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把弓拉满，从不把势用尽
如果把弓拉得太圆太满，弓就会折断。做人做事如果把话说得太死太绝，到了完全没有回转的地步，等于不给自己留余地，自己给自己撤梯子，结果留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这就像行车走马一样，你一下子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掉头就不容易了。
在为人处世中，千万不可把话说尽，把事情做绝，哪怕你再有理，也不要咄咄逼人，而是要得饶人处且饶人。俗话讲，“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就是这个道理。在办任何事的时候，永远保持一些回旋应变的能力，学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含苞待放的花最美丽
曾国藩非常相信“含苞待放的花最美丽”的观点，即做事不可求全求满，否则就会走进死胡同。他曾经这样说道：“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意思就是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离他不远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在家训中写道，“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以告诫子嗣。很多人都不明了其中的奥妙。
曾国藩在平叛了太平天国，湘军声威达到了极盛的时候，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向清廷奏请裁减湘军，明白表示自己没有挟军权造反的态度。
至于裁减湘军，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已经商量好了。
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剿灭太平军指日可待，此时已该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写给曾国荃的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决辞掉了自己的官职，请求回老家颐养天年。这可以说是裁减湘军的第一步。
第二步，曾国藩自筹经费遣散了近四万湘军。
曾国藩在战事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计划裁撤湘军。他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争一结束，便宣告裁兵。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两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
第三步，曾国藩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
按理说，曾国藩手握重权，他也说过“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且幕府人才济济，粮饷充盈，完全可以拥兵造反，打到紫禁城，自己做皇帝。这样岂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裁减湘军呢？
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太平军被平定后，曾国藩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和左宗棠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曾国藩也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一点说明了清廷对湘军的不信任，在有计划地分解湘军实力，曾国藩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大不如从前，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
再说，如今李鸿章和左宗棠受到朝廷的重用，他曾国藩真造反也未必就能成功。
也就是说，曾国藩如果把势用尽，拥兵造反，推翻满清，自己做皇帝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反而会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与其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还不如主动裁军向清廷示意。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人人都在追求着功名，但功名是不能永葆的。当达到一定的成就时，止住贪欲，才可以保全自己已有的功名。
“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是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凡人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必须认清时务，因机而变，相时而动。曾国藩知道逆天行事必然会导致惨败，退而求其次，至少获得忠心的美誉。
宋代大禅师五祖法演写给其弟子克勤的“法演四戒”中的第一戒就是“势不可用尽”。说的就是“势若用尽，祸一定来”，即当势在用尽的时候祸患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顺着某种惯性去做事，因此在人们做事非常顺心、非常顺利的时候，往往会埋下毁灭的种子。
因此，为人处世，一定要为自己和他人留一些回旋的余地，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只有这样，你才能行动自如。
刚柔互用，张弛有道
为人处世，要张弛有道。太刚则折，过于耿直就容易遭到众人的议论、打压；太柔则靡，过于软弱，就会显得自己很没有能力，就会招致他人的欺压。曾国藩的成功过程，就是由刚变柔，由纯用刚强到刚柔互用的经过。
曾国藩出道之初，靠着一腔热血，横冲直撞，虽然打开了局面，却也险象环生，使得他心有余悸。咸丰七年他奔丧在家，遭受了朝中大臣的谴责，迫使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改变过于刚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法，逐渐变得柔弱圆融。
他的好友欧阳兆熊说：“（曾国藩）常常说要写一本《挺经》，表明自己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咸丰七年，在江西作战时，忽遇父亲去世，曾国藩回家奔丧，朝廷对他议论纷纷。左恪靖在骆文忠的家中，大骂曾国藩，一时众议斐然……后来，曾国藩料理完了父亲的丧事回到了江西，一改过去耿直刚强的性格，而变得柔弱圆融，以至成此巨功。”
这段话中明确地记载了曾国藩由刚变柔的过程。曾国藩在家服丧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对自己出道江西屡屡受挫的原因作了深深的思考。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他以后的为人之道，逐渐是以柔为刚，偏于柔术。
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最近，我逐渐懂得了为人之道，必须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强，不是指暴虐，而是指为人要有自己的个性；柔弱也不是指卑微，而是为人处世要学会谦让。”不久，他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所以，我们应该在自身修养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待人处事方面要圆融通达。”教导自己的弟弟也改变一味刚强的作风，学会刚柔并用。
曾国藩知道，刚柔是为人处世的两种不同策略，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二者不可偏废。所以他主张刚柔互用，有张有弛，这样才能应对自如。就他自己来看，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慎重但是毫不手软，仍然采取刚强之方；但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与同僚和上级打交道的时候，他却反复思量，采用柔术，避重就轻，争取不激化矛盾，为自己的前进减少阻力。
同治元年，苗沛霖占据淮北，横行无忌，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遵循胜保的安抚政策，任其妄为。僧格林沁与曾国藩受命共同剿捻，本应和衷共济，联合对敌，但实际上他们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僧格林沁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湘军，这次也想借苗沛霖来和湘军对抗。有了僧格林沁的支持，苗沛霖更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他接连几次挑衅湘军唐训方和蒋凝学的部下，激起了湘军的众怒。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动手找苗沛霖算账，势必会激化矛盾，不但给密谋造反的苗沛霖提供借口，而且也会使僧格林沁更加恨自己。曾国藩审时度势，认为现在必须隐忍。苗沛霖迟早是要剿灭的，但现在不行。
他在十一月十六日给部将唐训方的信中教导说：“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能力打败苗兵。只不过现在局势变了，如果带军队去跟苗兵作战是不明智的。我们先安抚他，这样既可以保全自己，又不至于使僧格林沁与我们结怨太深。如今苗兵又领了上万的军饷，声称归顺我大清，很受朝廷赏识，不得再以叛兵对待。他时时挑衅杀我湘军兵士，只不过是为了挑起我们内部的矛盾，使我们窝里斗，替僧格林沁出气。用刚用柔，都不是很好的办法。还不如我们现在撤退，不与他对抗。此地由僧格林沁派兵防御，也许会相安无事。如果苗兵再杀我兵士，那就有理由去剿灭他了。”
三天后，曾国藩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再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寿州退还苗练一节，此间人多不以为然。寄谕亦未允许。苗练屡禀，动称楚师勾结捻匪。僧邸屡犊，动称派员详查楚师与苗练不和，孰直孰曲。我军如果跟苗兵开仗，势必会与僧格林沁水火不容。今日之天下，岂堪将帅更有水火之争？弟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为了避免和朝廷倚重的僧格林沁发生矛盾，曾国藩宁可一退再退，以柔术应之。实际上，他故示柔弱，隐忍一时，却把最难踢的球踢给了僧格林沁。果然不久，苗沛霖公然反叛，把僧格林沁搞得下不来台，最后还是他把苗沛霖给剿灭了。
这种寓刚于柔的方法，是曾国藩最精妙的为人处世之道。在晚年，曾国藩更偏于采用柔术。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事件时，就完全采用柔术，结果给自己造成了被动。他给李鸿章介绍自己的教训时说：“津案办理太柔，内疚方深，法国犹复饶舌，且疑守令并未出戍，是其积愤已深。翰泉等遂求调营自效，徒贻口实，自不必多此一举。”告诫李鸿章该刚强的时候一定要刚强。
圆融通达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为人处世要做到刚柔并用，以圆融通达为做人的基本原则。
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为人处世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不可太单一，方法太单一了，就有可能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使自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办事情力戒只有一而无二，不作多手准备，要多路经营，要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曾国藩深知，要想让自己在官场中立稳脚跟，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所以他在经营湘军、淮军时，就作了多手准备和两条腿走路的大策划。
招募淮勇是曾国藩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事。1859年初的招募皖北马队可以称为发轫之举。
此后，在1860年8月议办淮扬水师时，曾国藩又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准备建立陆营以辅弼水师。
李鸿章招募淮勇，是听了曾国藩的劝说。曾国藩之所以要组建淮勇新军，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问题。1860年8月，曾国藩在给咸丰帝上的《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要编练淮勇问题。但当时咸丰帝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曾国藩暂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但他仍认为“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
1861年6月，曾国藩在湘军中组成了以黄冀升为统领的淮扬水师九营后，着手编练陆营淮勇。
在李鸿章正式招募淮勇前，曾国藩就已经编练了三营“淮勇”，这三营分别为：一是马从震的震字营，马从震为桐城团练头目马三俊的儿子，其父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马从震于1860年3月到宿松投奔曾国藩，曾令其招募一营，号为淮勇，移师祁门后驻守榉根岭，不久即拨归左宗棠部入浙作战。二是张遇春的春字营，张遇春为李鸿章旧部，1860年受李鸿章的邀请来祁门。三是李元济的济字营，李元济为1858年投降的皖南太平军将领，他曾经追随杨载福在建德一带作战，后来战败投降，1860年7月由曾国藩选取五百人，编为济字营。李鸿章招募兵勇之初，曾国藩即将春、济两营拨归其统辖。
1861年12月，曾国藩为了实现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梦想，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一支新的武装力量。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授意之下，组建淮军。他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的地方武装力量较为强悍，而且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招募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的武装力量，组建淮军。
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动员刘铭传等多招募兵勇，扩充自己的实力。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双方一拍即合，使得李鸿章招募淮勇十分顺利，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自去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力。曾国藩欣然同意了，陆续调拨湘勇八营，拨归淮军，作“赠嫁之资”。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曾国藩调拨给李鸿章的程学启、滕嗣林等营，这标志着淮军正式成军。
淮军组建成功后，就成了曾国藩势力的另一条腿，很快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列。
由于曾国藩是按照建立湘军的模式建立淮军的，淮军在李鸿章的统率下，通过镇压太平军，与人联手，战功显赫，成为曾国藩一支得力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曾国藩“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意图。
曾国藩和李鸿章能够在晚清急剧动荡的社会中站稳脚跟，且官越做越大，主要是他们掌握了两条腿走路、多路经营的方法，哪怕在遇到困难时也不至于崩溃于一处。
人的一生要获得成功，其实有很多方式，但在生活中始终有那么一些人一条道走到黑，往往头撞南墙才会想到回头。学会多路经营，即使西边的灯不亮，那东边也还有一盏灯能够照耀着你走下去。
少一分张扬，就多一分实惠
“少一分张扬，就多一分实惠”讲的是为人处世要务实，不贪图虚名。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从一点一滴的实事做起就能获得事业的大成功。
