个组织的实际结构和行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机事件，换句话来说依赖于历史，并且（b）太追求效率可能会导致对进一步变化的刚性和不反应性。
决定必定是信息的一种功能。因此，如果明确了对于某类决定不去收集任何有关的信息，那么，那些决定就是非议事项。
在最后的一个句子中，用了这样的单词：“明确的”和“决定”，这个句子强调了区别两种类型的决定的需要，一个是在具体行动意义上的决定。
另一个是收集信息的决定。这个区别在统计决定理论上人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两个决定被莱福（Raiffa）和施赖弗（Schlaifer）在他们的规范化的工作中分别被称为“最终行动”和“实验”。一个典型的例证出现在人们都知道的验收采样中。一个公司或政府正在购买很大数量的某种货物。这些货物的质量每一个品种可能都有所不同。当全部货物到达时，一个典型的程序就是采集样本，对其中每一个品种的样本进行测试，并且，基于样本的结果决定接受或拒绝整个货物。在这个意义上，采样和测试组成了一个实验，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是最终行动。如果测试的花费根本上是相当大的，一般来说，测试样本比测试所有货物要便宜得多。实验和最终行动都与资源利用有关。实验对资源利用是有含义的，因为它是昂贵的；实验也对最终行动有含义，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有益或者无益的决定。实验不直接产生收益，但它具有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改善最终行动的这个有帮助意义的价值。
如果这两个步骤的资源效应是加和性的，就可以精确地将实验和最终行动区分开来。即使这个加和性并不是经常有效的，但是，实验和最终行动的区别也是可以参考的。
假设，我们想像对于组织来说存在许多不同的决定区域，其中我们有一个可能进行实验的范围和一个可能最终行为的范围。再假设，这些决定区域非常独立，所以在不同区域内的最终行为的价值或多或少是加和性的。一个决定区域可能是积极的、需要被监测的或者消极的。积极的区域是指，做过了实验并从实验中接收到了信号，最终行动被选作信号的功能。需要被监测的区域是指，一些实验正在进行中；收到的信号传递了太少的信息而不能采取最终行动，但如果接收到适合的信号，最好的做法是进行进一步的实验，它反过来将产生足够的信息使最终行为进入议事日程。最后，消极的区域是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验，因此，实验和最终决定都不在议事日程上。
在这些类型中，决定区域的分割当然依赖于相关的收益和成本。一般来说，关于预期的收益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它对于解释在上一章中关于信息成本的分级可能有一些帮助。考虑一个个体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的例证。会存在一组证券，这个个体会对它主动地进行投资，他要不就是积极地对它们进行投资，要不就是一直在密切地关注这些证券。
同时，一直在考虑投资还是不投资。这个投资者将一直会观察市场价格，接收公司活动的报告。等等。他也在观察第二组证券，可以说，顺便看一下这些证券。他偶尔观察一下价格并看一些相对粗略的信息。如果感兴趣的活动或其他信息出现了，他可能会增加监测的力度，并把这组证券移到活跃的一组证券中去。最后，无论最大数量的证券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会去关注了。
对于信息成本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把证券分类成一组或另一组的系统性理由。因为过去的经验或者现在工作的关系，熟知特定的公司或者工业将意味着．获得一些证券的信息将比获得其他证券的信息要便宜：投资者具有能使他更好地理解信息的背景。
信息具有强烈的资本成分的事实意味着，一旦投资者选定了一定系列的证券，他就会停留在这一组证券中。因为对同样的证券去获取更多的信息，比获取其他证券的最初信息——投资人需要这些信息来开始——进行富有意义的分析来得便宜。
他很可能会监测一些信息便宜的证券，因为获取这些信息对于其他活动是互补的。因此，作为对他所主要感兴趣的证券进行分析而需要的一个背景资料，他可能会挑选出关于其他证券的一些信息。
从后一组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相当于一个并不昂贵的监测行为。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经纪人或者其他类似的机构，可能会向他提供广泛的即使是肤浅的信息，同时，他们也提供详细的信息。投资者对有关商业情况的一般的媒体资源可能会简单地读一下．因为它们内在的价值以及实际上这些资源是无成本的这种事实。但这些行为可能形成了一个特定数量的监测。最后，与商业相联系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可能组成信息的另一个来源，因为许多证据显示出个人影响被认为是更可靠的，而且这种关系越强，就意味着，如果给定一个成本，从主观上来衡量的话，它们会传递更多的信息。
那么，我们期望个人的议事日程怎样改变呢？
也就是，决定区域怎样从一组改变为另一组呢？监测过程是对这个过程的部分的内置的解释。有许多潜在的决定区域实际上人们只看到了很少的一点点。监测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在工业中质量监控的过程。产品的质量是在采样的基础上进行测试的。
只要结果令人满意，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是．如果发生质量下降的情况，那就会对其原因进行彻底的调查，由此产生的可能的最终结果是对机器进行修复或替换。但很清楚，作为可预见的可能性的结果，不光要改变议事日程，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一种可能性就是对于最终行动的报酬的巨大改变。
尤其是，机会收益——由于行动的改变而引起的在收益上的改变——可能会上升，因为对当前的、未检查过的行动的回报会下降。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我们有一个“危机”。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es）的术语就是，一个“强迫性事实”
可能比任何对因为改变而产生的潜在收益的推测更有说服力。泰坦尼克号客轮的沉没就导致了冰川巡逻队的成立。
毫无疑问，报酬上的改变可能是在感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的改变。当前，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的上升幅度比其实际问题要迅速得多（这不是说它们不重要，它们的确也很重要）。有时发生的问题是信号的成本下降，这是很多原因中的一种。简单地说，这可能就是个门槛效应。超过了一个特定的点，即污染效应和我们投资的证券组合的业绩不佳就变得非常明显，虽然实际上我们在观测和实验中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在一些例子中，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个体，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他们非常便宜地提供信息。这些人是各种类型的改革者和煽动者。
毫无疑问，当价值和成本结构适合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会兴旺发达，但是，这个火把虽然准备好了，仍然需要人来点亮。
改变议事日程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已经尝试性地用过这个模型，信息渠道与前面假设过的决定区域的划分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具有非常不同的政策含义的信号可能在起源上是紧密相关的．并通过相同的信息渠道而被接收；或者可能是为一个目的的实验，在附加很少成本的情况下，这种实验能产生非常不同的与最终行动相联系的一个附加性信息。一个有趣的范例就是机会主义的替代。在对一个复杂的机械设备——比如说导弹的一个从属单元的可能故障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检查或替换其他的部分就变得便宜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