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六个卖花的小孩没有卖够每天规定的花，挨了打。想回家，她们这才找到了警察。跟去采访时发现，她们住在成都红花堰。
这里是城郊结合部。这里有三四层高的红砖房，违章搭建的棚，以及低矮的平房。因房租便宜，一间屋一个月二百元左右，所以这里住满了乞丐、打工者、小偷各色人等。
六个卖花女孩最大的有十四岁，最小的八岁。她们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带着，租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里面摆放着一张木床和一张沙发床，乱七八糟的行李、衣裳挂满了屋子。你可以想象房间的拥挤与杂乱，而我们则难以想象她们是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因为这个线索，我和搭档把目光移向了街面上的卖花小孩。
记得那是个冬夜，地点在一环路上的某KTV外。
吃烧烤的时候，一群孩子便抱着玫瑰花来了，站在旁边嘴甜地让我的搭档买下一枝玫瑰花。想了解他们的情况，就买了一枝。这群孩子纷涌上来，缠着再买。
一朵是一心一意，两朵是两心相印。他们操着外地口音，熟练地说着与他们年龄不相符合的话。
通过攀谈我们了解到，他们在下午四点左右会出来卖花，凌晨三点左右再回去。
这些孩子特别机灵，撒谎时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告诉我，她是自己骑自行车来KTV的，还非常天真地指着另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告诉我，她搭他一起来的，骑的是二八圈的自行车。
五岁的小女孩搭一个六岁的小男孩骑二八圈的自行车？这样的谎言你不相信，她照样流利地说。撒谎的时候，小女孩的眼神平静淡定，没有丝毫闪烁，仿佛说的就像是真的一样。
从红花堰开车到城南的KTV，凌晨马路上无人无车时，也需要三十分钟。至于骑自行车，没有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到达的。
我掏了一块钱买下一枝花后，这些孩子就围上来要我买了。这样问话才能继续。如果不买，没一个孩子肯和你说话，非常现实直接。这些孩子的嘴很甜，我参加婚宴时听主持人说的祝福新人的话也莫过于此。
他们告诉我每天他们吃两顿饭，下午出来之前会吃一顿饭，凌晨回到出租房后再煮一碗面吃。
大的孩子每天最少要卖三十枝花，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说，他的任务是每天六十枝。问他们如果完不成任务会怎样，都嘿嘿笑着不回答。
他们中间有流浪儿童，更多的是被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贵州、安徽的偏僻山村以每年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的价格租出来的。
有孩子认真地告诉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卖几年花，等到了七八岁，她就能挣够读书的钱了，但是这只是他们天真的想法。对于一些偏僻山村来说，一个家庭除了供自己吃饭吃菜外，收入不过是几百块钱，所以家里女孩多的就租出来一年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哪怕这些孩子被警察遣送回家，第二年，他们仍会被村里的熟人租出来，带到城里继续卖花。
有的孩子说他以后不会回去，大城市好，城市给了他们太多太大的诱惑。就算没有人租他们出来卖花，他们中有的孩子也会偷跑到城市成为流浪儿童。有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说，她再大一点儿，就到城里的餐馆打工。
这些租出来的孩子还算好。还有一些流浪儿童，他们没有父母，或者根本记不住自己来自哪里，只能跟着社会上的闲杂人混生活。偷东西，抢劫，什么都干。
采访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指着我手里的大半瓶橙汁要喝。我说：“我去给你买一瓶。”她摇头。原因是如果是全新的一瓶，她必须上交。我手里喝过的给了她，她现在就能喝。
凌晨三点，马路上出现了七八辆自行车。这些孩子欢呼雀跃地奔了过去。一辆自行车上搭一个或两个孩子。
我们开车跟踪，竟被这些孩子认出来了，不仅指给那些大人看，还把我们引到了死胡同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行车从狭窄的路上一掠而过，听到那些孩子发出欢乐的笑声。
曾问过警察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警察也很无奈，送他们回家，他们一样会出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撒谎时眼都不眨一下的小女孩。写《花不弃》时，我就想起了这些卖花的孩子。没办法为他们做更多，有时候也很无奈。就像很多读者反映的一样，买花吧，其实赚钱的是他们背后的大人；不买吧，又可怜他们。
若是穿越了，以他们早熟的心灵及对社会的提前认知，在全新的环境里，他们会过什么样的人生？希望这本书里的女主角花不弃能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祝福，有人爱有人疼，有家有美好一点儿的人生。
——桩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